“高三打基础，高四985”是在高考生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近年来，高考复读热再度升温，且复读生群体中不乏高分考生。面对这一现象，舆论呈现两极分化，有人认为复读是学生的正当权益，有人认为这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有失教育公平。高考复读热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对于个人、国家和社会有何影响？从高考改革的角度，如何治理复读热现象？
郝保伟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高考报告（2020）》编委
杨玉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
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董秀华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教育家》：近几年，高考复读生的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考的竞争，引发了社会上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对此您怎么看？
郝保伟：
复读是学生的个人权益，是一种正当的教育诉求。复读的教育选择权，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学生在合理、合情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乃至第N次拼搏，不仅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更考验个人的智力与情感，基于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我认为应支持这种行为。复读的选择绝非是一时冲动，更不是简单行为，而是反复掂量后的决定。且高中阶段并未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无论应届生还是复读生，都是通过缴费读书，可以说，接受高中教育是一种自主的市场行为。所以，复读行为是合理合法的。
对于应届生来说，复读生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但并未对考试公平造成严重的挑战。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跟学生的录取比例有关，而不只是参考人数。此外，高考竞争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不仅有个人天生的禀赋因素，更有各地的教育教学因素；不仅有考试的临场因素，更有个人的训练水平因素；不仅有省级区域的不平衡，还有城乡之间的差异。禁止复读，并不会减轻个体的高考竞争压力。
对于国家而言，复读并不会给国家教育带来根本性矛盾，更不会带来混乱与失序。复读的存在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证明，人生不止是一次考试，高考也并非“一考定终身”。
杨玉春：
复读不是一个新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和低录取率是复读的根本动因。1998年以来，随着高校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也降低了复读生的比例。但随着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普通高校的文凭含金量相对降低，为了更大概率挑选到优质的高校毕业生，社会中刮起了“唯学历”用人的不良风气，将“名校”品牌作为招聘的门槛，在造成新一轮复读热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教育不公平。
近几年复读热的再度升温，一方面体现了我国教育对学生选择权和考试权的尊重。学生对高校和专业的“挑剔”，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高校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另一方面，高考复读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应届生的资源，导致教育不公平。尤其是高分复读生、中途辍学的大学生，其复读行为将高考制度彻底视为选拔过关工具，用一两年的时间为个人再赢得一次竞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除了挤占应届生的资源，对其已经拥有的受教育机会、教学资源也是一种浪费，这在本质上体现了个体自主选择与国家选才育人之间的内在张力。
熊丙奇：
复读现象一直存在，近年来复读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对于复读现象，舆论呈现两极分化。
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复读是学生的权益，也是破解“一考定终身”的方式之一。毕竟复读的原因颇为复杂，有的是因为考试发挥不理想而复读，有的是因志愿填报失误没有考进理想学校、专业而复读，还有的是担心“第一学历歧视”而复读。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复读刺激高考竞争，对应届生不公平。
从维护每个学生平等的考试权以及高考人性化的角度看，复读生参加高考不会被禁止。在“学历社会”环境中，若高考制度不进行根本改革，复读现象将长期存在。
我认为，复读现象与教育公平无关，这是学生的个人选择。维护教育公平需要扩大教育资源，改革教育管理与评价体系，促进学校平等竞争，促进就业公平。
董秀华：
整体而言，我对复读持否定态度。
一方面，我国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仍处于相对有限的状态，高考复读生规模的扩大必然挤占有限的教育资源，对应届生的确有失公平。而复读生重复占用高中教育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降低。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已经被高校甚至是较好的高校录取的学生选择复读，对应届生而言也是一种高考机会的挤压。尤其是在当前高考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熟练度、准确度等进行细微区分的情况下，应届生相对处于不利状态。换言之，对于同等资质、同等禀赋的学生，一年强化复习可能会造成明显的学习成绩差异及由此导致的高考录取机会的差异。
《教育家》：有一些省份开始采取限制复读生的措施。如贵州、云南、四川、黑龙江大庆等地已明确表示：从今年开始，省内所有公办普通高中不再允许招收复读生或办复读班。关于这一点，2002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就提到“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但收效甚微。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郝保伟：
选择复读的考生及其家庭，往往有较高的、很大程度能够实现的升学预期。办复读班，对于承办高中和当地政府，都是有利可图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该校、该地的高考升学率。所以，复读生及其家庭、地方高中和地方政府，都有强烈的利益动力、期望来参加或承办复读班。
国家层面相关禁止举办复读班的政策与地方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在执行过程中政策效果势必逐级消解。简单地禁止公办高中举办复读班，可能会造成几个方面的后果：
一是复读生转向选择私立学校、校外机构进行复读，付出的经济成本必然增高，校外教育市场更加火爆；
二是部分有条件的复读生通过各种不当手段更改个人档案，以进入公办学校“复读”；
三是转到政策不严格的地方继续选择公办学校复读；
四是部分知名高中举办私立学校，大肆招收复读生，以规避政策。
而上述后果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杨玉春：
200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有研究者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并未对复读班加以禁止，而是通过变通的方式选择性执行国家政策，导致复读热潮只增不减，这种现象与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是分不开的。
地方不应急功近利地将高考升学率视为高中教育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放纵复读只会导致更加不良的高中教育生态和复读生源叠加的恶性循环。
近年来，随着高考制度的不断改革，国家也在通过综合评价招生、国家专项招生计划、新高考政策等一系列手段探索更公平、有效的高等教育入学方式，以期使每个学生都能够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和受教育机会。但“公平”不同于“平等”或“均等”，公平本身就包含着差异性，教育公平需要权衡多方利益，在平等和差异之间追求协调。
董秀华：
从教育公平角度说，每个学生享有的教育经费和公费受教育的机会都是有限的，如果说已经被高校甚至是还不错的高校录取，但为了搏一个更好的高等教育起点学历，而选择复读，显然是应列入选择性教育的范畴，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买单，而不应过多占用普惠性质且相对有限的财政性教育经费。
限制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的政策总体来说是项好政策，但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升学率驱动。总体而言，复读生的稳定性和升学率相对较高，大多数选择复读的学生都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相对较强，教师同等程度的教学和辅导付出，效果相对可以乐观预期。这对中等水平的高中学校稳定乃至快速提高升学率是有一定诱惑的。
二是经济利益驱动。一般来说，选择复读的学生会更加珍惜难得的复读机会，家长也愿意支付相对高额的复读费用以换取较好的复读机会。这无疑会为学校及相关方面增加一笔额外收入。
《教育家》：大学扩招后，真正落榜的考生少了，但复读生反而比原来更多了。这些复读生中，存在一定数量成绩优秀的考生。对于“高分复读”现象，有人建议发文禁止已被大学录取的考生复读，还有人建议假如考生感觉今年高考不理想，准备明年复读的话，完全可以放弃志愿填报，不要过度占用教育资源。您认为以上方法是否有效可行？对于治理复读现象，有没有其他建议？
熊丙奇：
很多人曾认为，随着高考升学率提高，落榜生减少，复读需求会减少，但从现实来看，近年来“高分复读”成为复读的主流。对于这类复读群体，尤其是被录取后放弃报到的复读群体，很多人质疑其浪费教育资源，影响其他考生的录取机会，于是呼吁限制这类学生高考；还有的省市，将考生的这类行为列为不诚信行为，限制复读生填报志愿的个数。这是把考生的选择权和诚信报考混为一谈。
治理复读现象，必须基于尊重考生的选择权进行，说到底，考生被录取后放弃报到，也是考生的一种选择。在发达国家，一名考生可以拿到多张录取通知书后，再作选择。另外，要求准备复读的学生不填报志愿，也是不现实的。填报志愿是考生的权利。问题在于，我国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并不知道能被哪所学校、哪一专业录取，志愿填报本就带有很强的博弈色彩。
“高分复读”的根本原因来自“学历社会”的“学历情结”，在“唯名校”“唯学历”的导向下，很多考生都希望能考进名校，认为复读一年甚至多年考进一所好学校，比进入一所一般的学校却需要花更多精力才能改变学历身份，来得更为划算。因此，高分复读是学历社会“唯学历”问题的监测指标，“高分复读”现象日益严重，表明我国的“学历社会”问题愈发严峻。我们需要治理的是“学历社会”问题，而非限制学生的选择。
董秀华：
“高分复读”现象日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高等教育资源造成浪费。因为目前为止，高考录取都是一次性划线投档、一次性完成录取，基本没有递补、补录等政策设计，一旦被录取的学生没有报到，就等于招生计划彻底放空作废。
发文禁止已被大学录取的学生复读，虽然听上去不太近人情，但从从严限制“高分复读”现象的角度来说，不失为一种政策选择。当然，这其中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宣传和配套措施，以消除学生的担忧，甚至引导他们改变想法。
比如，让学生真正理解对人生具有决定性的选择不只有高考这一次，只要自己想且足够努力，在人生的任何一个节点上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在政策设计方面，诸如专升本、转专业、插班生、双学位、联合培养、读研等，也已经为学生就读大学之后的更多选择打通了“立交桥”。
杨玉春：
让一部分学生放弃志愿填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复读热所反映的教育问题，且每个学生都有填报志愿、参与选择的权利，不应被任何人剥夺，牺牲这一部分学生的权利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想要从根本上权衡多数人的权益，维护有序健康的教育生态，可以从引导生涯规划、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优化报考政策等角度进行制度创新。
其一，加强高中阶段职业生涯指导课程的开设，通过生涯指导课程让学生了解自身潜能和需要，尤其为他们介绍高校各类专业设置及相关行业的需要，让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和判断自己想选择的专业，更有针对性地填报高考志愿。
其二，提供更智能、科学的填报系统，保障学生能够精准、高效地选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
其三，家长要在尊重学生选择的前提下，为他们提供建议和指导，既不可以替学生大包大揽，也不可以撒手不管任由学生自主选择。在填报志愿时，家长和学生要保持平和、积极的心态，根据学生的实际分数、排名，结合自身优势、兴趣，多方权衡后，科学、有效地进行学校和专业的匹配选择。
《教育家》：站在高考改革和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浪潮中，应如何理性审视复读现象？
郝保伟：
人民群众有合理的教育诉求，政府就应该回应、满足这种诉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简单的禁止、甩锅行为是不可取的。
未来的高考改革中，最关键的还是深化改革创新，通过顶层设计，创新制度安排，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引导和规范复读现象。
教育者应指导学生做好高中三年的学业规划和未来职业生涯规划，科学选择和学习高考科目；同时，指导学生科学填报志愿，减少录取中的失误。
杨玉春：
复读现象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必然结果，会随着教育质量观的改进与高中教育质量的提升而得到缓解。
复读现象客观上表明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且有能力追求优质教育，学生和家长们应理性看待这一现象，不应将复读现象妖魔化，也不应将复读看作唯一道路，而要充分意识到，高考是通往高校的敲门砖，但不是限制个人发展的拦路虎，学生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名牌高校的一纸文凭。
随着当前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不断发展，个体发展不再局限于某一年龄阶段、某一专业、某一学校。
研究发现，复读生群体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这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和身心健康都存在不利影响。因此，在面对不太理想的成绩、学校和专业时，学生和家长要结合未来长远规划考虑，冷静判断是否真的需要且适合复读。
董秀华：
复读这一选择，可谓机遇与风险同在。对复读学生来说，心理压力可能远大于学习压力，因此复读的过程也是学生心理历练的过程。心理调适得好，结果可能会更好；心理调适得不好，也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当前这个倡导且践行终身学习的社会，个人的成功更多取决于其努力程度和对机会的把握，是时候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僵化思维，培养在任何起点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新思维。
从高考招生改革的角度说，应尝试打破建基于熟练度、准确度基础上只能做出细微区分的高考命题模式，尝试代之以更具筛选性的考试和选拔的方式，如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潜力等；
尝试打破统一考试、总分排序、一次性投档的招生录取机制，给予高校和考生相互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以更好地实现考生潜能、兴趣与高校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模式之间更好的匹配。
熊丙奇：
治理复读现象，功夫应在复读之外。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推进破除“唯学历论”的教育评价与人才评价改革；另一方面要改革高考录取制度，探索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的录取机制，以此提高学生对被录取学校和专业的满意度。
现在的高考录取制度实际上是学生在高考成绩出来后再填报志愿，学生在填报志愿过程中并不知道其他考生的走向，因此填报志愿存在不确定性，由此导致了学生对学校的选择权并不能够充分地实施。
被录取之后选择放弃报到，实际上是学生在对学校做进一步的选择。应该注意的是，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招生制度——一个学生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可以申请若干所大学，拿到若干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再进行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就会很大程度地提高学生对学校和专业的满意度。这既满足学生的选择权，同时也促使学校提高自身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水平，以吸引学生。
但是要建立这样的机制，就要打破原有的计划招生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这也是近年来推进高考改革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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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0年12月刊第2期
作者 | 本刊记者 王梦茜 李香玉
设计 | 九月九
统筹 | 周彩丽
高考复读的路越来越窄，为何还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