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知了肆鸣，不过，声音最大还是青蛙，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取蛙声一片”。麻雀和燕子相处甚好，飞行途中停在树枝上休息，瞅来瞅去彼此打招呼。各式各样的昆虫在天空飞舞，尤其是雨后傍晚时分，一种长了翅膀的蚂蚁会做低空飞翔，不过它们振翅的声音就小多了，只有贴着耳朵飞过去，才能听到拂动的风声。晚来归家的牛拉长着脖子：哞——，村人们热情的彼此寒暄，狗狗们也很激动，汪来汪去，不知是和人打招呼，还是和狗朋友拉呱。这乡村的交响乐，袅袅的炊烟、青山翠暮、以及夜间闪烁的星星，就是我记忆里永不褪色的童年画卷了。
六岁那年，我就觉得自己是大人了，所谓大人，不过是长了一张需要我仰脖子才能看到的脸而已。他们说的那些话，大部分我都不爱听，如果不是害怕挨揍，我连一句都不会听。妈妈经常呵斥我是耳边风，意思是她的话我从左耳进，右耳出，实际上她错了，我连左耳都没进。妈妈大概也感受到我的油盐不进，把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好在弟弟确实是个好孩子，忠实的履行着她的教诲。
比如，妈妈在门前晒谷子，让我们乖乖在家看门，一是不准鸡偷吃谷子，二是下雨的时候马上收谷子。我可待不住，通常就要偷溜出去玩，晚上不敢回家，索性去奶奶家。有时候，我也会撺掇弟弟和我一起走，法不责众嘛。客观的说，我也不是故意不听妈妈的话，只是总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在吸引着我。
轰隆隆的雷声从天边滚过，乌云中划过最尖锐的闪电，下雨的时候我要赶到奶奶家，老屋铺着青瓦，屋顶有用于采光的琉璃瓦，雨点落在瓦上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着雨水顺着瓦檐滴下来，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珠子，晶莹剔透、闪烁、晶亮、荡漾，当我忍不住了，用手去接，它就变成清凉的水，湿了我的手。雨大的时候，雨帘就特别的急、珠子也特别的大；雨慢下来的时候，雨帘越来越小，水滴越来越慢，最后一颗珠子消失在空气中，又似乎变成了天边刚刚升起的彩虹，十分美丽。
在山里，孩子们的智慧和耐力都受到了考验，怎样捉住一只在天空飞翔的鸟呢？我们会在空场上撒些粮食引诱它们，或者通过跟踪找到它们的窝，不管是树顶还是高高的屋檐，我们总能想到办法爬上去，小心翼翼的端下整个鸟窝，里面要么有几枚小小的鸟蛋，要么就是嘴巴嫩黄的鸟宝宝。我就养过几个鸟宝宝，通常是小麻雀，不过没有一次成功，它们不吃不喝，用不了几天就死了。免不了一通伤心，我用纸盒子装着，把它们埋在地里，献上鲜花，喃喃地和它们道别。
男孩们把坏掉的雨伞骨磨得尖尖的，安装在一节竹子上，再加一条从轮胎上切下来的橡皮筋，就是射杀小鱼的武器；女孩们不屑于这些残忍的游戏，年龄稍长一些的，开始对妈妈手里的毛线和锅铲产生了兴趣。
我妈对小女生们的兴趣不屑一顾，她明确表示，如果我敢织毛线，见一次打一次，她的要求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老人家能把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小学一年级，我当上班长以后，飞奔回家炫耀，老妈面不改色的说，“毛主席说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顿时觉得索然无味，班长已经是最大的官了，不过我也没当几天，班长的职责是拿钥匙开门，而我老是迟到，搞得全班同学都进不了教室，老师把我的班长撤销了，这样一来，我去学校的动力就没有了。
我不喜欢待在教室里，总是想方设法的逃课。我家大人生病，我家的猪生病，还有我自己生病，无非就是这些借口。至于我逃课干什么，游戏太多了。有一次，我正兴致勃勃的玩泥巴，忽然屁股一阵刺痛，回头一看，我妈来了。乡村小学就是这点不好，瞒得过学校的老师，还得防备村里的耳目。我妈和乡邻在路上遇到了，人家问我妈，你家女儿干嘛去了，我妈说在学校上学呢，人家说看见我在路边玩泥巴，气急败坏的我妈找到我，于是就有了屁股挨巴掌一事。
再比如，老师和我妈有时会在路上偶遇，这时我所精心编织的故事全部穿帮，关于大人生病，本人生病，以及猪生病的谎言马上被戳穿。这个事情带来一个更糟糕的后果，我从姐姐变成了人犯，弟弟得了妈妈的尚方宝剑，权利极大，不仅可以押解我上学，还可以随时打小报告。在老师和弟弟的双重监管下，我失去了自由，再也不能离开教室一步。
快过年的时候，大人们分外宽容。孩子们心里实在是高兴，雀跃而又无从宣泄，平常玩的游戏也因为对春节的期待而变得少了趣味。于是三五成群约着上山，钳松毛，折茶花，也不光是茶花，还有马樱花。松毛可以捂白酒，茶花则插在供奉祖先的瓷瓶里，清水泡着可以养到年后。小哥哥带着我们午饭后出发。村子周围的每座山都是孩子的游乐场，除了上课时间，基本都在山间厮混，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不同季节的同一座山，还是能带给孩子们同样的新鲜感。
小哥哥充当大人的角色，他决定去哪座山，哪座山中的茶花开得好，哪里的松毛茂盛，以及哪里可以捡到漂亮的马牙石，都是我们行进的目标。山与山之间的断崖处，大人嘱咐我们远离危险的地方，对于孩子们而言非常神秘，天气好而时间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总是要一探究竟的，而在此之前，小哥哥照例要给我们讲一讲将军爷爷的故事。
相传我们老祖里，有一个胸口长了七颗痔的人，打仗勇敢，几年以后做了将军。每次听到这个故事，孩子们总是很振奋，随手撇一根树枝当作战马，哇啦啦就往前冲，仿佛前面就是敌人的炮火阵地，谁也不愿意落在后面。
这次也一样，冲到半山腰的时候，前方出现一个沙石陡坡，大家都停了下来，经过一番侦查，小哥哥决定冲过去。断面比较陡峭，表层是细细的沙石，零星长了几株灌木丛，我心生胆怯。男孩们冲过去又冲回来，传授我“冲锋”的技巧，如果我不愿意冲过去，他们就要丢下我。男孩们就快没有耐心了，我鼓起勇气往陡坡冲去，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冲到陡坡中间的时候，视野非常好，山脚的村庄和蜿蜒的公路清晰的出现在眼前，我高兴得停下来，转过身去，想和小伙伴们分享眼前的美景，然而，几乎在我停下的同一瞬间，脚下沙子刷拉拉飞速向下运动，我手忙脚乱的连蹬几脚，没能改变身体快速下滑的趋势，大概几分钟后，我感觉自己摔到一个湿漉漉硬滑硬滑的山沟里，头顶只有一线天，手脚动弹不得，连呼吸都闷闷的疼，我喊不出来，只能等小哥哥来救我。小伙伴七手八脚的把我弄出来，小哥哥背我下山回家。
我们看病通常都在村里的卫生院，医生也是本村人，我喊他大伯，他家医术是时代相传的。大伯会打针，会开西药药片，也会抓中药，视个人需求和情况而定。有时候卫生院关门了，村民就直接到大伯家里去找他。我记得发烧感冒的药片有点酸，吃完呼呼大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恢复力气。最可怕的是打针，心里的恐惧远胜过皮肉之疼痛。大伯仔细问了摔跤的过程，开了一瓶云南白药，嘱咐用白酒兑着吃。这个年就过得比较潦草，受到父母多于平时的关注，限制了很多自由。这次被摔、加上我学不会爬树、跑得慢等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我被冠上“笨”的标签，笨蛋会被关注，但不会是关照，也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