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寂寞的红酒
提起清华大学，可以说家喻户晓。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知名度最高的两所大学，即使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望。有人说清华大学是中国大学的一面旗帜，有人说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理工科院校，有人说清华大学是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等等。然而，在这一连串殊荣的背后，很少有人能记起那位曾经为清华大学倾注毕生心血的老校长梅贻琦。
1889年（光绪十五年），梅贻琦生于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1904年，梅贻琦考入南开中学，1908年被保送进入直隶高等学堂(保定)就读。1909年，梅贻琦作为首批庚款留美生赴美国深造。1910年，梅贻琦进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学习电机工程。1914年，梅贻琦从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毕业后，梅贻琦回归祖国，来到清华，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务。
在经历了“三赶”校长的风潮后，1931年冬天，梅贻琦先生临危受命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清廉正直，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深受清华师生的爱戴。梅贻琦在任期间，以教授治校、通才教育为方针，倡导学术自由，大力整顿校务、狠抓教育，把清华大学打造成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叫“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直到现在仍然振聋发聩。在他任清华大学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汇聚了朱自清、吴宓、胡适、陈寅恪等一大批名人。
抗战爆发后，梅贻琦毅然带领清华师生南下，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风雨飘摇、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为中国保留下了教育的火种。作为“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一心扑在联大校务中，一刻也不松懈。在梅贻琦的主持下，西南联大高扬“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坚持教授治校，全面践行百花齐放、学术竞放、兼容并蓄的办学风气，为西南联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深厚的治学条件，开创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屠守锷、邓稼先等大批优秀人才，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梅贻琦因此被誉为“西南联大之魂”，抗战后他又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之一”。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溃败，逃往台湾。为了保留清华大学的庚子退款，梅贻琦在1950年初前往纽约管理清华在美国的基金。梅贻琦深知，如果自己不去，清华的庚子退款很可能就没了。实际上，作为清华校长，此前，梅贻琦一直管理着巨额的“中国文化教育促进基金会”，也就是美国的庚子退款。1924年，“中国文化教育促进基金会”的数额高达1254.5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让人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不过梅贻琦先生却从来没有从这笔基金中拿过一分钱，为了办学他反而曾变卖家产，生活清贫的梅贻琦一家，要靠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外出打工和摆摊卖糕点补贴家用。即使如此，在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他仍然下令取消校长的所有特权和补贴，使得整个家庭没有任何积蓄。梅贻琦先生清廉至此。
1955年，梅贻琦回到台湾，在新竹创办了台湾清华大学。就这样，梅贻琦被誉为“两岸清华校长”。尽管时间的洪流将本是同根生的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分开，但仍不能阻止培养莘莘学子的赤子之心。梅贻琦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两岸清华校长。1960年，梅贻琦先生被确诊为癌症。由于梅贻琦家境贫寒，身无长物，因此新竹清华大学为他支付了部分治疗费用，医院也酌情减少了部分治疗费用，但仍然不够。闻讯的清华校友在六个月内为梅贻琦先生筹集了65万新台币。躺在病床上，梅贻琦看到了清华师生的捐赠记录泪如雨下。1962年，梅贻琦因病逝世。梅贻琦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只留下了一个皮箱，箱子里装的是庚子赔偿基金的使用账目。里面每一笔资金使用都有明确的记录，而且一分也不差。这就是让人敬佩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他是两岸清华“永远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