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0日，《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发布，围绕流动儿童群体生存现状、发展特征、入学政策、升学政策等问题，呈现流动儿童的教育现状，提出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平等入学和升学权利的问题依然严峻。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村儿童跟随父母向城市转移。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需要适应陌生环境、面临各种变化、融入新的生活。同时，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日益增长，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虽在解决“有学上”的问题上取得了不小成效，但流动儿童仍面临“上好学”的难题。近年来，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流动儿童中，还逐渐涌现出一批为了教育而流动的儿童。流动和留守的双重身份、再迁甚至多迁儿童的归属感、难以充分享有城市教育资源、家长教育理念和意识层面存在短板等，都成为当前流动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的“教育尴尬”。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儿童教育有哪些新进展？差异化落户政策下的流动儿童教育面临哪些新挑战？如何切实保障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的教育公平，给予他们优质的教育供给，化解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尴尬”？
《教育家》1月刊第2期专题报道，聚焦以上问题，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和生活现状，倾听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期待，并邀请相关专家给予政策建议，探寻社会组织为提升流动儿童素质和幸福感所做的努力，以期引发社会各界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度思考。
倾听“流动”心声
中国目前有数以千万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从小随父母四处漂泊。这些流动儿童的学习情况以及他们家庭的生活状态如何？本刊编辑部聚焦三个流动儿童家庭，讲述在流动大潮中的小人物的真实故事，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生活起落，让她顾不上孩子的教育
几乎每天早上，晓航都在离校门口不远的早点摊买上一份早点，然后站在旁边狼吞虎咽，有时甚至只能将刚吃了一半的早点扔进垃圾箱，就赶紧踩着进校铃跑进学校。很难想象，晓航从五年级开始就一个人租住在学校旁边的居民楼里，直到现在上了初一。其实早在几年前刚来天津时，一切并不是现在的模样。
2016年，晓航读三年级，因为爸爸生意上的原因，他们一家三口从黑龙江来到天津，在他爸爸公司的写字楼旁边租下一套公寓，晓航就读于马路对面的一所私立小学。妈妈吴虹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偶尔到丈夫的公司帮帮忙。当时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美好。2017年年底，晓航还多了一个弟弟。
可是好景不长，2018年上半年，晓航爸爸的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公司破产不久，他爸就把我们三口托付给住在天津郊区的三哥三嫂，只身回了黑龙江，想重新再来。可是，重新开始哪有说的那么容易？2018年年底，小儿子刚满一岁，我就待不住了。在三哥三嫂的协助下，我在郊区开了家小店。”
从此，吴虹开始了每日早晚穿梭于郊区和市区之间的紧张生活。后来因为实在折腾不起，再加上小儿子总在哥哥写作业时捣乱，吴虹和晓航商量，让他自己住在市区，每周五放学吴虹来接他，周日晚上再送过来。那时，晓航读五年级。当问及是否放心让儿子一个人住时，吴虹显得很无奈：“我也是没办法，顾得上生计就顾不上孩子，顾得上小的就顾不上大的。我小店的生意还不错，是我和两个儿子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所在，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2020年，晓航小升初，很幸运，他摇号进入了一所在市区口碑还不错的私立中学。“我愿意让孩子上私立学校，老师管得严、管得细，多少能弥补一点。由于这几年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和整日忙于小店的生意，对于晓航的学业，我基本没精力管，而且自己的学历不高，说实话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上初中以来，因晓航课上注意力涣散和作业完成情况不好，班主任找过我两次，经过了解我才知道，原来晓航经常熬夜玩游戏。老师还跟我说晓航不大合群，让我多关注孩子的心理，这也是最近让我感到非常头疼的事。”
对于两年半之后的中考，没有天津市户籍的晓航能走向哪里，吴虹说自己根本没想过那么远的事情，眼前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当从记者口中得知天津的中考政策——“不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蓝印户口，但已在我市就读并具有本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经就读学校所在区县中招办审核同意后，可按外地考生身份报名考试，但只可报考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和各类中职学校。想要上普通高中，只能回户籍所在地参加中考”时，吴虹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焦虑和失望。她说：“就算能考普通高中，以晓航目前的成绩希望也不大，能上个中职也还算可以。眼下，我只希望晓航能健健康康的，别沉迷于网络游戏。”
为了孩子上学，她读书又考证
周蓉生活在广州市番禺区的一个城中村，这里人口高度密集，“握手楼”几乎连成一片，“伸手都可以拉到对面的人”。置身于这样一个流动人口高度集中的社群之中，她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接过来。“以前这里的单房比较多，但现在很多房东都会改成套房向外出租，满足外来务工家庭把孩子带在身边的需求。10多年前，大家可能还没有这种条件，带孩子的也比较少。”
周蓉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她是四川人，在广州已经打拼了快16年。6年前，她辞去需要经常加班的工作，宁愿收入更低，也要把4岁的女儿从爷爷奶奶那里接过来。“我小时候，家里条件虽然不好，但父母没有外出打工，一直陪着我长大，现在回忆自己的童年，还是觉得十分温暖、幸福；而现在许多农村孩子留守在老家，一年才能见上父母一面，相比起来并没有我们小时候幸福。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已经错过了这么多，不想再缺席她的成长。”
伴随着这个选择而来的，是更大的焦虑与压力。
周蓉的女儿梓琦今年11岁，在一所离家4公里的公办小学上五年级。在梓琦入学的三四年前，周蓉就开始为了争取一个积分入学的名额，想尽各种办法“攒分数”。积分的基础指标由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就业、文化程度、年龄四个部分组成，加分指标由技术能力、创新创业、急需工种或职业资格、社会服务和公益、纳税情况、表彰奖项六个部分组成。周蓉一条一条对照，看哪一项没拿到分可以再争取一下。为此，她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考取大专文凭，还考取了劳动关系协调师资格证书。
“我的这些邻居们都很拼，有个妈妈临考前请假半个月，没日没夜地复习。她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眼看着孩子明年就到入学年龄了。”此前当地的政策是，外来人口办理租房备案一年能积2分。但因为涉及缴税问题，周蓉找了房东很多次，他都不愿意配合办理租房备案，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又租了另一处房子。此外，周蓉还利用业余时间去做志愿者……能够争取的积分她都尽力去争取了。
“但是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积分入学没有一个标准分数线，要看当年各区给出的名额数量和竞争人数，按积分由高到低录。报的人越多，竞争就越大。在结果出来之前，这颗心都是悬着的。”
按照当地政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若要就读公办初中，小升初时还需要重新积分。所幸，周蓉这几年一直在为梓琦的升学做准备，前不久已顺利将户口迁到广州。“孩子以后有学上了，我不用再担心要把她送回去了。”
在周蓉的圈子里，她算是比较“幸运”的，还有许多家庭无法争取到学位而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就如梓琦的许多小伙伴，这几年都陆陆续续地走了。“有个孩子之前回江西读书了，但她爸爸还在广州打工，每逢寒暑假，她妈妈就带她过来玩，然后我女儿就特别兴奋。一个月后她们回去了，我女儿又会很伤心。她们不像我们这代人，能够拥有从小相伴长大的朋友，在留守与流动的切换中，很多朋友都丢了。”
2020年疫情期间，周蓉所在的公司破产，她现在就职的单位离家很远，单程通勤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再加上丈夫因工作原因不在广州，大多数时候都是她一个人带孩子。平常她晚上六点下班，再去托管机构接回孩子，到家就已八点多，往往没有时间做饭，只能点外卖吃。“其实这样也照顾不到孩子，陪伴她的时间也不多，感觉很难撑下去啊！”现在，周蓉还在竭力坚持着，寻找一个机会，一个能让她在工作与孩子间平衡的点。
离开北京后，她辍学了
笑怡的老家在中部某省的农村，还保留着重男轻女的风俗。妈妈嫁过来后，生了两个姑娘，笑怡是妹妹，姐姐比她大4岁。在为数不多的记忆中，奶奶总是在家里闹，后来父母就离婚了，妈妈嫁到了不远处的村子。
妈妈再婚后不久就生育了一个男孩，笑怡过年的时候曾在镇子上看见过妈妈，不过笑怡没有打招呼，匆匆走开了。
笑怡的父亲在北京某小区物业公司里上班，负责小区的卫生保洁工作。为了增加一点收入，他包下了一栋办公楼，每个月给对方700块，收购整栋楼产生的废纸。有的时候废纸不多，卖不到700块钱，这一个月就算白忙活，还倒贴钱。
公司提供免费住宿，在半地下室里隔了一个小单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放了两张床和一张桌子。地下室里的住户不止他们一家，当有人来检查时，大家就把地下室的入口堵上，好让容身之处从检查人员的眼皮底下“消失”。
笑怡和姐姐跟着父亲来到北京，就读于一所民办随迁子女学校。姐姐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在一家快餐厅打工。笑怡也在姐姐读过的学校读书，不过她不爱学习，老师曾和姐姐聊过她的学习状况：“有时候会不写作业，希望家长能监督她的学习。”姐姐不以为意：“她就是这样，学不进去。”不过姐姐会给妹妹买很多她喜欢的物件，笑怡也牢牢记着姐姐的生日。
六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来了一位支教老师，要对笑怡做家访。学校每学期开一次家长会，笑怡的父亲都会参加，但没有老师家访过，他察觉到了老师们对自己女儿的态度：只要来学校就行，考不考试无所谓。支教老师的到来让他很开心：“谢谢你们还关心笑怡。”
笑怡所在的班级有43个孩子，小学毕业后，25个孩子回到家乡继续读书，笑怡就是其中一个。她就读于市里的一所民办中学，一学期的学费五千多元。
“家里的老师很年轻，很温和，也没有看不起谁，对我们都很平等。”可谈到同学时，笑怡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我们学校的同学都特别假，很做作。”
学校是住宿制，放假的时候笑怡就回到乡下奶奶家。家里没有网络，不能上网，看电视又会被奶奶说“浪费电”，于是她只好“发呆”。最令她难过的是，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有时候笑怡吃得快，放下碗筷就离开了，回来后发现奶奶已经把碗刷好了，可她的碗筷还孤零零地摆在桌上。
从北京回来没多久，笑怡就动了辍学的念头，除了和奶奶关系不好，她还觉得学校“很水”，“没几个人能考上大学，上也没什么用，学费还挺贵”。
2019年，上初二的笑怡辍学了，“考察”和“创业”成了常挂在嘴边的词。她来到省内的另一座城市，学习美容产品的使用与销售，“老板非常好，开车来接我们，还统一安排住宿”。笑怡期待着，出师之后就可以挣钱了。
不过她没把辍学的事情告诉家人，她觉得父亲一定不会同意。2020年5月初，父亲复工要回北京，家乡的学校也快开学了，父亲把笑怡叫到身边，拿出几千块钱来，让她自己交学费，9月份又打了一笔钱。
辍学后，笑怡曾找到以前的老师：“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他们的考试试卷？”她想把辍学的事情掩盖得更真实一些，不过老师没答应，只好作罢。
春节快到了，父亲因为工作性质，不常回家过年。笑怡说：“如果今年疫情不反复，我就去北京过年。”
最后，以一首写给流动儿童的歌曲作结：
在那蓝蓝的天空下，有一群快乐的小娃娃，就像那洁白的蒲公英，海角天涯都能安家。
在那暖暖的太阳下，有一群勇敢的小娃娃，就像那金色的向阳花，风风雨雨都不害怕。
一起学习，共同长大。南腔北调，一起玩耍。友谊的种子正在发芽，祖国就是我们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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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0年1月刊第2期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设计 | 九月九
新媒体编辑 | 周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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