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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发展教育的时候没有平等的概念。因此我们容易贴标签，并且导致中国教育的焦虑，这是等级化的结果。”
“我们不断地内卷，但各行各业都没有大师。”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试图把每个人往一个模具里面套。”
“不应该有二本这样的说法”
Remix：两位老师如何看待“二本学生”话题热议背后的原因和社会情绪？
熊丙奇：
首先，我本人对“二本学生”这样的说法是有意见的。我不认为应该把学生称为“二本学生”，所有的本科院校不应该有一本、二本、三本这样的说法，这实际上是社会对本科院校的极大误会。
但是一本、二本、三本已经变成了根植于学生、家长和社会舆论中的标签。这实际上是由我国的高考录取制度导致的。
之前，高考实行顺序志愿。为了让学生可以多填报一个“第一志愿”，就设置了不同的录取批次，这仅仅是一个工作概念，随后就变成了一个身份概念。
第一批变成了一本，第二批变成了二本，第三批变成了三本。第二批的院校主要是一些地方本科院校，所以说地方本科院校就变成二本院校，而民办院校、独立院校放在第三批，就变成了三本。
现在，国家正在推进改革。可能到2025年以后，各地高考录取都将取消录取批次，那时，一本、二本、三本这样的标签将逐渐去掉。
(有些二本学生对这一身份有一种耻感）
第二，为什么二本院校比较受关注？它实际上是一个“夹心层”，上面有一本，后面是三本和高职高专，二本的状态就是上不上、下不下，处在极其尴尬的局面。
这“上不上、下不下”，是由三个原因导致的。
第一，学校的办学。很多学校都想变成高大上的学校，办硕士点、博士点，想办研究型大学。
第二，学生在学校的要求之下，也希望提升自己的学历身份，不希望自己被称为“二本学生”。
第三，社会也是同样的态度。
二本学生在目前中国的本科教学体系中，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群体：学校不安于自己的定位，学生对自己的身份很迷茫，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处在比较犹豫的状态。
（知乎上关于“二本”排名前三的问题，传达着同样的情绪）
据我们的观察，当前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中，最难就业的就是所谓的二本院校的学生。
我不愿意把他们称为二本学生，而是替换为“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地方本科院校的群体实际上是最庞大的本科院校群体。
从总体的招生量来看，39所985高校总共招生人数可能只有20万，占一千万考生的2%。211大学加起来可能只有5%左右，所有中央部属大学录取率只有8%。
如果我们高考升学率达到90%，就有82%的学生进入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所以这个群体大家肯定特别关注。我觉得这反映出当前我国整体的教育问题，还有学校定位、学生自身的发展目标，以及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的看法。
它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
黄灯：
我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话题特别重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学校做行政工作，有时还要管招生。我们开会的时候会说“你们二本院校的”，我的学生也经常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二本学生”如何如何。
我现在回想起来， “二本”这个概念完全是外部向我灌输的，因此这本书就非常自然地有这样一个题目“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我认为大学不应该有太多的层级之分，不应该形成一条明显的鄙视链。
我以前读的是一所专科院校，但我没有感受到这种鄙视链。现在，我博士毕业，进入广东的一所本科院校。其实那所学校并不太差，70%的学生都是上了重点线的，但标签的烙印如此明显。
很多客观的经验让我有强烈的身份意识，这不是我能够改变的，也不是社会一天两天能改变的。
现在大学体系的那条鄙视链越来越明显了。名校的孩子和一般学校的孩子的精神状态和对未来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熊丙奇：
一本、二本、三本，这种标签实际上是我们的作茧自缚。
高中学校追求一本率，以此来评价学校的办学质量。随后，社会也用录取分数把学校分成不同的层次。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对所有人的伤害，而且这个概念本身是极其荒谬和不科学的。
举个例子，上海的一所所谓二本院校在外地是一本招生，因此外地可能把它当成一本院校。结果学生到上海之后，发现在上海是二本招生，他就觉得自己被蒙骗了。那么这个学校是一本还是二本？
这种界定就是因为：我们在发展教育的时候没有平等的概念。因此我们容易贴标签，并且导致中国教育的焦虑，这是等级化的结果。如果不去除这种标签，学校的办学、学生的成长会非常难，一定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教育鄙视链。
“应该调整经费拨款”
Remix：标签化的原因有哪些？
熊丙奇：
第一个原因是当前教育的评价体系。
我们在评价大学的时候，是用同一个标准来评价——偏学术、偏研究。这样一来，有些地方本科院校为了快速获得办学政绩，也搞学术研究。它们其实应该安于自身的办学定位。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最多只有5%-10%。其余的大学应该进行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
但是我们认为“职业教育是低等级的，普通教育才是高大上的。”
第二个原因是拨款体系。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改变的。
我们每年都会看到大学的预决算。清华大学的决算已经超过三百亿，但有的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体量相当大，生均经费却只有2万元。这些学校的办学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空心化，即有的课程不开。怎么办？
随之，很多学校依据考研组织教学。如果要给学生完整的本科教育，需要开好所有课，但学校能力不足，让学生考研是最好的办法。
因此，很多学生一进大学就被鼓励或引导考研。大学变成了高四，还是按照应试的方式来学习。如此出现两大结果：
第一，这些学生考上研究生，但整体素质不行。一些理工科的研究生因为考研不考实验，所以在本科期间连实验也没做过。这些学生研究生期间的发展也存在问题。
第二，如果学生考研不成功，就业就变得非常艰难。他们大学期间都在准备考研，本科教学质量无法保障，就业变得很匆忙。
学校的经费保障体系、办学理念、办学方式，导致他们没有按照职业教育来办学，也没有经费保障。我认为应该增加经费拨款，重新调整对985高校的拨款。
调查发现，教育部的75所部属高校所占的经费多于整个高等教育经费的30%。其他学校的经费肯定受到很大的限制。地方本科院校规模很大，但教育资源少，教育质量无法得到保障。
第三，标签化对学生的暗示。在高中，可能有很多老师告诉学生：只要考进985大学，你的人生就成功了。但进入大学之后，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能力没提高，就业情况实际上是很不理想的。
很多考进985大学的学生都对未来期望很高，希望自己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但现实并不是如此。
有些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学生，只要好好学习，照样有很好的人生发展。但标签告诉他“你不行”。
因此有的学生进了地方本科院校或者高职院校，认为“再怎么努力，我还是这样”，就甘于不努力。这样的评价体系和标签化导致很多学生的学业发展规划和职业发展规划受到影响，由此出现了比较尴尬的“二本院校”、“二本学生”这样的一个群体。
黄灯：
地方院校承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大部分学生，分担了很多社会压力，但是经费是跟不上的。
学校的标签不是个人可以撕掉的。
我特别想让我的学生享受到重点大学的教学资源，但这不是我能改变的。只能对学生多一点关注，多带一带有强烈学习愿望的学生，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办法。
（黄灯与她的学生）
有的学生考研分数也很高，不比重点大学的孩子差。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们广东F学院最好的学生绝对不会比北京大学最差的学生差。
我也观察过重点大学的本科生。他们最大的差异来自于哪里？其实就是学术资源和学风。比如一个好的图书馆、高质量的学术讲座和学校学风下形成的学术小团队，这在重点大学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资源，但在二本院校确实比较稀缺。
（学校建设离不开经费的支持）
因此我只能尽我所能地引导我的学生，哪怕只有几个学生，感受一点“学术的味道”。
表面上看起来，大学生的差异是由学历决定的。确实，我们要承认不同大学的孩子素养是有差异的。差异来自哪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思维方式。
学生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能像一个机器一样重复简单的工作。
学历歧视的根源是地方院校没办好
Remix：很多二本学校出现了“考研是第二次高考”的说法，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熊丙奇：
现在考研的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
第一，有些学校鼓励学生考研，并以考进名校的学生数量作为学校的办学成就。同时读研作为学生就业的一种，提高了学校的就业率。
第二，有很多学生也希望通过“第二次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学历身份。
第三，有的学生是被裹挟其中。目前来看，社会存在“学历高消费”。甚至有人说现在是一种过度教育。大家都认为，我没有更高的学历，就很难找工作。
（许多学生希望通过考研摆脱第一学历）
考研并没有问题，这是由大家根据自身情况做出的规划。但必须要注意：学生究竟是怎样考研的？研究生招生的推免制度受到很多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反对。因为这使他们考研的压力更大。
但如果用单一的笔试成绩来录取学生，会导致大家过度在乎考研科目的学习，导致大学可能会出现整体的问题。
刚才黄老师提到，地方本科院校资源是非常有限的，生均经费不够。那么师资，课程，学校的条件，怎么保证学生的学习？可能只有1/3的师资是专任，有的课程能不开就不开，没办法，必须考虑成本。
对于二本学校学生来说，学校的资源不够好，对其他课程也不重视，一心一意准备考研的科目。可能考研科目成绩非常高，但是后续的发展一定会出问题。
学生考研没问题，但是我也希望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尽量利用学校资源，让自己在本科期间得到完整的成长，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基础。
为什么现在有第一学历歧视？为什么还要掉头去看一个985高校的博士来自哪个地方、哪个本科院校？原因是什么？学生心里当然很不服气，我自己也是很努力的，你为什么这么看我？
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10来年，我们学校的办学把这个事情搞坏了。人们认为他们的本科教育不完全，只是一心一意准备考研，因此素养不高。
我们需要真正高质量的本科教育来改变社会对学校的标签化。这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平凡的荣耀》中学历不好的男主根本找不到工作，即便他聪明又踏实）
核心还是要回到学校自身，给学生高质量的教育。因此下一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打造所谓的顶尖一流大学，而是真正办好地方本科院校。如果不办好地方本科院校，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可能有更好的格局。
只有办好地方本科院校高等教育，才能解决结构和质量问题。定位不准，结构就出现问题；如果质量不高的话，整个高等教育质量就不高。
接下来，我认为应该大量增加地方本科院校的经费。如果有新增经费，一定要向地方本科院校拨付。
985高校或双一流大学应该更多向社会去募集资金，拓宽办学经费渠道，而不应该更多依靠政府资金。地方本科院校承担着大量本科生的教育工作，恰恰需要地方政府和国家财政加大投入，改善师资条件、办学条件、课程建设。整体质量提高后，就会解决中国整体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
“优质教育资源应该面向所有人“
Remix：现在很多地方院校的课堂会根据考研需求，来倾斜授课内容，尤其在大三大四阶段，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黄灯：
我第一次当班主任是06年到10年。当时我们班上没有学生考研，有几个学生的素质不错，我特别希望他们考研，希望他们能利用年轻的时候去拿一个学位，当年考研的竞争也没那么强。
熊丙奇：
各个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广东沿海地区就业情况比较好，这些学生就不一定要去考研。但有的地方就业情况不太理想，很多学校可能就以考研来代替学生就业。
黄灯：
我第二次当班主任的时候，那一届学生是15年入学的。班上的学生来向我咨询考研，我特别诧异：怎么突然之间有那么多考研的？
熊老师刚才说要培养高质量的本科生，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望。一个学校培养人才是与整个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90年代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业机会多，表面上看起来学术能力比较差的孩子，也有很多机会。
现在的学生就像一个罐头里面的沙丁鱼，特别焦虑、内卷，考研就像只能在瓶子里面继续的转动，过几年再到瓶口去看看我能不能出去。
我觉得学校教育虽然可以对人才有基本的锤炼，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本科院校，特别是人文学科，如果没有社会的历练，成长是非常有限的。
国家要提高升学率，我们学校就是这样的，招生从1万到2万，学生增加了一倍，但是师资和财力跟不上。我真切地感受到，地方院校办学太艰难了。
其实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要培养的，地方院校的孩子也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年轻群体里特别重要的一部分，也应该享受到比较公平的教育资源。
我们的办学经费就是纳税人的钱。不能因为是二本院校，所享受的教育经费就有限度了。
熊丙奇：
我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我们一直谈教育公平，这是与教育经费的配置有关的。
（电影《驴得水》——一场因为学校太穷引发的悲剧）
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但实际上我们还是精英思维，把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而不是面向每个学生的思维。
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就发现：在公办学校读书的学生享受生均公用经费，但民办学校没有生均经费。在民办学校读书的就不是这个国家的孩子吗？
进入大学也一样，为什么进入北大清华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国家经费？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经费配置应该真正面向每个学生。
我认为我们要加大生均经费拨款，同时减少项目制拨款。
什么是项目制拨款？比如“985”“211”和“双一流建设”就是项目，享受项目拨款。
这些项目拨款导致好的大学获得的经费更多，地方院校获得的经费越来越少，形成马太效应。
如果把所有学生都相同的生均经费提高到80%，北大和地方本科院校的生均经费应该是差不多的。大家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发展，也会改变大家的态度。
这种情况下，学生可以按照兴趣和能力进北大。如果分数很高，但有兴趣和能力进深圳职业学校也可以，二者是平等的，都能成为优秀人才。
刚才有观众提问，北欧的大学为什么是均衡的？很简单，各类大学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它有一流的本科院校、一流的的职业院校、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一流的教学型大学，在各个定位上办出一流。
国内普遍认为，我们要办“高水平的大学”。高水平不是定位。你是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还是职业院校？应该在这样的定位上追求高水平。
如果我们认为各类学校没有高低之分，就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政府部门不会评价升学率了。进北大也好，进地方院校也好，为什么要把两个学校分出高低？
第二，用人单位在评价学生的时候也不用学历来评价了，能力成为新的评价体系。
我们现在将一切与学历挂钩，政府部门也以此来评价一个学校，由此产生一系列错误的扭曲观念。比如：如果没有这种等级的划分，怎么鼓励学生努力进步？
难道你的人生就为了追求一个更好的学历，而不是追求自我的完善吗？
各级各类学校应该是平等的，我们要在各级各类层次上办出一流。职业院校与本科院校是平等的，这是不同的类型，不是不同的层次。
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大家需要全面地重新梳理我们对教育的看法，建立新的教育的价值理念。
现在，国家强调打破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唯学历论，就是为了打破这样的评价体系。它需要整体的变化，从政府的顶层设计，到学校办学、社会用人观念的转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基层是非常重要的
Remix：黄灯老师曾提到，二本学生的优势与使命是“懂得更真实，更接地气的中国”。您认为接近基层的经验对个人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吗？
黄灯：
马云是杭州师院毕业的，但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现了机会。他们对生活、对客户需求的观察，是一定要到现场去的。
以我自己为例，假设我不在二本院校，我怎么可能写出《我的二本学生》这样的书？一个重点大学教授是不会有这些观察的。
我有很多学生在基层工作。在中国社会，基层官员的执行对整个国家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没有基本的把握，国家政策的贯彻会与政策本身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作为二本院校的老师，我们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如果只为了成功成名、有房有车，为了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教育就没有太多的意义。
从我的教育经验来说，近20年以来，尤其是人文学科，西方理论占据重要的地位。今年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为什么那么火？我们的头脑里堆积了太多概念、太多空洞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关注一下自己的经验和身边的东西，能不能正视一下自己的生存、对接一下我们真实的生活和学术话题？
（项飙《把自己作为方法》）
大家无法忍受那种空洞的、无聊的、消耗人性的所谓学术活动，同时那些活动又决定着个人的升迁、职称的获得、报项目、发论文，很多年轻人特别累、特别无法忍受这种状况，但是无法反抗，这是巨大的内耗。
如果老师是这种状态，他们有什么精力和心思去培养学生？这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有很多无法突破的瓶颈。
“唯学历”导致学历泡沫
熊丙奇：
现在的评价体系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老师也深受唯论文论之害。用论文来评价老师，老师就无法花很多时间去关注本科教育。在985高校，这个问题更严重。
这几年，教育部一直强调，我们要加强本科教育，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但实际上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在那放着，要突破、改变特别艰难。
现在大家一直谈论内卷。其实学历只是评价人的一个标准，不应该唯学历来评价学生。但现在这个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这涉及到用人单位的价值理念的转变。其实一些岗位，高职学生就可以胜任，但单位要求硕士以上，因此大家必须去拼命地提升学历，否则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学者、专业人才，学历可能很重要，需要长期的学术训练；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企业家，很多素养是在社会、生活中学习的。
现在我们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但亿万富豪中50%是没有大学学历的。学历只是一方面的能力，真正影响社会发展的，还有其他的部分。以学历为标准，最终只是把所有学生卷入学历的军备竞赛之中，产生“内卷”化。
这种“内卷”化产生两大恶果：
第一，学历充满着泡沫。社会需要多少硕士博士？
第二，在人才的自我发展过程中，在学历以外，其他的能力和素养在“内卷”中受到影响。
在基础教育阶段，孩子们为了中考、高考，扼杀了个性、兴趣、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在本科期间，为了考研把其他的科目放在一边，导致我们接受的教育不完整，挤占了该去拓展和发展的空间。这使得人才的素养在内卷化中下降了。
201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51.6%，而我们的服务业附加值占GDP的贡献约为53%。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的服务业附加值占GDP的贡献就是70%。
我们培养的学生走向社会之后，社会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很多学生说，社会没有给我们创造就业岗位。就业岗位是谁来创造的？是大学毕业生去创造的。这证明我们过去20年培养的大学生走向社会之后，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是有问题的。
如果人才培养质量下降，泡沫增加，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不变化，新的就业需求减少，由此产生的不是良性循环。
服务业是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最需要创新人才的产业。这方面的人才是很匮乏的。要破解难题，还是要回到人才培养质量上。如果以学历作为导向，学生卷入追求学历的内卷化竞争之中，必然导致人才质量的严重下降。
我们学了一些没用的东西，拿了一张没用的学历，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必须解决的根源性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要去盲目追求学历，而是要给学生这个阶段的最高质量的教育。 可能有人说这很难，但基于现实的压力我们必须要做，必须要改。
成为“人上人”还是“人中人”？
Remix：二本学生只能“顺受”地接受为地方服务的职业未来吗？想要更好的平台、过更好的生活，有错吗？
熊丙奇：
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我们谈的是整个国家对教育的布局。个体的奋斗和选择没有问题，但国家要尽量为做出不同选择的孩子提供实现价值的空间，比如职业平等、行业平等、社会福利保障的平等。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只是因为兴趣和能力不同而已，社会的地位和保障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向上的通道——这也是个等级概念，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是“向上”的社会，而是扁平化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焦虑？因为我们要成为人上人。我们必须要接受：很多人是不会成为“人上人”的。我们应该追求做“人中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有个体价值的。
我们需要改变很多理念。我们谈乡村教育的时候，有着共同的想法：我们要离开那个地方。甚至我们评价乡村老师时，会提及“把多少孩子送出了乡村”。但问题在于：你在抛弃农村还是建设农村？
当一个人觉得乡村发展得特别好，过着非常好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认为他的人生价值比城市里面生活的人低吗？
今天的“内卷”、学历竞赛，根源在于追求“人上人”而非“人中人”的教育价值观。在这背后又是资源的配置、社会的评价体系、劳动保障，是一系列需要重构的体系。
教育是要完善我们每个个体，找到个体的人生发展方向。现在，我们把学生、学校、职业都排列成一个金字塔，大家都希望成为塔尖。但是这样下去，内卷是避免不了的，教育焦虑也是无法缓解的。
所以希望接下来，从教育资源的配置到人才成长价值理念都必须改变。
在没改变之前，我们如何做到自我的价值实现，怎样让自己接受完整的教育，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我们知道问题在哪儿，但在现实情况下，要做好自身的规划，完善我们个体。
“压力驱动”是一个大问题
Remix：《我的二本学生》中提到，有个学生拥有写武侠小说的梦想，但毕业之后选择了考公务员，他成为公务员之后还怀念曾经的梦想吗？
黄灯：
王国伟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写武侠小说，没有心思学习，复读一年考上大学。我非常希望他考研究生，但大四的时候，他决定去工作。我当时有点失望，但是后来看到他结婚时他的父母特别满意的表情，我觉得他的选择是对的。
我从来不觉得写作一定要有专门的时间，我向来不太建议为了一个目标抛弃所有。他能够意识到应该去工作、帮自己的父亲承担生活压力，尽管我有点小失落，但作为老师也感到很安慰。
他到银行工作后，又因为压力太大而去考公务员，当上狱警。他说他还会继续写作，但我认为如果他现在的生活能过得好，武侠梦或许也不是如此重要。
现在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安于过一种特别实在的生活，干一些特别踏实的工作，也是很让人安慰的。
广东的孩子不太执着，第一年考研没考上，很少有坚持再考的。我在武汉读书的时候，很多学生没考上就接着考，把它看作像殉道一样的事业。
那种付出有时候是得不偿失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其实可以换一种活法，在生活里历练、汲取一些经验，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我并不认为大学老师的职业比厨师高。如果有强烈的兴趣、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快乐和创造的激情，我觉得这比为了课题的申报书冥思苦想有意义、有价值得多。
到广东F学院任教以后，我觉得帮学生把思路理清、帮他让课题进入正轨、让他获得快速的成长，这比写10篇论文更加快乐。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有用，不管学校是否给我评优、学生是否认同。
人也是有虚荣心的，会思考自己到底有没有用，这是人特有的需求。我在一个二本院校教书，但跟学生交流的时候，也很快乐，也觉得自己有用。很多人特别害怕自己的阶层跌落，到一个地方学校去，毁了自己的前程。我觉得这种担忧完全没必要。
熊丙奇：
我们习惯了横向比较，但是一直有另一个观点：做最好的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这是纵向比较，强调自我成长。
我们应该追求自我的成长。但是现在，我们活在与别人的比较之中，甚至用与别人的比较来给自己施压，结果是，你不会成为自己。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
因此这是人才价值观、教育观中最大的问题。不与别人比，就找不到自我的内驱力。进一步的问题是，现在国内的考核评价体系也是基于外驱力。似乎没有压力、没有考核，就会变成懒汉。
我们如何拥有职业荣誉感和职业尊严？这需要依靠自我的兴趣来驱动。但现在所有的中国学生和老师都是压力驱动，而不是自我的兴趣驱动。
我们对老师的考核也更功利化。现在大学的考核偏向学术研究，不重视人才培养，认为人才培养只是量的问题，而没有认真提高质。
由此，老师不愿意花精力来从事教学，对课程抱着应付的态度。这导致学生也应付课程，花很多的精力做一些自己也认为并没有价值的论文。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考虑什么呢？我们的教育价值理念应该是要完善每个个体，让每个人找到自己成长的坐标体系。剥去学生的标签，让他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都可以成长。
但我们难道就不上进了吗？就不上升了吗？
当然要向上，但不是通过和别人比较来向上，而是自我的人生成长的向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举个例子，比如大家认为北大的陆步轩去卖猪肉是北大的丑闻。结果他和一位师兄合作，现在公司上市，身家10亿，我们又认为他是北大的励志典型。
（陆步轩卖猪肉曾被认为是北大丑闻，图片来自中国网）
这就是用功利的眼光来评价他。他还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只是把这件事情做大做好了。
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孩子的个性和兴趣发展，而不是跟别人比较，然后由此遏制个性和兴趣。
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不断地内卷，但各行各业都没有大师。这就是功利化的结果。
二本的同学尤其应该注意：不管外面怎样功利化、贴标签，只要你做最好的自己，到哪儿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重要的是自我的完善，当你活在别人的眼光中，你就失去了自我。
外部环境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要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成功就是活出自己
黄灯：
我认为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农业活动，但我们现在把教育当作工业活动了。教育其实是一颗种子，保证基本的水、阳光、土壤，它就可以成长，不需要太多的干扰。但是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孩子当做一个产品。
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没有个性、那么痛苦？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试图把每个人往一个模具里面套。
熊丙奇：
能够进北大的学生有多少？在努力成为北大人的过程中，有99%的人可能成不了北大人。
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果进不了北大，我怎么样对待我自己？国家要考虑的是，即使不是北大的学生，照样也应该让你活得精彩。
如果不成为前1%就是失败者，那么全中国的学生都是失败者。因此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
任何一个学生都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他可以活出自我，他要过自己应该过的人生。
很多孩子过得很困惑、很累、很辛苦，感觉不到幸福，就是因为他一直被认为是失败者，感觉不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带着一种失败的情绪从事工作，就不可能有创造力。要努力追求，但不要认为只有某一条道路才是成功，否则就会以一种失败的心态来对待现在的人生发展。
你对自己充满自信、你自强、你努力在这个领域里做到最好，你就能过出你自己的人生的精彩，这是每个学生都应该有的基本的价值理念。
教育能不能改变命运？
Remix：10年前教育对个人命运的改变与现在学生所面临的境况，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熊丙奇：
首先，我认为教育不能改变命运，高考也不能改变命运。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或者是过时的。
要靠高考和教育来改变命运，就把教育变得非常功利。从现实来说，它也不能改变命运。
在教育改变命运、高考改变命运的背景之下，我们发现，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读书无用论”。初中毕业之后考不上普高、进不了好的一本院校，改变不了命运，就觉得“那为什么要读书呢？”
当你说教育改变生活、教育完善生活，就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读书，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我完善的方式。
基于“改变命运”的教育和高考设计，一定是等级化的，一定会让大家产生焦虑感。而我们的教育价值理念应该是把每一个人培养为社会主义的合格的劳动者。
我们是普通劳动者，但我们现在不断告诉孩子“你要成为成功的人上人”。有些硕士、博士除了啃老，不愿意从事普通工作，他如何能成为所谓的“人上人”？
如果一直向上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焦虑，产生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今天，至少从教育这个角度，必须有一个新的价值理念，从“教育改变命运、高考改变命运”，变为“教育改变生活”。
黄灯：
我理解熊老师的说法，但“教育改变命运”是有它的背景的。
60后那一代，只要考上了大学，命运自然就改变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坚持这个理念，是因为现实让我们看到了60后、70后通过高考彻底改变了自己。
有时候我也特别沮丧：读一个二本院校到底有没有用？有一天，一个男孩带我在他们村里逛的时候，他指着路边一群年轻人对我说：老师，我要是不考上大学，我就变成他们了，可能要去贩毒的。
我感觉他特别庆幸，好像自己掉到水里了，然后通过高考抓住了一根杆子，爬上岸了。
（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
以前我对教育的理解太精英化，总觉得教育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改变。但是后来对他们的了解逐渐深入，虽然二本院校的孩子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比不上重点大学，但是在他们的人生中，考上大学依然是最重要的事情。
尽管他们在广州可能还买不起房子，也不能像十年前的师兄师姐一样找到特别好的工作，但他的人生与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会坚持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电影《风雨哈佛路》讲述了一个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故事）教育应该是面向所有孩子的
熊丙奇：
第一，我认为当前，这种观念已经与现实脱节了。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延续70年代、80年代的观念？那个时候确实是精英教育时代，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但20年、30年之后，教育发展了，这个观念不再适用了。
第二，刚才这个例子恰恰证明了“教育改变命运”存在问题。这个孩子上了大学，他认为他可以获得更好的成长；而他指的那些孩子可能读中职。为什么中职就不能给他一个好的教育呢？我们把职业教育作为低人一等的教育，让学生认为职业教育是差生才接受的教育。
基础教育已经普及化，所有人都可以接受中职教育，但大家认为那是差生才接受的教育，所以自暴自弃。这就是这种教育设计产生的问题。我们应该告诉孩子，进入中职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依然还是人才。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改变命运，一定会产生低人一等的教育，那些孩子也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被边缘化。
我们的教育是面向所有孩子的。当你认为进大学就改变了命运，要注意：没有进大学的孩子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现在只有优秀孩子的教育，只关注了优秀孩子的命运。
黄灯：
那些没有考上高中、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但在操作层面，是有难度的。在整个社会实现良性循环、把所有人当人之后，我们的资源才能影响到他们。
落地和理念是两件事情。现在农村的教育里，很多人为了鼓励孩子读书，只能通过“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这样打鸡血的方式。高中的老师是不会管孩子未来的创造力的，只管把孩子送到大学去。
（许多高中学校打出极端的高考标语）
如何落地？农村和城市、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熊丙奇：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我们必须有问题意识，如果大家认为这是对的，一直坚持下去，问题会越来越大。
我们应该关注所有孩子，在他们的定位上给他们多元的发展空间。一味追求向上的通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二本院校应该在自身的办学定位上给孩子施展才华的空间，让他们有更好的成长。这样才能突破现在的身份困境和标签。
观众提问：请给面临考研学历歧视的同学一点建议。
熊丙奇：
考研的学历歧视也有各方面的原因。
第一，有的学校在研究生招生中的评价指标有问题。有的学校会以来自双一流大学的学生数量为指标。如此，考研的人才质量评价不是依据学生的整体素养，而是依据毕业学校，这是非常错误的导向。
第二，有的学校以考研为导向。20年前就有大学的教授列出了“考研基地”，意思是“专门组织考研的，学生分数很高，但整体的能力不是很强”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办学导向导致学生“背锅”。学生可能是不错的，但因为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在考研的复试中被打低分。
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学校的问题。学校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给学生更完整的大学本科教育，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第三，学生们要注意：考研不只是为了高分。分数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能只为了高分。大学期间应该去拓展、参加学术研究活动、社团活动，这对自身的人生发展和考研后的研究生教育是很重要的。
（网络上流行的“自律壁纸”）
由于疫情的影响，2020年考研的复试线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建议不要复试、认为复试是要看学生的学历身份。但其实这是要关注学生的学术潜能和整体素养。“推免”也是同样。
如果在面试的时候，你对这个领域的学术文献有所了解、知道自己最想做的研究是什么，对方也会刮目相看，认为这所学校的学生原来并非只是考研科目分数高，而是其他综合能力也很强。这样就能改变他们的观念，同时也为学弟学妹带来更好的影响。
观众提问：作为二本学生，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自我拓展和成长？
黄灯：
我在任教期间，会有意识地引导他们这几个核心的能力。
首先，独立思考能力。进大学以后，一定要经常跟自己对话，去观察社会现象并且形成自己的判断——哪怕是特别幼稚的判断。我不希望学生进入社会以后，像木头一样，别人推一下、动一下，被动地适应一个岗位。
这也是我让学生去写作的原因。作为中文学科背景的老师，我能做的就是多给他们写作的机会，通过写作促进他们的思维，再通过课堂评改让他们认识到：思考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与思考能力相对的是表达能力，不管是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很多农村来的孩子特别内向，我希望通过课堂让他们大胆表达。
第三，沟通能力。不管进入什么样的单位，学生毕业以后是要与人打交道的。这个能力看起来特别普通，但现在的孩子在这方面越来越匮乏。他们宁愿发微信，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
第四，执行能力。
我认为这其实都是一些理所当然的、非专业能力的东西。我认为除了专业的准备，学生应该作为一个社会人进入社会。到了社会上，没有人会把你当学生，所以一定要学会写邮件、有礼貌地与人说话、关注别人的诉求、耐心听别人说话。
我们作为老师，应该在孩子的学习阶段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去提醒他们。
这个社会最公平的就是：如果有本事，大家一定能看到。很多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我觉得这完全就是自恋的行为。现在的单位都希望招一些能干的人，不是特别在乎学历。
说到底，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当然，固有的性格不是十几、二十次课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告诉他们，他们能慢慢地在生活中领悟。
作为老师，在培养学生上有很多值得好好琢磨、好好探索的。
熊丙奇：
第一，现在的学生可能把自己的在社会上的发展归于学历，但其实更多的是自身能力的问题，个体的勤奋太重要了。
个体的能力是第一位的。不管来自什么学校，一定要努力要奋斗。没有努力和奋斗，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刚才有观众提问：我来自二本，怎样树立自信？就是勤奋。
第二，我认为大学应该重视人才培养，每一个本科生都应该有学业导师。这不是指学科导师，而是人生导师。告诉孩子成长的道理，规划好大学的目标、成长的路径，通过认知自我，发展自我来实现自我。
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点燃。
有些老师说我们教书很投入，结果得不到认可。到了年终，绩效工资只有8块钱，这实际上很伤人心。结果就是大家不对学生负责。
（某大学年终绩效8元，高校教师拉横幅维权）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也很迷茫。他们受到标签化的影响，不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们能有老师指引他做好规划，抓住大学的资源实现自我的人生发展，就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进一步落实的工作。
Remix：请两位老师为今天的话题“二本学生怎么啦？”做个总结。
熊丙奇：
我认为二本学生是值得讨论的话题，对推进中国的教育改革、办好本科教育、让地方本科院校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我们既需要整体的教育评价改革，也需要学校的办学改革，还需要学生的自我发展。
总而言之，我们进入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时代，我们不能再给学生贴标签，也不会再有一本、二本、三本院校的说法。
我们应该让整个中国的教育有更好的生态，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获得更好的人生发展和成长。
黄灯：
我希望以后的教育是“目中有人”的教育。把老师当人，也把学生当人，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唤醒、滋养和尊重，一起成长。
我也希望二本的孩子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学习机会、踏踏实实做事。这个社会尽管比以前艰难一些，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缝隙的。我们内心一定要有光，要对自己有信心。
*本文系【深场】系列沙龙第二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