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
钱学森在晚年的时候曾经提出，“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
钱老口中的人才，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才，而是指大师级的人才。
那么国内的教育模式就真的培养不出大师吗？对此，引起过学术界、教育界大量的讨论，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钱学森之问”。
抵得上5个师的钱学森
在辛亥革命撼动封建统治的1911年，在上海的一个富足的书香之家，诞下一名男婴——钱学森。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吴越国王太祖武肃王钱镠之32代孙，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是新中国文史专家。
本就不平凡的身世、加上革命涌动的影响，让年少的钱学森身上除了勤奋刻苦，更多了一份民族担当。
1934年交通大学毕业后的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开启了他赴美留学的生涯。
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钱学森师从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28岁就和导师一同建立“卡门-钱学森”公式，站在了世界空气动力学领域的顶端。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了美国，钱学森异常兴奋，盼望着早日回国效力，当他放弃美国的一切，准备登船回国时，却被关进了监狱，家里被抄，行李资料被全部没收。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公开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 个师的兵力。”
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在党中央和科技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轮外交斡旋，终于用4名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换回了大洋彼岸的钱学森。
1955年，钱学森一家也历经万般磨难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在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功勋科学家的努力下，我国的导弹、原子弹的首次发射至少节省了20年。
大师是如何炼成的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晚年的时候，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这一问题。
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泱泱大国，为什么在近代没有成为全球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没有产生大量科学与学术大师？这一系列疑问，是对我国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科技发展的灵魂拷问。
我们分析问题根源的同时，就首先要明确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学术大师。个人综合多方面的定义，认为大师是指那些有高尚的学术品格，有独立的学术见解，有超前的学术创新的学者。
高尚的学术品格，说直白点就是“不做假、不浮夸”，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在行政本位的学术管理制度中，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就会出席各类高端研讨会议，发表各种论文观点，说的话也被当成“至理名言”。但国内学术界丑闻不断，甚至出现个别一流高等院校的教育界“封疆大吏”存在学术造假，更不用说一般的教授、学生了。
网络技术的应用，让学术论文成为公开兜售的商品，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难度的论文都被明码标价。虽说不是普遍现象，但也印证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理——有需求才会有市场。
就现在来看，除了部分有名望的学术期刊从来不收版面费，在其余期刊上发表文章，不仅没有稿费可拿，而且还要交版面费，不同级别的期刊收费标准也不一样，这着实是一种怪象。
独立的学术见解，这就需要呵护天赋兴趣的土壤，培育怀疑批评精神，以及给学术研究以自信心的教育和科研管理制度。但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对于评判的标准就是考试，只要是考试就会设置标准答案。
在漫漫的求学道路上，对于那些思想发散、敢于提出与标准答案不同见解的学生，也在老师和家长的共同“鞭策”下，被消磨的只剩下自卑。
超前的学术创新，在现行的学术管理体制中，科研经费由上级部门掌管，配套经费的课题都由相关部门圈定，你想要经费，科研题目就需要按照上级要求，或者按照上级圈定的方向。
如若你坚持自己的研究课题，那对不起，不仅没有充足的经费，而且学术成果也会不受重视，最后按照相应的标准，连晋升职称的机会都很渺茫。
屠呦呦既是时代之幸，又是时代的悲哀，作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却仅仅是中医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不是教授、更不是院士。
然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有1600多名院士，我们相信绝大部分院士都是在各自领域的核心领军人物，也都拥有领先的创新成果，但其中是否存在滥竽充数者，就不得而知了。
“钱学森之问”也是中国教育之问、国家前途之问
钱老提出这一问题的21世纪初期，正值改革开放成果和矛盾问题同时凸显的一个历史交叉期，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奔赴以美国为主国家接受西方教育，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优秀的人才都留在国外长期定居，其中不乏国家花大气里培养的中青年科学家。
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大量爱国青年顶着艰难险阻回国效力，如今却出现这种情况，无不令人叹息。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怀着对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关怀和担忧之情，钱老才提出了“钱学森之问”。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没有大师？
有人认为是体制的问题，也有人归结于教育方向的问题，但在我看来，既然大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了，体制可以通过一系列改革来破解，教育方向可以通过不断的摸索逐步改变，归根结底只是时间的问题。
就我看来，中国培养不出大师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这些，而是从近代以来形成的对科学盲目迷信的态度。
马克思哲学里面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是建立在被众多人认可的基础上面的，当然真理也可以被人推倒，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比如说，牛顿的三大定律被认为是近代物理学界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但也只是在相对理想的状态下才成立，在速度达到接近光速的前提下，三大定律就变的不再成立。
再比如，在数学领域，我们所熟知的所有公式都只是在假设条件下，运用不完全归纳法概括出来的，因此，依托这些公式推导演算出来的定理也都只能是假设。
但在我们国内，无论任何领域都要追求结论，要结论就需要一定的评判标准，就比如学生就是用考试来排名，所有的考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而且在大多条件下，答案和评判标准都是唯一的。这种被逼无奈的评判方式也逼迫着“教书先生”把假设当成一成不变的真理教授给孩子们。
僵化的教育思维，就像一张张网，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把一颗颗天真烂漫、放荡不羁的心灵层层包裹，在带给你所谓“安全感”的同时，却也透不进一丝自由思维的阳光。
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和人才断层的问题，中国教育急于追赶、忙于“补课”，不得不承认，我国在普及教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家的快速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中坚力量。
但同时，由于过度追求升学率，10多年的应试教育，使中国的学生大都变成了考试“机器”，在实践和创新能力方面却存在很大的差距。
大部分知名的大师级人物在少年时代往往不是老师和家长眼中的“乖孩子”，比如郭沫若在中学时代，并不是“学霸”，国文只有55分，倒是在数学和生物方面成绩比较优异，然而着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代文豪。
再比如，爱因斯坦对他的母校——路提波德中学并没有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老师给他的评语是“生性孤僻，智力迟钝”，责备他“不守纪律，想入非非”。而就是这位老师眼中“学渣”成为了改变世界的科学家。
怀疑的态度是创新创造的源泉。健康的教育模式，应该是在人格上传承优秀文化、培养合法公民的基础上，用包容的心态和发散的思维去培养整个民族的怀疑精神。然而我们目前大部分的教育方式恰恰是在铲除怀疑的土壤、扼杀怀疑的火花，培养循规蹈矩的“乖孩子”。
从以上分析情况来看，钱学森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我们的教育不是培养不出大师，而是缺乏培养大师的土壤，把拥有大师潜质的人才扼杀在摇篮里了。
钱老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把错误完全归咎于教育。事实上，大师成长的时期分为多个阶段，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应该是大师炼成的黄金阶段。
一个健康自由的社会，应该是智力最高的人搞科研，其次一等人的搞教育，再次的搞政治和经济，而在中国社会中，却不尽人如意。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古代就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一朝金榜题名。
不管是想经世济民，还是觊觎“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进入仕途都是首要选项，这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
中国作为全世界唯一现存的四大文明古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但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人才大国。人才大国同样也应该走出更多影响世界的大师。尽管路途很艰辛，但我们应该始终坚信：经过国家的一系列深层次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和用人机制、科研管理机制将会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莫言和屠呦呦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师云集，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