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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
编辑/计巍
一群被应试教育“落下”的孩子，在失去了普通人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之后，重又踏上了父辈们的人生轨迹——早早辍学，离乡打工，流动在城市的各个餐馆、后厨、流水线、工地上。
与父辈不同的是，在端盘子、撒辣椒、组装零件的日复一日里，他们感到迷茫与不安——5年、10年后的自己还是这个样子吗？还是像个机器人一样重复地工作吗？他们想要逃离，想让那个既定的人生轨迹发生一些改变。
希望培养出“珍贵的普通人”的实务学堂的出现，似乎成为了改变发生的机会。在这里，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由和“被看见”，第一次通过专业技能的学习做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身上那种微小却又重要的价值感。
尽管有人对未来依然困惑，也有人不得不再次挤进流水线，回到餐馆，但那些试图改变人生的挣扎和努力，在这些十几岁的普通人的身上留下了宝贵的痕迹。
“看见”
2018年，16岁的冬天，刚上高二一个月，罗明扬决定“起码要休学一下”。他跟不上学业，并被一种“恶心”的感觉扼住，虽然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但还是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决定。
实务学堂是在北京做装修工的爸爸从自己服务的业主那里听说的“出路”——一个“没有学历、偏社会实践、参加一些活动当志愿者，还能学点技术”的地方。对于当时的罗明扬来说，这几乎是跟着父亲做装修工外唯一的“希望”。
这个可能改变命运的“希望”创办于罗明扬从学校“逃”出来的那一年年初。在北京昌平的校园里，高校的硕士生导师、经验丰富的心理老师都以志愿者的身份来授课。作为一个面向15岁到18岁农民工子女的全日制、非学历职业教育公益项目，实务学堂的办学目的在于为这些在应试教育体系中不占优势、不适应，但依然追求学习成长和美好生活的农民工子女，提供学习和支持系统，探索他们职业发展的新路径，培养珍贵的普通人。
“太有意思了！”物理课不是教室里画不完的电路图，做不完的卷子，而是站在马路边，直接面对来往的公交车、小轿车、大货车，定点，测速度；什么书都可以读，不存在是否是课外书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罗明扬发现原来手不是只能写作业和做卷子，还可以用来做编程敲代码，这将他带入一个“很宽”又“自由”的世界。
“其实谁都可以做这些事，但是我居然现在才意识到我能做。”他越发遗憾被困在高中的那两年，“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出来”。
两年前，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紧挨着后门的角落里，他曾问过自己很多次：不上大学，我可以做什么？
“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什么都没接触过，只接触过考试。”几次转学导致学籍遗失后，想要参加普通高考，家人就要找人、送礼、花钱，罗明扬觉得这“不合理”。上课跟不上，他就临摹动漫人物，但这种对现实的“逃离”也只能是暂时的。遍布校园的横幅、口号随时都在提醒着他，“要迎着晨风和夕阳问自己，今天我要怎样努力？今天我收获了多少？”
“每个人的想法不可能都是一样的，不应该把所有人都限制在那里。”罗明扬说。但那时，他只能待在那里，跟着集体的步调，随时准备冲下去——中午下课，去食堂抢饭，下夜自习，要和1000多个人争夺宿舍楼下的30个水龙头。
学校的大铁门几乎永远关着，挤满了人的教学楼走廊总让他觉得“恶心”。罗明扬从上幼儿园大班就开始寄宿，一直到高中。被允许回家的时间一开始是两个星期一次，后来变成了一个月一次。
罗明扬当时还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想逃离学校。他以前不看书，在学校，教材之外的课外书不被提倡。来实务学堂以后，他在B站上听完了一套32节的《文学理论课》，“我不敢相信我能看完，完全不是我的领域。”那本后来让他找到遥远共鸣感的《复活》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读到。
“面对这样一种可怕的场景……大家全都心平气静，似乎认为本该如此。”罗明扬发现，原来托尔斯泰也有过那种“恶心”——那是一种被困在步调一致的世界里，任人支配的无能为力的痛苦。
他也开始意识到，父亲长年在外打工、父母离婚，以及自己5岁就开始寄宿的经历到底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得知父母离婚那天，奶奶哭得伤心，但初中生罗明扬没觉得难过，这也使得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没感情了？是不是也要表现得伤心一点？但他始终哭不出来。5岁开始寄宿，和家人的相处并不多。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他不太确定了，“他们离婚这事到底对我有没有影响？我妈妈在家的话，给我一些心理上的支持，是不是高中那段时间会好一些？”
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学堂那种像家人一样——和老师生活在一起，晚上一起吃饭聊天——的氛围吸引。18岁的罗明扬似乎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书里“看到”了曾经和现在的自己，“你童年缺失的就是你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被看见”
在实务学堂，阅读是重要的，无论怎样调课表，阅读课几乎每天都有。小教室里，六七个学生正跟着线上的老师做主题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书引起了最热烈的讨论。书中女主人公的妈妈把围裙作礼物的情节让罗家祥感到气愤，“特别刁钻。干啥呢？让你干活用的！”
同学们也有很多批判，“她妈也很封建，觉得女的就应该在厨房。”“还有她爸，买的蛋糕也只是弟弟喜欢的口味儿。”上课的老师甚至有点接不上话，但她并没有打断学生们的发言，每一个人说完之后，她都给予肯定：你看到的这点也非常好。
实务学堂租借了广州一所学校的两间教室，大的那间可以容纳所有的20名学生，在没课的时候上自习。教室中间挂着一个窗帘，拉起来又可以隔出一个上课的空间。一圈走下来，你立马会被墙上贴着的同学们的目标和周计划吸引。罗家祥的目标之一是“不说粗口”。
来学堂之前，他在河南的武校上学。武校里，总有一些被使唤的人——一个人要拎七八个开水壶，一次拎不完，两次。他还见过一个人，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生活老师过来时，他反而躲了起来。那个地方，习惯用“干一架”解决问题，有时候走在路上碰了一下，也会引发一次斗殴。
尽管如此，武校仍是当时的他唯一的选择。
小学没人和他玩，有一次，他逃课跑到教学楼一楼转弯处的“最里面”蹲了一下午。但没有人来找他，等到傍晚，自己出来了。罗家祥说，当时的自己是为了找存在感——总希望被看到。初中，因为带手机被发现，他被退学，后来听说班主任用这个方法劝退了三四个同学，他们几个成绩都不好。
“你是个废物，这辈子完了”，躺在家里的那两个月，爷爷的话如魔咒般一遍遍出现。父母离婚，爸爸在北京打工，他和哥哥罗明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那段时间，他每天能睡20个小时，“睡着了这些事情就不存在了”。
最治愈的还是每晚拨通爸爸的电话，也不说话，“我没事就喊两句，爸爸，你在吗？”
表弟在武校，那里可以一年都不用回家，罗家祥逃也似地去了。后来，因为哥哥罗明扬在实务学堂“学得挺好”，他也跟着来学编程。
这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新奇。“课还能这样上？”历史老师在讲到杨贵妃的时候说，唐玄宗特别喜欢她，最后却把她害了。这跟他记忆里的历史好像不太吻合，杨贵妃不是那个祸国殃民的人吗？
回忆起入学时和实务学堂校长欧阳艳琴的一次谈话，罗家祥双手怀抱，上下搓了搓，像打了个冷颤一样，“哇，太不舒服了。”他实在不习惯和老师面对面一起坐着。和之前的老师谈话时，他永远站着，老师有时会靠在椅子上，抖着二郎腿。突然让他坐下来，浑身不舒服。
学堂教务长金玉说，对于这些学生而言，最需要的是“被看见”。
因为参加学堂承接的一个儿童交通安全项目，19岁的崔永祥短暂地当了几天老师。他无法想象，上学时那个举手回答问题都困难的自己，也没有上大学，今天居然有机会站在讲台上给30多个小朋友讲课。
采访中的一天上午，有个同学找了金玉四次，“老师”、“老师”喊不停，却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他需要一个靠谱、稳定的大人响应他的需求。”
金玉说，学堂里绝大部分学生的家里都不是一个孩子，他们没有得到过好的培养、指导甚至爱。很多孩子被父母放到寄宿学校，还有一些被直接扔给长辈，隔代养育。金玉也无奈，“这又不是个体的原因，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就要去打工，打工就没有办法抚养孩子，只能是这样子。”
19岁的林楚虹是个明显要成熟一些的学生，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座位上，说话细声细气，扫地也比别人更利索。
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一个人顾着四个孩子，她作为最小的那个“好像没什么需要管的”。她唯一的“珍宝”芭比娃娃是“捡来的”——又一次搬家之后，她在别人搬走的房子里发现了它，没有头发，还缺了一只胳膊。在家里，一旦说错话，妈妈的棍子就会打下来，她就尽量不说话。长大后的林楚虹并不埋怨，妈妈一人带着四个孩子，那是不得已却又必须要选择的方法。
来学堂后的一天，林楚虹看到个视频，一个男生胸前挂了张牌子，写着一行字：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她把视频分享给了当时的宿舍老师，老师说，“那我们抱一下？”
那是她从来没感受过的暖，“我能跟别人拥抱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跟我拥抱。”
迷茫不会消失
课堂并不总是那么有生机，直到下课前五六分钟，英语课依然昏昏沉沉，线上教学，教室里哈欠不断。you are my sunshine 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学生们好像“活”了，坐在凳子上左右摇晃。播放了一小段之后，歌突然又从头开始，有人说快进啊，林楚虹试图阻止，“别，挺好听的，放着吧。”她少见地在课堂上大声说话，还一直跟着唱完了歌。
她总会梦到以前的事，说到这时，她的手下意识地提起领口，叠一层，按住，再叠一层，死死地攥着——领口好像快要把她瘦弱的脖子勒出一道印，“当时，我不懂自己遇到的危险是什么，只是觉得不对劲。”
那是林楚虹的第二份工作，在一家韩国餐厅做服务员。一个男同事邀请她和其他同事去宿舍玩，她想，一起聚会也没什么，但到了以后才发现，其他人都是男的。吃过饭，男同事问她要不要去休息，她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拉进了房间。男同事很快关上房门出去了，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像被定住了一样，“他可能就是让我在里面休息？”
门突然又开了，灯灭了，她被扑倒在床上，一双手探进来，她使出最大的力气挣脱，跑出房间。同事们像看戏一样打趣，她哭着拎起鞋子，逃下楼，直到确定没有人跟着，才停下来穿上鞋。广东春天的湿冷从她的脚底渗进身体里。
林楚虹的手松开了衣领，双臂叠放在腿上，弓着身子坐着，好像一个饱经风霜的大人。
更早以前，她曾有过梦想。捡到那个破旧芭比娃娃的时候，她想过当个服装设计师，给爸爸妈妈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衣服。后来，妈妈告诉她，“考不上高中就得出来打工”。15岁，查到自己中考成绩300多分时，她知道没得选了，只有打工一条路。
坐在从汕头开往广州的大巴车上，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离开熟悉的家乡，不过可能会赚到的人生第一桶金也许是个安慰。
找了20多份工，林楚虹没有过挖到第一桶金的感觉，她的薪水从没超过3000元。杭州餐厅的服务员、韩国餐厅的服务员、服装店的导购、咖啡馆的服务员，没有一份工作能做得久一点。她想不通，为什么怎么做工资都是那样，也不知道该怎么提升自己。5年、10年之后自己还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没有上升的空间、没有新的知识，像个机器人一样重复工作吗？
她所能想到的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像那个打工时遇到的乌克兰小姐姐，会做咖啡、弹吉他，英文说得自如，长得漂亮，还有一个帅气的男朋友。理想的工作应该是“至少不能是我不喜欢的。它要让我有动力把它做好。”
2019年，在读大学的姐姐的推荐下，林楚虹来到了实务学堂。
去年年底，参加完实务学堂组织的云南乡村儿童交通安全项目后，林楚虹得到了一些舒展——她克服了上台紧张、哆嗦、脸红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再迷茫，入学时觉得编程太难，林楚虹选择了设计方向，可来学堂一年半了，她还没能完全熟悉软件，设计师似乎难以成为她未来的职业，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2020年疫情之后，实务学堂从北京搬到了广州，受制于场地费用，他们越搬越远。学生、老师们调侃，“每一个学期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开学。”
王艺璇跟着来了。2018年暑假，她高中休学来到实务学堂，后来回去参加了2019年的高考，裸考200多分，她决定不复读了，又回到了学堂。身边的同学说，“你真行啊，怎么着也能考一个二本，怎么能不要学历呢？”
2019年10月，通过实务学堂，她成功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实习机会，本以为自己可以真的“毕业”了。
她确实来到了一个很好的公司，CEO微软出身，自己出来创业。实习的时候，她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访谈录音、微信排版，一切都还好。开始接触全职工作以后，她有点跟不上了。公司很自由，早上11点才上班，但晚上2、3点都还在开会，她不知道时间该怎么调配；被安排做用户体验地图、用户画像，她要一个一个去查这些词的意思之后，才能开始工作。2020年4月，王艺璇离职了，老板安慰她：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与岗位不太匹配。
那段时间“哪儿都是黑的”。打开招聘网站，学历和工作经验把她卡住了，投出去的简历从来没有收到过回复。她暴瘦了二十斤，“要不要回去高考”的念头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10月，实务学堂校长欧阳艳琴给她打来了电话。听到电话那头说学堂缺人，王艺璇重新感觉自己被需要了。但她一度抗拒回来，担心学堂“太像家了”——她害怕自己一辈子都在这里。她还担心，“如果我没什么成长的话，学堂也很难让我一直待着。”
罗明扬找工作的经历看起来一切顺利，2020年5月，在学堂推荐的一家创业公司实习两个月以后，18岁的他正式签约入职北京一家公司，并发了一条朋友圈：“？第一份？”
找到工作的喜悦很快被通勤时间冲淡了。5号线转13号线，他每天要花3个小时在地铁上。大概三个月后，学不到新东西了，也没有时间学。创业公司人手有限，开发、测试、修bug他样样都要做。熟悉项目以后，每天的例行工作还有发邮件、写总结。
他又被困在一个地方，陷入重复——就像他好不容易逃出来的高中课堂，所有人都整齐划一地做着同样的事情。“快逃”，11月22日，他发了这条朋友圈，离职，南下广州。
来到新的公司，他进入了新的学习领域，研究Golang语言。轻松的团队氛围让他有空重新感受互联网世界的自由，看电影、学习新东西。关于周末单休还是双休，领导还在群里发起投票。毫无疑问，只有领导一个人投了单休。这种轻松甚至使他怀疑，公司是怎么活下来的？
但新鲜感会过去，新的很快也会变成旧的。他仍会担心，一旦熟练了，生活又开始陷入那种“重复”。
如果没有励志故事呢？
学堂里的很多人都想快一点出来工作。崔永祥的家人总问他你还要学多久才能出来？希望能得到一个准确的时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本来以为今年能出去，但这段时间，学的东西有点难，笔记又落下了很多，自己对作业的难度没有认知，玩着游戏时间就过去了，最后发现写作业的时间也没了。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对于他来说并不容易。初中毕业，他就走进了厨房，为师傅配调料，给做好的菜撒个辣椒、呲个油。听到其他人说南方工厂的工资比较高，他决定南下东莞，进厂。
2018年，在工厂流水线上，17岁的他一件件检查汽车电路的线芯有没有损坏。凌晨3点，夜班最困的时候，汽车线束厂灯火通明，他一分一分地倒计时，“时间咋过得这么慢啊？”面前的两台机器按秒作业，每小时有近4000条线需要检查。
穿梭于车间、宿舍、出租屋的很多个闷热的夜晚，他常常翻看那本《平凡的世界》。他也想成为像孙少安、孙少平那样的人，“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被时代的洪流淹没了”。孙少平钻煤窑都没忘了学习，崔永祥希望自己也这样，“不学习迟早会被时代抛弃的”。
对他而言，进工厂最大的收获可能是填过的那张表，上面要求写特长，英语有级别的还会加钱。“原来进工厂都要看英语”，他想，既然这么重要，回到课堂会好一些吧。他跟姐姐提起想去职校，姐姐在北京的幼儿园工作，听同事提起过实务学堂，课程多样，还教编程。崔永祥那时总能在网上看到关于Java的广告，“这个东西还比较火”，他想，如果真的能学会编程，未来应该不会太差吧。
2019年，他来到实务学堂。
可教育从来不是一件速成的事情，改变命运的努力有时候看起来似乎也是“徒劳”。张鑫是金玉之前的教务长，2019年他辞掉了这份全职工作，只在学堂做志愿者老师，代阅读课。不做全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付出跟回报不成正比，“我比他们还要努力为了他们的事儿工作，他们却不努力。”
有人想上英语课，张鑫去搜集国外的双语课程，研究最新的教学方法，但听课的人迟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个期末，校长欧阳艳琴出去参会，学堂只有他一个全职老师，教室里吵吵嚷嚷，他说话大家都不听。那时候学堂搬到了昌平的郊外，下了地铁还要坐公交，很荒凉。他失去了基本的社交生活，去趟书店都奢侈。周一到周六待在学堂，休息回家的那一天，已经哪都不想去了。
他们想实现的目标和学生的基础差距很大。金玉在学堂开了一门Office操作课，但有的学生不会拼音，很多人还不会电脑打字。课堂上，她常常被问到软件要怎么装在电脑上。
很多时候，阅读课要从词汇和拼音教起，“垂涎三尺，你们要记下来啊，动笔写。”欧阳艳琴几次叫停线上老师，等着学生们去拿笔和本子。
2018年春天，欧阳艳琴和“新公民计划”总干事、“日日新学堂”创始人、西西弗书店创始人、以及大学教授，神经生物学家等一群人在北京昌平创办了“实务学堂”。她自己就是农民工的孩子，希望这个学堂能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着手，解决一些问题。欧阳艳琴记得2018年的一篇新闻：200多所中学、7.2万人看名校直播课程，16年中，有88人考上北大、清华，“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但她觉得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那些一块屏幕改变不了的命运怎么办呢？
实务学堂建立起来了，但它能改变多少人的命运，欧阳艳琴也并不确信。
2019年5月，Java 编程作业布置了三周，还有很多学生没完成。她试图和学生们找出作业没有完成的原因，“五一”假期，动员同学们在一起学习讨论，解决难题。除了一个已经学懂了的学生，没人响应她。作为实务学堂的校长，她感受到了某种“至暗时刻”。回到家，她对着天花板哀嚎，半夜，一个人在小区跑了 5 公里。她曾问自己，“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值不值得我付出这么多？”
她偶尔会想起，自己也曾朝“谷底”滑下去过。读三年级的时候，她还没有搞清楚“米”和“厘米”的区别，在农村生活，没人用“厘米”这个单位。初中，数学考3分，化学也考3分，好在她从没想过自己不行，做了其它事情，出板报、给广播站写稿、办刊物。写作让她获得了很多慰藉，在高考这个独木桥上，她过来了，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做了记者。
“所有人都想看到励志故事啊，就像好几个人曾给我转过这个故事：用了10年，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做到纽约高薪程序员。”她在一篇自述文章中提到，曾经的焦虑、生气是因为害怕辜负别人的期待。“别人给你捐赠钱，他觉得你好啊，大家之所以来做志愿者老师，也是觉得你好啊。”那段时间，她也反思过，焦虑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自个儿好面子？她特别想跟别人证明这些学生是很棒的。
但可参考的现实情况是，就北京50所打工子弟校将近2000个初中生的人生走向来看，他们中，只有6%考上大学，考上一本的不到1%。当这些人走向社会，1/3无业或自雇佣，2/3在传统服务业——又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成为北京的装修工、广州餐馆里的洗碗工。欧阳艳琴想，“如果我们的学生，还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做装修、超市促销、外卖、保姆，没有实现阶层跃迁，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吗？”她问过自己很多次，“我能接受我的学生以后只是做流水线打工仔、餐厅服务员吗？”
她的答案是：接受。但她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成为幸福的、有尊严的打工仔、服务员”。
琐碎日常中的“暖”
欧阳艳琴把写作课放到了操场上，她给出了当天的主题“暖”，希望同学们能用画笔画出来，然后讲一讲。她希望学生们不要局限在去琢磨写作技法，而是先打开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对于自己的感受有捕捉。
9月入学的一位新同学最爱操场的秋千，散开后，她小跑着冲了过去，秋千荡起来，她仰起头，咯咯地笑声隔着十几米都听得到。在实务学堂，她年纪最小，今年15岁，自小跟着父母从卢旺达来到中国河北。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小学六年级后，她一直在家学习。从家出发去实务学堂那天，妈妈给了她20块钱。
写作课上，摇晃的秋千出现在了她交给欧阳艳琴的画里。画是欧阳艳琴与学生们交流的一种方式，她总能从中发现一些微小但又出乎意料的变化。
就像另一个孩子画的那一个点——四周都是暗的，光从那里透过来，就很暖。“他怎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欧阳艳琴感到惊喜，她想起摄影老师此前也跟她提到过，这个孩子开始在摄影中尝试打破宏观的构图，去捕捉一些细节。
她从学生们这些细微、日常的反馈中构建着自己的“幸福感”。严格来说，迄今为止，罗明扬是学堂培养出来的，唯一找到正式工作的学生。“这难道不会很挫败吗？”“我们并不会完全满足于明扬那样的孩子的反馈，或者说他那样的反馈，并不一定比其他孩子给我们的反馈来的成就感更大。”
有一次，学堂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坏了，修电脑的人说可能是用力挤压造成的，但没人知道是谁做的，欧阳艳琴原本打算自己垫钱修了。“我在上面趴着睡过觉”，一个学生突然说。欧阳艳琴感动于他的诚实，她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学堂希望他们拥有的“诚实、勇敢、爱”。修那块屏幕要2000多元，最终，学生的父亲花了这笔钱。
去年入学的一个男同学，一开始开口说话都不容易，几节阅读课之后，他告诉欧阳艳琴，自己认识了更多字，能理解一段文字了。今年，他申请做了很多课的课代表。搬到广州以后，有一天他突然想去看看商场，“我每天都在山里，想去看看外面有什么没见过的东西”。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什么事。”每个学期都有人来，也有人离开，把他们又带回原本轨迹的大多是父母。他们不理解孩子疫情期间不去学堂时怎么整天对着电脑上课，“不给大人做饭，还不如弟弟，他弟弟还知道去给他爸爸送饭。”但欧阳艳琴相信，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从这里拿走了一些东西。教育就是这样一件事，很难，需要很多年、很多人。“那你的成就感呢？”“这些孩子不负责来成全我们（的成就感）。”
教育的未来在哪里？实务学堂的远景“珍贵的普通人”似乎是个答案。林楚虹现在觉得自己算是那样的人。在感受到拥抱的温暖后，每一个老师下课，她都会送他们到校门口。“如果我是老师，直接走了，也没有人来送，心里会有点寒。”2020年1月14日，在妈妈出门上班时，她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把拥抱带回了家。和妈妈抱在一起的那一刻，谁都没有说话，但她觉得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心。
让这些从原本的命运轨迹中逃离出来的学生、年轻的打工者，掌握生活生存所需的常识、技能、品格，实务学堂原本的计划是三年。尝试过程中，老师们发现，这个时间因人而异，有的需要更久。
连续三天阴天降温之后，太阳终于出来了。学堂的教室在顶楼，阳光穿过两扇大窗户洒进来，崔永祥脱下了厚外套，穿着短袖，正准备给一家做乡村教育创新的公司投简历，争取实习的机会。
从云南当老师回来以后，他对未来有了规划，“或许以后真的会做教育公益”，他享受站在讲台上的感觉，“比坐在办公室里为老板卖命值。”不过，他还是认为眼下的自己至少要先有一个工作。他并不后悔没有走完升学路，“每件事都有两面性，并不是说那样就有多好”。崔永祥的这些思考都发生在来学堂以后，试图改变命运的努力终究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罗明扬的人生原本有很大概率是跟着爸爸干装修的，但18岁成为一名程序员的他似乎写出了一个励志故事，成为学堂很多学生羡慕的那个人。而事实上，如同他一直在对抗着“整齐划一地做着同样的事情”，对抗“重复”一样，他也不想被“家里的长子”、“学堂的好学生”这些身份标签圈住。在北京最郁闷的时候，他也想过自己的学历问题：去考成人本科吧。不过，每到这种时候，另一个自己就会出来提醒，你不需要的，学习新的东西不是一定要有个学历。
做程序员以后，他听说35岁的坎儿——被降薪，被调岗，被明升暗降，直至被“优化”。他计划30岁就“逃离”职场，“退休”回老家，做一些可以远程工作的事情，也许是画师、也许创业，再不行就是老本行，继续敲代码。他对理想生活有了一些想象。那时候，爸爸也不再打工，在老家包了一块地，他们住在一起，屋子里放着一架钢琴——他最近才发现音乐“好像可以表达你的思想”。
“不过，现在的状态好像并不支持自己的这种想法。”他叹气。
那种“恶心”的感觉很久没有出现了，上一次还是在弟弟的武校。那是一群穿着相同衣服的人，他们身体灵活，但表情僵硬，眼神木讷，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他和弟弟都“逃”出来了，尽管前路未知。
他永远记得来到实务学堂后那一刻的惊喜——原来眼睛不止能看黑板，还能看书、看电影，耳朵也能听钢琴曲，“原来我还可以做这种事”。在如“坐过山车”一般退学、进学堂、工作的一年半里，他好像终于明白了一些生而为人的意义：“人应该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要为自己生活。”他不想结婚生子，而是想为生活尽可能做减法。“我做一个人就可以了”，尽管“这很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