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考场的一支笔，十八岁夏天的一班火车，把女孩从湖南小城带到北京。那时的她还没意识到这是人生的第一个转折。从此，她与故乡渐远，异乡成了新的故乡。几年后，当她走出校园，才再一次意识到，从学生到社会人，从教室座位到写字楼里的工位，人生是无数转折的叠加，而她终将带着来自小城的执拗和天真，不回头地往前走着……
小镇
我生长在湖南西部，一个“铁路拖来的城市”。
铁路系统给我家带来了所有的生活。十八岁以前，除了旅游，我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方圆5公里的地方。上学简单得像上台阶——铁一幼（“铁路第一幼儿园”的简称，依此类推）、铁一小、铁一中。学校之间也挨得很近。放学后，大家从校门口走回家，经过菜市场，买几串烧烤，经过小商铺，挑一挑逛一逛，就能在三五成群同学里面，瞥见曾经的校服和未来的校服。毕业以后，我还是喜欢盯着这些校服看，看着看着就仿佛自己也穿上了。
早年间，铁路还保留了集体生活遗留下来的风俗——“叫位子”。在那些对上班上学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比如早上的7点40和8点，中午12点，还有下午2点和5点半，铁轨深处会发出一声嘹亮而悠长的鸣笛。带着时间的命令，白色的汽柱喷涌而出，伸手拧住每个角落的耳朵，足足揪了一分钟才肯作罢。小时候我们都不看表，听到叫位子，就明白到点了。
那时候，所有我熟悉的人都生活在“叫位子”的范围里。衣食住行一应俱全，甚至还囊括了一座小巧的森林公园、一个工人文化宫。直到有一天，很久没见到小姑姑，我问奶奶，她说“去广州打工了”。我没有放在心上。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再也不“叫位子”了。后来我只在电影里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老式的蒸汽火车，轧着钢轨呼啸而去。
没想到有一天，铁路也带走了我。
上学的时候，我语文成绩最好。只有语文，让我摆脱了“做题”的困境，成为一个能够在做题时悠哉游哉，享受文学的人。高三那一年，顺着香菱学诗的路子，我买了本《王右丞集笺注》放在教室，还让爸爸给我买了一套当时觉得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藏书”，共61册。摆在家里顶天立地的书架中央，很是壮观。当时捧着《诗经》摇头摆尾地读着，懵懂之中体味了音韵之美。
十八岁那年，我高考语文拿了全省第一。我像往常一样暗捺住激动，表情依然很矜持，好像在说：没什么大惊小怪，这就是我应得的。倒是爷爷很激动地跑到校门口，为了看我的那一行喜报，盯着头顶上重复滚动的LED灯，站了好久。
暑假里，有杂志社编辑在QQ上找我约稿，想让我写点高考心得。聊着聊着，他说自己当年高考也挺厉害的，接着弹出几句话：
“大学可能没你想得那么好”
“身边优秀的人很多”
十八岁的我内心横生一股怒气，这种过来人的语气，是在贬低我的努力。我当时想，这说明他不够努力，不够优秀，才会在一个高中毕业生面前诉苦。
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八岁离开家的那一天，会是我迁徙的起点。从那一天开始，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当初一家人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时光。我以为我只是像上小学、初中、高中一样，上大学。我以为我只是把汽笛声拉大了点，拉响了点，坐一天一夜的火车，穿过大半个中国。我以为像只候鸟一样飞，旅途会把我的家和我梦想中的城市牵在一起。
北京
我本科在北京念中文系。学校是一所“双非”一本（非985非211语言类学校），但分数线比较高。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想去北京大学读研。北大几乎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学子都梦寐以求的地方。
上了大学以后，我并没有感到不适应。我喜欢教育体系的延续——我喜欢这个专业，能做得比别人更好。而成绩好就能带给人优越感。
除了学业以外，我在校内也做了很多事情，办了两年的人文学院的刊物，做了一年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学生会的层级制与社会相似，但又不同。学生会是严格按资历来进行选拔的，大一干事，大二部长，大三会长——这是一套很稳定的层级体系，很难有人能够破格，比如大一当部长。学弟学妹、学长学姐的称呼，本身就已经暗含了地位的高下。在这样一套论资排辈的层级体系里，我称心而安稳。
那是2010年代，北京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城市，这也是我后来虽然后悔本科没有选择“985、211”的学校，但从不后悔去到北京的原因。我在校外参加了许多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化活动——电影资料馆的放映、女权主义的讨论、污水治理的参观、青年空间的聚会……整座城市散布着形形色色的关注文化与社会的人，大大小小的公共空间非常活跃。
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叫蓬蒿剧场。那是我实习过两次，认识了很多现在仍保持联系的朋友的地方。每当我下地铁，匆匆穿过南锣鼓巷密集的人流，从东棉花胡同一拐弯，眼前就突然空旷。走过中央戏剧学院高耸的灰砖楼，不远处就有一面蓝色的小圆牌在静静地等着你，“蓬蒿剧场”。
这是一个容纳了我心中一点理想主义的空间。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改造的剧院里，有咖啡馆，有黑匣子，有图书馆，有展厅，最棒的是有一棵槐树冲破了二层露台，四处都是黑瓦楼顶的小四合院，独有这里拥有了一把遮天蔽日的凉伞。
在蓬蒿实习的日子里，我接触了很多国内外剧团的戏剧。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法国艺术家，他把普普通通的塑料袋剪成小人的形状，在风扇微风的承托下，扁扁地身体被轻轻吹起，一丝丝地注入了生命。他们一点点地鼓胀起来，尝试着站立，却只能颤颤地匍匐着。
当风开始加速的时候，这些彩色的小人忽然腾空，开始轻盈灵动地舞蹈。所有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舞动的肢体薄如蝉翼，一呼一吸都怕打乱他们的节奏，他们飘上去又飞下来，细微处如同露珠在草叶尖的颤抖。
艺术家撑开一把巨大的伞，满意地看着这些飘浮的精灵。小人们舞动得越来越熟练，艺术家突然变得暴躁不安，他拿起剪刀，捅向这些颤抖的塑料袋，一片片撕碎了它们。全场陷入了莫名的震惊与沉默……这个黑衣男子的创造与杀戮，是上帝，还是人类？这突如其来的狂躁与暴怒，是命运，还是人性？
这部剧作叫《牧神午后》，是以同名的德彪西交响乐作为配乐的。
虽然蓬蒿剧场能给我带来精神世界的富足，但实习薪水非常微薄。在民营剧场工作，没办法成为我赖以生存的职业。与此同时，我的内心对进入社会有种逃避和拒斥，也没想好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我只是很想继续读书。所以大四的时候，我选择了读研。
当然，我还记得自己北京大学的梦想，可我们学校当时保研名额比较少，而且主要是保本校。当我了解到北大的录取人数当中，保研是考研的好几倍，考研的报录比又极低的时候，我放弃了。如果说保研是百米冲刺，考研几乎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想要确定一个更加可行的目标，于是选择了南京一所985大学。
考研的确是一个很磨砺心志的过程。但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为了考试而考试，我需要心领神会，而不是死记硬背。
我报考的是现当代文学专业。还记得当时用整个暑假翻看了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原本，也在大四上学期认认真真地修完了最后一门“六朝散文”。最后一课是考研前夕，教室里空荡荡的。下课时已是深冬的傍晚，灰白的天空衬得路边的梧桐愈发深沉。几位学生伴着老师走在路上，她问我们准备得怎么样了。我们都说挺紧张的，心里没底。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
“如果你们这样的学生都不要，他们要谁呢？”
南京
考研初试成绩出来了，我进了前十。复试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所在的校区非常偏远。住在校内，居然能听见后面荒山上的狗叫。这是一个很僻静的做学问的地方，但也被学校金融系的大佬鄙夷：“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怎么搞出真学问。”
研究生三年，我陷入了一种任性读书、漫无目的的状态。比如，对延安整风感兴趣，就去阅览室翻了一个学期的《解放日报》；对冰心的女性观感兴趣，就去读《冰心全集》；对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感兴趣，就去画了个地图来还原他漂泊人生的轨迹；对英语翻译感兴趣，就去全程参与了翻译中国典籍的课程，即便是不记学分的。
读研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想过工作的事情，我只是想读书。我非常想去国外看一看，但拖着拖着就错过了最佳的交换时机。后来我读《斯通纳》的时候，写下一段批注：
“现在回想大学，正如这个人一样，努力但是缺少规划，缺少对规则的掌握，不会合理将自己的计划和固有的制度结合起来，达到想要的目标。埋头读书，也是一种目光短浅。”
临近毕业，我在读博和工作当中纠结许久。读完博士可以在大学任教，但如今学历高度通胀，留校教书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只能往更低一级的学校去谋取职位。
我终于还是用一套更“现实”的条框说服了自己，与其四五年后面临未知的就业市场，目前我需要一份稳定的薪水，先经济独立。
那年的秋招有点兵荒马乱，中文系的就业劣势和局限是非常明显的。总结经验之后，我写了一个知乎问答：“纯文科生（文史哲等）怎么选择就业方向？”我坚信文科生有一些底层能力是与职场相通的，例如表达能力、逻辑能力，万万不能因此灰心丧气。
社会
当我蓦然踏出了大学校门，周边环境的逻辑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在学校里，文学便是“圣贤之书”。我仍清晰地记得，本科时有一位颇有唐代仕女气质古汉语老师，在课堂上朗声问我们：“为什么读书？”一位男生站起来，中气十足地答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老师笑而点头，告诉我们这是张载说的，并让我们诵记。然而进入社会才发现，对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文学是一种奢侈品。
周围价值观的巨大转变，让我偶尔有点丧气。但也我也质疑自己，是否因为自己所念的专业，便产生了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气？千古文人，高山仰止。可我们这个时代，识文断句已经是每个人都会的本事，每个人都可以用键盘敲出一行朋友圈，一段微博，一个段子。即便有的人文学造诣很深，但各行各业也都有这样顶级的人物，为何文学会带给人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错觉呢？
现在，我所在的行业是建筑业，跟中文系简直是两码事。在工作中用得上的技能，大多是学生会那个时候给我的经验，比如印刷常识、PPT制作这样的小事。文案工作也算是我得心应手的，对于文字的运用和风格的体会，是我这么多年的文学熏陶里提炼出来最实用的一部分。
我在职场上也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是建筑行业方面的知识空白。我发现，对于实际工作来讲，文字只是一种工具。只有内容够充实，文字才不会流于形式。所以，要多多学习业务知识。其次，是在职场社交方面缺乏经验。在学校里一心读书的后果就是容易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人与事缺少省察，在工作中就只知道埋头做事。所以，要与外向和情商高的朋友多多沟通。
当我工作快满一年的时候，“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这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几年前，“学生思维”有关的话题早就在知乎上成为了热门。
有意思的是，“学生思维”是一个来自于外界的负面评价。它意味着学校与社会的评价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学校要求一个人独立完成课题，导师就是唯一的上级与标准；社会要求团队合作，体系与层级之间存在很多微妙与灵活的关节。所以社会人是与学生大不相同的身份，少了学校的庇护，多了责任与繁难。
“小镇做题家”不太一样，最初带有自嘲和戏谑的性质，是一种自我评价。界面文化这样解释：“他们的共性在于，高中阶段因成绩优秀而拥有的光环，在进入大学之后迅速瓦解。”
前行
我突然回想起，高考毕业那年，那个编辑用自身经历轻轻提点的两句话，在这里得到了应验。我在学校并没有感到多少压力，在进入社会后，高涨的房价与落户的门槛、职场的压力与同辈的竞争，让我明白，自己身在象牙塔的这些年，社会也在滚滚向前。
更没有想到的是，时隔十年，曾经去广州找事做的姑姑，与在大城市打拼的我，都同样拥有了“打工”这样的时代烙印。姑姑没有上过大学，是随着那一代打工潮，随着小姐妹去的广州。而研究生毕业，留在了东部沿海大城市的我，也被冠上了“打工人”的称号。只不过不同的是，姑姑仍然可以选择回去，但我回不去了。在外求学七年的生活，让我彻底适应了大城市的便利、开放、多元、快速的生活节奏，我没有办法回到家乡，我只能继续往前走。
在我离家之前，我爸不止一次焦虑地对我说：“我们家没有什么背景，只能靠你自己了。”“做题家”以“小镇”为前提的时候，就意味着这是一群从相对落后的村、镇、城里走出来，想要向上流动的学生。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黄灯老师有一句令人丧气的结论：
“学生成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制于家庭的溢出效应。”
在这样的语境下，原生家庭成为了一种“原罪”，“小镇做题家”似乎成了“凤凰男”、“凤凰女”的另一个翻版。可如果一切已在冥冥中决定，那么个人奋斗与自我觉醒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原生家庭是“原罪”，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本是社会结构的问题？
从个人层面来说，“小镇做题家”是一种不甘。早些年工作包分配的时候，学历是与社会地位、职级体系挂钩的。可现在自由竞争的就业市场，让小镇青年用十几年的努力换来的高等学历，没办法保证可以等价交换。所谓“985废物”，对于“废物”的标准是夸大的，并不是这群人无法通过工作获得报酬，无法维持生计；而是他们无法获得与“985”这个头衔相称的工作岗位和社会地位。“小镇做题家”也是如此。从学校进入社会，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从顶部向下滑落，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造成了这种有些酸楚的心理。
我是一个胜负心很强的人，小时候下棋下不赢我妈，我会哭鼻子。哭到我妈都觉得诧异，为什么伤心成这个样子？因为我就是要赢，不接受自己输。
我至今仍然没有改掉这个习惯，好面子，胜负心强，不大能接受批评。当然面对批评我会表现得很虚心，但内心早就筑起了防御的一道高墙——我做得够好了，错一点也再所难免。当我看到《优秀的绵羊》里这么描述精英学校里的大学生的时候，我惊叹于它的普适和准确：
“我们当今的名校大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被压迫式的追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再接着去追逐下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比它更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担心自己成为一位众人眼中的屈服于压力的弱者，因此他们拒绝示弱。”
很多时候，我会存在极度自信和极度自卑的两面。后来，我找到一个心理学的术语，叫“内向自恋情结”（Covert Narcissism）。特征有以下几点：
对批评高度敏感用冷漠的敌对行为表达不满，抬高自己非常需要外界鼓励，容易自我沮丧害羞和内向的性格
当我找到这些解释的时候，简直觉得每一条都在针对自己。我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反思原生家庭对我造成的影响。我自己性格的很多细节，都烙印在童年不愉快的回忆里。但我也最终意识到，如果我不走出这个阴影，我将把自己永远地困在过去，在回溯过往、自我反思当中陷入无尽的循环。我丢失了此时此刻真正的自己。
所以，这是一个小镇做题家的自白，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的觉醒。小镇与做题都是往事，我们面临的是更加多变而戏剧性的未来。我想要找到自我身上因为环境改变、自我觉醒而产生的最新最有创造力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我最有力量、最能改变人生的那一部分。
我要继续往前走了，你呢？
本文作者：云使。
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来自于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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