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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的1月9号，蔡元培先生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的著名演讲，而当时的北大被时人认为是“官僚养成所”。因而，蔡元培就任北大的演讲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让我们来看看蔡元培提出的三个醍醐灌顶的命题。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
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摒弃了官僚主义学风，采取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为新文化运动撒播下了自由的种子，也为五四运动培育了一方沃土。但是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元培和北京大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迫于压力，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今天，当我们重读蔡先生就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讲时，真是非常深刻，对我们现代的教育意义非凡。
先来说说第一个命题：抱定宗旨。蔡先生所说的抱定宗旨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深思。分别是何为大学？大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以及读大学究竟应该读什么？
那么，何为大学？蔡先生以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无独有偶，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先生也曾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可以看出，蔡先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风的首创者，也是北大能够历史性登上舞台的重要原因，而梅贻琦则这是最好的践行者与传承者。联大八年，刚毅坚卓，与抗战同岁，缔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官僚养成所”，不是培养一批批当官发财的社会精英！《大学》篇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存在的价值已经说的很清楚明白，可是只不过是好多人的“耳旁风”罢了。“明德”，讲的就是要让一个人懂得甄别是非，修身养性，然后立志，拥有一颗天下关怀的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方面要寻求为生民立命之道，学以致用，另一方面要探寻高深之学问，追求真理。
对学生来说，读大学究竟应该读什么？很显然，当大学存在的价值与教育的目的确定以后，学生读大学的目的自然一目了然。可是，并非人人都有为天下计的志向，大学教育还要考虑培养一批批适合时代所需的人才。如果整个社会是一架庞大的运行机器，那么大学教育就是培养这个机器所需的各种人才。但是，始终不能忘记，大学存在的价值并是不为了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零部件而存在的，如果大学真去这么做，那便是异化，背离了大学存在的初衷，教育自然便出了问题。
再来看第二个命题：砥砺德行。大学就像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先生，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与精英，德行是第一位的。有德无才，尚可大用；有才无德，是为祸害。试想一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所用，而是站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上，岂不让人汗颜！虽然学术无国界，但是时下的社会，这些人才总有培养自己的国度。德行为先，不能有奶便是娘。敬告青年，钱学森先生就是最好的表率！
现代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为什么呢？依我看，就是德行教育的失位所造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可能因才学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差异，但是一个人的德行好坏才是判断其能否赢得尊重的标准。我们常常评价一个人，很早以前看德行，逐渐地看才华、看成就，直到今天，我们看他有没有钱！为什么一个社会风俗会败坏成如此地步呢？时易世移！
最后，敬爱师友。老师犹如父母，真是“蜡炬成灰泪使干”！感恩之心长存，就不会妒忌，就不会缺乏敬畏之心，也不会做出厚颜无耻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