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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撰文论述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建设的6点未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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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范唯（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
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聚焦评估重点难点改革创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保障“十四五”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切实解决高等教育评估领域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这是党和国家赋予高等教育评估的时代责任，意义重大、使命光荣。
未来五年、十年，要综合用好评估诊断、激励、导向作用，聚焦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抓住高教战线普遍关切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着重解决评估目标导向、核心理念、分类体系、推动改革、管理制度、方法手段等六个方面问题，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更高水平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2035年如期建成教育强国。
树立更加鲜明的评估目标导向——立德树人
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方面，要发挥评估的把舵定向作用，筑牢立德树人统领地位，明确“立什么德”“树什么人”，引导高校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践行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强化教育教学内涵建设和质量文化建设，培养“五育并举”的时代新人。
另一方面，要构建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根本标准的评估体系，将立德树人“软目标”变成评估“硬指标”，引导高校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真正让立德树人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落地生根。
形成更加先进的评估理念——内涵发展
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进一步聚焦高质量发展，把评估改革引向深入，全面对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国际先进理念，使其成为引领评估工作的核心理念。
一是要强化学生中心理念，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核心，打造一流本科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推动人才培养范式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
二是要强化产出导向理念，强调教育产出质量，探索学生成长增值评价，重视学生学习体验、自我发展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定量与定性结合，避免单纯根据显性指标判断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切实提升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社会适应度、条件保障度、质量保障有效度和结果满意度。
三是加强对学校质量保障机制和能力评估，把常态监测与定期评估有机结合，督促高校建立健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积极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
构建更加合理的评估分类体系——精准施策
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系统集成、精准施策，在已有改革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积极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特征，针对量大面广、复杂多样的高校办学实际，建立更加科学、符合时代要求的评估分类体系。
一是针对老本科高校开展周期性审核评估，采取柔性分类方法，为高校提供导向鲜明、种类多样的“评估套餐”，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各安其位、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对少数办学定位为世界一流的高校，重点评估学校的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能力，旨在示范引领全国本科教学改革创新。
对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的普通本科高校，重点评估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注重科研反哺教学、服务国家战略成效。
对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的普通本科高校，重点评估高校服务区域、行业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坚定走“地方性、应用型”发展道路。
二是针对新建本科高校开展合格评估，设置国家底线要求，加强底线监督，规范办学行为，确保本科教育教学质量达标。同时，针对“小精特”新型研究型高校，实施“一校一案”评估，引导这类高校合理定位、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三是针对新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按照以评定向、以评促建、特色发展、重在定位的工作方针，引导学校围绕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需要，探索出一条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之路。
通过评估分类，引导每一所高校根据社会需求、自身发展历史和办学条件找准定位，加快形成高校办学定位清晰、类型分明、特色彰显的高等教育新格局。
让评估更加有力地推动改革——创新发展
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将创新发展置于高等教育发展全局的核心和第一动力，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高等教育改革新要求、“双一流”建设等，用开拓创新的发展思想，推动评估进一步发挥导向作用，引导高校加强教学基本建设。
一方面要坚持以评估促进改革，既看基础，更看增量，形成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投入教育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教育改革，整合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资源支持教育改革的制度设计；推进课程体系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注重课程体系与时代需求的有效衔接，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新理念引领教学方式方法变革和课堂革命。
另一方面，要坚持以评估引领改革，让一部分高校系统性、整体性、创新性、前瞻性、协同性、具有国际代表性的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与创新实践“亮出来”，做好本科教育教学示范案例收集、推广示范工作，带领全国高校整体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完善评估体系管理制度——部省协同
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彰显整体性、规律性，在联系服务各方时注重总体布局，推动各方面、各环节、各因素协调联动，构建更加现代的评估体系和更加协调的评估管理制度。
一是进一步强化高校自我评估、完善院校评估、拓展专业认证、加强常态监测、促进国际交流，不断完善“五位一体”的质量保障体系。
二是进一步统筹协调好各类评估，整合评估资源，减少重复评估，避免学校负担过重，切实提高评估工作实效。
三是着力加强省级评估工作机制和能力的建设，加快形成部省责权明晰、分工合理、执行有力、保障有效的评估组织管理体系，探索建立行业、企业广泛深度参与评估监测的合作机制和学生参与评估机制，全面了解在校学习体验和学校人才培养情况。
四是建立评估专家组织议事机制和咨询指导机制，充分发挥评估专家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本科教育教学评估监测工作的参谋把关、研究咨询、指导服务作用，优化评估决策。
完善评估方法手段——减负增效
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倡导精简高效、共享共赢，使评估更加科学、简捷、高效、不扰民，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
一是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深入挖掘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等积累资源，推动评估工作从“结果评价”向“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转变，凸显审核评估为学校发展“诊断开方”的初心。
二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评估线上线下“一体化”设计，促进信息技术与评估方式方法深度融合，做全做深线上评估，做出入校评估基础，在线上集体会诊基础上，针对“问题清单”重点考察，做准做实入校评估，减少集中入校天数、人数、环节，减轻高校评估负担，提高评估工作实效。
三是建设全国统一、分级使用、开放共享的评估认证管理信息平台，实现评估全过程规范化、信息化，推进多级评估的统筹管理，资源整合，为高校和专家提供智能化、个性化服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新发展理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指引，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引路照明“灯塔”。
新起点，落实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高等教育评估要坚定不移保持战略定力，积势蓄势谋势，谋定而后动、谋定而快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更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推动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
链接：高等教育评估发展史
第一阶段（1985—1990年）：试点探索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评估”的概念，随后开展了高等工程本科教育评估试点。
1990年，在试点摸底基础上，教育部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提出建立健全本科教育教学评估制度，初步形成了我国开展高等教育评估的基本思路和工作框架。
第二阶段（1991—2000年）：实践积累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展了合格、优秀和随机性三种形式的评估，从实践层面对评估开展了积极的探索。截至2000年年底，共有171所新建本科院校参加了合格评估，16所重点院校参加了优秀评估，26所高校通过了随机性水平评估，评估的覆盖面逐步扩大。
这一阶段的实践，有效探索了评估标准，建立了一支评估骨干队伍，为后续大规模评估的组织实施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三阶段（2001—2008年）：全面推进
2003年，国家颁布“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确立了五年一轮的周期性教学评估制度，并组织开展了首轮全国范围高校的全覆盖、大规模评估。2003年至2008年，总计有589所高校接受了水平评估。
通过本轮评估，进一步规范了高校办学行为，对高等教育评估工作框架的成型和制度化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四阶段（2009年至今）：创新发展
首轮评估结束后，教育部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首轮全国性评估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对高等教育评估的发展进行了统筹谋划。
2011年，教育部出台《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形成以学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院校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控为主要内容的“五位一体”质量保障体系。
链接：高等教育评估的意义
高等教育评估为有效保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高等教育发展行稳致远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评估制度自身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评估理念不断更新、评估标准不断完善、评估体制机制日益成熟，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评估“中国方案”。
评估水平和质量被世界高等教育界逐渐认同，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临床医学专业认证通过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机构检查就是例证。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原主席Bobby高度评价：“中国采取的‘以学校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位’和‘分类评估、分类指导’的理念，以及‘基于数据开展质量常态监测和发布质量报告’的做法在国际上都是先进的，为高等教育大国开展质量保障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