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又称“强基计划”）拉开序幕。
“强基计划”致力于从自主选拔录取高校单独遴选优质生源、“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下简称“珠峰计划”）培育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英才计划”高校与中学联合发现和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等试验中攫取经验，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选拔、培养后备人才，是一项集高校招生改革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于一体的重要举措。该计划于2020年7月正式落地，高校招生和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成为当下的热点议题。
虽然“强基计划”由教育行政部门推动、以高等教育为主体实施，但其本质是一项提升人才素质、推动社会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而人才培养须遵循顺序性、阶段性的教育规律，对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关注若仅限于高等教育这一学段，其效率必将大打折扣。从“强基计划”的选才标准中发现其对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释放的政策信号，并基于现实进行思考，进而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切入点，对高中育人方式变革做深入探讨，亦是实施“强基计划”的题中应有之义。
01
“强基计划”选才的政策信号
“强基计划”虽立足于自主选拔录取、“珠峰计划”和“英才计划”，但作为一项招生与育人一体化的改革举措，对高中教育的意义又不同以往。
（一）强调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清晰廓定选才的专业边界
“强基计划”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专业招生，各校2020年的《招生简章》严格遵循这一要求，酌情增加了基础医学。此次改革从顶层设计上对招生的学科专业作出限定，突破了自主选拔录取中高校自行设定招生专业的盲目性、投机性，基本承袭了“珠峰计划”所确定的基础学科范围。基础学科是不以实用为目的的学科，是探索自然和人类社会普遍知识和规律的学科，是大学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着力点，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在世界竞争中赢得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以学科母体为基础建设专业，依托专业培养人才，通过人才实现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是高等教育实现其职能的根本路径，也是“强基计划”的基本逻辑。
自1952年，我国学科建设呈现出从整体到重点、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科院首先勾画了我国学科发展的轮廓，并体现出对技术科学的注重，20世纪80年代起对材料与工程科学、信息及计算科学等的重视，无形间造成了90年代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的学科危机，具体体现为相关学科培养博士生所占比重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末的“211工程”“985工程”将我国学科建设推向了重点发展阶段，21世纪的“珠峰计划”“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则将其带入了内涵式发展阶段。“强基计划”的落地处于我国学科建设战略转型的关键期，将学科人才培养从研究生阶段前移至本科阶段，并廓定了具体的专业，体现出顶层设计对发展关键学科、培养相应领域重要人才的信念。
“强基计划”的选才范围立足于国家的战略需求，对高中育人方向与重点提出了要求。虽然普通高中不存在高级专门教育中的分科、分专业教学，我国的学制又是由单轨制演变成的分支型学制，在高中教育阶段仍具有浓厚的单轨制色彩，普通高中更体现出了完成课业、实现升学的单纯目标。但是理论上，高中教育阶段是个体兴趣、知识形成的关键时期，个体的兴趣爱好将影响其专业选择的偏好，基础知识将决定其专业成长的高度与深度。
（二）致力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变革选才的标准、方式与内容
从各高校“强基计划”的招生方案及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来看，“英才思维”贯穿于招生、育人、为社会服务的全程，在招生中表现为选拔“拔尖”人才。一方面，通过控制招生名额、设置报考条件来拔高招生标准。2020年36所高校共计划招收6090人，而同年参与高考的考生有1071万之多；根据高考成绩由高至低确定学校考核名单，破格入闱者须获得数学、物理、信息学、化学、生物等学科竞赛国赛二等奖及以上的奖项，高考成绩占考生综合成绩的85%~90%。另一方面，通过多样化的形式与内容建构多维考核评价模式来考察考生的综合能力。在学校考核环节，笔试、面试、实践操作、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档案等的应用，促进了评价方式的多样化，凸显了评价视角的过程性；考核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扩充了评价内容，体现了从选“分”向选“人”的转向。
“强基计划”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了选才的标准、方式与内容，加强了招考纪律管理，是对自主选拔录取中各校自行确定方案导致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改善。在自主选拔录取中，高校自主决定的招生专业、入围条件、考核方案等难免遭遇质疑；部分考生则将通过自主选拔录取获得入学资格视为一种“捷径”或曰“保底”的选择，而非出于对某所高校、某个专业的兴趣，这必将影响改革效果。“强基计划”选才于考生入学之前，属于普通高校特殊类招考，突破了“珠峰计划”以新生入校后的二次选拔为主的选才方式。“强基计划”从形式上将人才选拔时间前置，实质上体现了国家战略对基础学科的重视，而以高考为契机，则更容易引起社会对基础学科的关注，同时也解决了“珠峰计划”与高中育人关联度不高的问题。
“强基计划”的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万里挑一，是对统一高考“唯分数”的突破，是对候选者知识、能力、素养的全方位要求。于高中教育而言，最迫切要做的，是关注拔尖群体的教育，是如何让高分的“全才”或有学科特长的“偏才”得到更全面的发展，甚至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应如何前移至高中。
（三）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高度强调生源的社会责任担当
“强基计划”通过选拔、培养关键领域的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在招生目标上，强调责任、志趣、能力，如清华大学将招生目标界定为“肩负使命、志趣坚定、禀赋优异的青年学生”；在人才选拔环节以报考专业的学科素养为考察重点，兼顾考生的相关能力，如武汉大学的哲学专业的考察重点为“在哲学方面的志趣、天赋、未来发展潜质、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录取者入校后原则上不得转到相关学科之外的专业就读，试点高校对录取者单独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在培养环节，为其提供优厚的资源，在个体成长成才方面，为其提供本硕博衔接、公派留学等良好的发展机会。
“强基计划”的培养周期较长，不仅为入选者提供优质的本科教育，而且探索“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方案，“为关键领域输送高素质后备人才”，也为入选者在该领域的学习、成长、工作、发展提供保障。相较而言，“英才计划”虽然也有基础学科导向，但培养周期多为高中阶段的一年，即便为入选者提供了较好的学科素养训练，大多数入选者还是需要通过统一高考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机会，且囿于高考专业志愿的不确定性，也未必能在这一学科内继续学业、走向相应行业。“强基计划”立足于“珠峰计划”，承袭了其“一制三化”（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以及“动态进出”“特别支持”等成功经验，并增加了通识教育、跨学科人才培养等内容。例如，清华大学成立了致理、未央、探微、行健、日新等书院，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明德、明理书院，以从学科交叉领域发现现代科学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弥补“强基计划”本身制度设计对于跨学科人才培养的不利倾向，提升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竞争力。
“强基计划”以遴选、培养愿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具备扎实的基础学科素养、有较大的学科发展潜力、对相关专业有浓厚志趣的学生为目标。这便要求高中阶段注重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基础学科素养、创新能力，开发学生的学科潜力，使更多的拔尖学生有志于成为国际一流科学家。
02
高中育才的现实矛盾
“强基计划”的选才标准、育才理念更加强调考生的务实性、拔尖性以及学科潜能的开发，但无论是高中学生的学习抑或学校的教育，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功利性、普适性以及对学科应试能力的强调，这使高中育才因背离“强基计划”理念而陷入变革的现实困境。
（一）功利心与务实性的矛盾
在过去的20年，“财经热”在我国高考志愿填报中持续存在，类似的现象同样存在于拔尖群体中，艾瑞深中国校友会对高考状元最青睐专业、职业状况调查研究显示，恢复高考40年来，31个省份的高考状元普遍选择就读各个时期社会公认的中国最具竞争力、最赚钱、最热门和最具影响力的本科专业，如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电子信息、建筑学、计算机科学、自动化、法学、生物科学、新闻学等，相比之下，基础学科和专业备受冷落。在2007—2016年的790位状元中，选择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哲学等基础学科者仅有60位，占比7.59%。状元毕业后的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普遍较高，但从业绩表现看，高考状元在学术界、文学界和医疗、科技等专业技术领域表现较为突出，出现了较多的顶尖人才和领军人物，而在商界、政界则表现平平。相比之下，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热门专业更容易达成高薪、高社会地位等人们世俗观念中更乐于追求的目标，而若想在基础学科有所突破、取得重大成就，则要完成高难度的科研攻关，经历“数十年磨一剑”的艰辛过程。
高中生在专业选择、职业定向中体现出的功利心与“强基计划”人才选拔、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中褪去浮华、厚重根基、强调贡献的务实性构成了一对矛盾，若不能调和，则可能在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危及我国的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高中生功利心泛滥的形成原因有多重：其一，“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传统观念，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助长了高中生的功利心；其二，“道听途说”“从众心理”使高中生在志愿填报的盲从中偏向于“热门”专业；其三，对基础学科的不了解或基于基础教育阶段学习经历形成的错误认知，使高中生弃选基础学科。虽然不能将这一问题悉数归为基础教育之过，但我国高中教育对专业教育渗透的缺失确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缺失首先表现为教育不足，基础学科与热门学科的“知名度”无法等量齐观，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不能为学生建构起对职业生涯的基本认知，学生在志愿填报时自然会基于理性经济人假定，作出自己的选择。其次表现为教育不当，虽然大多数高中教师并未掌握高校各类专业的实情，但敬畏心与神圣感使高中学生对教师怀有极大的信任，教师教育教学中有意无意的话语皆有可能对学生的专业选择产生影响。
（二）普适性与拔尖性的矛盾
人才培养“扁平化”、缺乏对拔尖人才培养的宏观调控，是我国高中教育的整体性特征。首先，表现在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班级是学生学习、成长的载体，出于对教育公平的考虑，教育行政部门明令禁止中小学办重点班，均衡分班是最常见的方式。教师以行政班为单位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必然要适应大多数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强调普适性，正如一位高中教师所述“我们追求的是二本的升学率”。即便在高考综合改革地区，选科、选考推动了走班教学的落地，绝大多数高中仍仅将走班视为实现学生选科组合多样化的渠道，而非分层教学的契机，并未借此机会对学习能力突出者或困难者提供个性化教育。其次，表现为艺术高中的出现，这些高中有意引导学习成绩不够理想的学生通过艺术类招生获得高校录取资格，这部分学生也是该类高中的主要群体与重点培养对象。最后，表现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统筹性不足，以区域、学校行为为主。多数高中开设了竞赛班，为具有学科特长的学生提供竞赛训练，但竞赛班的参与者多以获得奖项、在高考录取中占据优势为主要目的。少部分城市参与了“英才计划”，或由本地区自行组织类似的项目，如北京高中翱翔计划，少部分优质高中与大学联合开设创新班，引导学生参与大学先修课程等，虽然具有一定的效果，但为资源所囿覆盖面不足，效率不高。可以说，我国高中育人偏重于普适性，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发展需要，对拔尖人才培养则关注不足、思考不多、投入不够。
高中教育的普适性、人才培养的“扁平化”与“强基计划”人才选拔目标的拔尖性构成了一对矛盾，暴露出我国高中英才培养的缺失，有悖于因材施教的原则，也有可能降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效率。造成高中偏向于普适性人才培养、缺乏对拔尖性人才培养深入思考的原因，在于“唯升学”的教育评价理念长期左右着高中教育的办学思路，尤其是普通高中面临着升学率的考验，学生的升学结果关系到社会对学校的评价、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也影响着办学资源的获得。让更多的学生升入理想的本科层次的大学，成为每一所高中的办学目标。从现阶段我国普通高中的办学环境与实践情况可见，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普及化阶段转变的过程中，高等职业学校、地方本科高校、省属重点高校是扩招的主体，“双一流”建设大学的入学资格仍是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普通高中必然选择以中等及其以下学生为教育重点，因为这部分学生是提升“升学率”的关键。
（三）学科应试与学科潜能的矛盾
应试教育突出、学业压力繁重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通病，虽然素质教育的推进已逾20年，但中小学生的应试与学业压力有增无减。高中尤为突出：具体教学工作的开展以训练学生的记忆力、做题技巧、做题速度为重点，对于拔尖学生的培养，则是将其推向题目高难度与解题高速度的“快”车道。一位高中校长谈道：“高中育‘分’的成分比育‘人’高，学生想获得高分，就要刷很多题目，这也就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这种程序性、重复性训练立足于联结主义、操作性条件作用反射、替代性等行为学习理论，较少基于认知结构、意义-同化、建构等认知主义学习理论，更遑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学习中观念的中介作用、发现学习、意义接受学习、独立建构知识等的缺席，不仅使个体获得的知识呈现出短时性特征，而且可能影响学习者的感觉、想象、悟性、理性等认知官能及情感、意志等欲求官能的形成，甚至可能埋没其学科特长、创造性、逻辑思维能力。
高中教育通过题海战术培养出的学科应试能力与“强基计划”所强调的志趣、天赋、发展潜质等构成了一对矛盾，阻滞了学生的发展。造成高中教育偏学科应试、轻学科潜能的原因在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在高考这根“魔力指挥棒”的影响下，“一切为高考服务、一切给高考让路”成了响彻应试教育校园的大众口号，“高考”成了教师和学生日常活动的轴心与终极目标，高考的科目、内容、形式也因此直接而全面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评价方法等。一方面，高考的统一标准使高中的教育教学组织整齐划一。在同一赛道、统一选拔标准内，基础学科能力突出者没有必要竭尽自身的学科能力，尤其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学业水平考试的等级性考试（或选择性考试）采用赋分制后，拔尖者仅需要取得相对优势即可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高考的“唯分数”使高中教育以“育分”为目的。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好的高考成绩，在传统的文理分科制度下，一些高中在学生高二甚至高一入学时便要求进行分科，以使学生“术业专攻”，更早地掌握“文综”“理综”的答题技巧，但这严重破坏了学生的知识结构，系统性知识的缺失不利于其学科潜能、创造性思维、逻辑思维等的培育。
03
拔尖人才培养改革触发高中育人方式变革
“强基计划”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拔尖人才培养提出了要求，更重要的是对高中育人方式变革以及对改变高中教育的功利性、普适性、应试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服务战略需求，确立为关键领域输送高素质后备人才的长远目标
“强基计划”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强调了教育系统、学校教育、基础学科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传统认知中，高等教育是教育系统中为社会服务的主体，基础教育并不能发挥直接作用。若将这一论断误解为基础教育不具备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则忽略了学段间的联系、忽视了顺序性与阶段性的教育规律。的确，这一问题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直观地体现为绝大多数学生到高中阶段仍未建立起对职业的规划、对专业的认知，而且这一现象还被视为中国学生的“通病”，较少有人愿意去改变或有效改变这一状况。
澄清高中的教育目标、促进学生形成理性的成才目标，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是高中育人方式变革的首要问题。高中的目标不能局限于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和升学比例的达成度，学生的成才目标也不能拘泥于考出什么样的成绩、考上什么层次的大学以及获得什么程度的经济收入。学校要有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关键领域输送高素质后备人才的长远目标，学生要有家国情怀、有志于为国家事业发展作贡献的志趣，这是破解高中育才功利心与务实性矛盾的切入点。具体而言，高中要以课程教学、综合素质评价、生涯教育为契机，在夯实学生基础知识、提升能力与素养的同时，也在培养个人志趣方面有所突破。利用综合素质评价中“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兴趣爱好与个人特长”“社会实践”“自我认识与生涯规划”等，以评促学，增加学生的体验感与使命感，使学生获取课本知识之外的信息，对大学的学科专业、社会的职业行业有一定的认知，形成初步的职业定向、个人理想、社会责任感，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改变学生专业志愿选择时的功利性与从众心理。
（二）注重分层培养，以“橄榄状”布局为蓝本调整人才培养方略
“强基计划”着力于“拔尖”人才的选拔，通过变革选才的标准、方式与内容，对高中阶段的英才培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因材施教作为一项教育原则对于每一位教育者而言都耳熟能详，但我国学龄人口众多、基础教育资源相对不够充足、高考选拔性居高不下的实情，使大多数高中无法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最终表现为学校教育中“扁平化”的人才培养方略，班级之间限于政策不能差别对待、班级内部囿于升学率需关注中等水平的学生。
改变高中阶段人才培养方略的结构，用“橄榄状”取代“扁平化”，明确“实现育人目标的多元化”，是高中育人方式变革的宏观布局。基础教育阶段与个体发展的诸多关键期相重合，若在此期间对不同资质、能力水平、潜力的学生开展整齐划一的灌输式教育，必将降低人才培养的效率。实施分层教学，以“橄榄式”布局为蓝本调整人才培养方略，是在教育公平的价值理念与相关政策的背景下，破解高中育才普适性与拔尖性矛盾的有力路径。具体而言，高中教育要以新课改和高考综合改革为契机，依托走班制、学分制开展分层教学，守住中间、兼顾两端，使不同程度的学生有不同的课程选择、课时安排、课业难度、课外活动。中等水平的学习者占绝大多数，采取常规的人才培养方案即可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较高水平的学习者在分层培养中应有更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增设拓展性课程、研究性课程，在训练其“以高速度解决高难度题目”能力的同时，使其学科潜力、创新能力也得到开发，对学科问题有初步的认识，帮助其在将学科知识应用于相关领域的过程中产生获得感。对于学习相对困难者，则需采取一定的补偿性措施，以发现特长、拓宽升学渠道。
（三）促进高校参与，以培养学生能力与素养为教育教学工作的根基
“强基计划”关注学生的学科潜能与综合素养，更加强调学生的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高考指挥棒”催生的应试思维始终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后，国家通过推行素质教育、课程改革、高考改革等，在基础教育领域增设校本课程、开展研究性学习等，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未对基础教育领域产生根本性影响，尤其在高中阶段，面对升学的压力，应试主义仍然大行其道。正如一位高中校长所言：“（校本课程等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它有积极作用，但是和付出相比，效益比较低。”
促进高中教育教学工作重点的转变，强调学生的学科潜能与综合素养、明确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应成为高中育人方式变革的主要任务。高中的教育教学工作以“高考为指挥棒”，必然难以兼顾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会将校本课程、研究性学习等有意义的改革视为“无用功”。加强普通高校的参与，以关注学生的能力与素养为教育教学工作的根基，是破解高中育才中存在的学科应试与学科潜能开发矛盾的新思路。具体而言，要加强高校与高中的合作、增强其对基础教育的指导，变“高考指挥棒”为“高等教育指挥棒”。由国家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推动中学与普通高校的合作，避免因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空间非均衡特征造成区域间发展不均衡问题。一方面，扩大“大-中”衔接的覆盖面，让高校教师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设计者、指导者、评估者的角色参与到研究性学习中，为尽可能多的有学科志趣者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加深高校对高中教育的参与程度，比如在高校与高中的合作下制订选科、走班方案，增进高中对高校选考、高等教育育人要求的理解，而非将走班视为应对学生选科组合多样性的工具。高校在参与中也将更了解基础教育的改革，并有可能将部分改革举措（如研究性学习）延续至高等教育阶段，有助于避免部分高校教师对此类改革不认同的问题，有利于提高改革效率；同时，高校教师将超越高考，从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给予高屋建瓴的建议，为激发学生的潜能服务，提高改革的科学性。
“强基计划”的落地将“珠峰计划”选拔、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前置，赋予了基础教育为国家战略服务的使命。在此背景下，长期被“高考指挥棒”“唯分数”“唯升学”所引导的高中教育暴露出诸多弊端。“强基计划”对于高中育人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启示性，有利于其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实现育人目标的多元化”“什么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等方面推动改革。但是，这一目标也不是通过高中一己之力即可达成的，还应切实提高基础学科人才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坚定高校考试招生改革多元化、综合化的价值导向，加速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只有多方联动，才能使高中育人回归教育规律，使基础教育有更好的发展并能更长足地为社会服务。
（本文作者郑若玲，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庞颖，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