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读经运动，就是提倡教十五、六岁以前的孩子读书、背书。读诵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很基本的一些书，甚至也可以包括一小部分佛家的书。
南怀瑾老师说，不管四书五经，或是其他古书，任何一段，教小孩子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不给他讲解，偶尔稍稍讲一点。这样背下去以后，一辈子都有用，一辈子都忘不掉。
不但中国文化要背，外文也可以背。教小孩子背书，这是中国人已丧失的基本教育方法，可以说西方人也忘记了。
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尤其是读中国书，更要高声朗诵。朗读多了，音韵和字义等因素都会逐渐影响读者，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慢慢悟进去，将来长大后的学问就广博了。
在中国古代，这是个普通的教育方法，但在二十世纪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后，对儿童的教育，不再采取朗诵、背诵的方法，而着重知识的灌输和理解。这是受美国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
胡适等人将杜威“生活即教育”、“理解为教育前提”的理念引入国内之后，将背诵经典视为食古不化的传统积弊。
他们主张：教材的选编要按照分类化原则，依儿童理解能力，按部就班，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他能懂的才教。教育目标遵循实用原则，儿童生活上有需要才教。
教学方法要注意兴趣原则，也就是要顺应儿童的兴趣，有兴趣才学得好。结果儿童教育就变成了“小猫叫，小狗跳”。其实，背书的方法不但不妨碍社会发展，反而使社会文化更发达。背诵可以增加一个人的智力、记忆力、思考能力，使头脑更细腻、更精详。
南怀瑾对儿童背诵经典的这种看法是有科学依据的。
德国医学博士林助雄医师论证说：人类有两大学习能力，即记忆力和理解力，记忆犹如计算机资料的输入和保存；理解犹如程序的设计和应用。
没程序空有资料，则资料是死的；没资料空有程序，程序是虚的。二者缺一不可，但记忆力与理解力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发展曲线是不同的，依据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一个人的记忆力发展是自零岁开始，1至3岁即有显著发展，3至6岁，其进展更为迅速，6至13岁，则为一生中发展的黄金时代，至13岁为一生记忆力的最高峰，以后最多只能保持此高点，往往20岁以后，心境一不平衡，便有减退可能。
而理解力的发展，与记忆力大有不同，理解力也是自零岁开始酝酿，1至13岁总是缓慢上升，13岁以后方有长足之发展，18岁以后渐渐成熟，但依然可因经验及思考之磨练而一直有所进步，直到老死为止。13岁以前儿童正处于记忆力黄金时期，因此，提倡儿童背诵经典的效果最好。
其实，处在记忆力最佳状态的儿童，即使不引导他们记住有价值的经典作品，他们也会去背诵广告词，流行歌曲。因为重点不在理解，而在记忆，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小猫叫，小狗跳，猫叫狗跳好热闹”的难易程度完全一样，而前者对文化生命而言更有意义。
经典名著有益于人格智能的培养、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对文学造诣的训练。让儿童自小就接触最有价值的书、永恒之书，只要有价值，不管艰深不艰深，让儿童多念、多反复乃至背诵。
只要能背，不管懂不懂，这些内容不仅会存入大脑记忆，而且会烙印在潜意识里，而潜意识的妙用就在于无需经过意志的运作，能直接地、默默地、自然地影响人类的思维和行为。
所以儿童读经，选择古代圣贤的智能精华是正确的。因为假以时日，读经的人多少都会受到经典的潜移默化，陶冶性情，使心性向善、向上。读经儿童“有口无心”，没有考试的压力，亦不必要求理解，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文化教育的目的。
近年来，脑神经科学研究有相当多的突破，对于两脑侧化作用，以及右脑对认知程序的影响有较深入的了解。理解力基本是左脑的活动，潜在层次的活动就在右脑。背诵记忆不仅不妨碍理解力，反而成为理解力发展的基础，而旋律、韵律又可增强记忆，让记忆不仅止于短期背诵效果，而能透入心灵深处。
儿童读经背经的过程类似念唱，眼睛看经典上的文字时透过视觉作用刺激右脑，而念唱的律动也激活了右脑，至于仔细辨字以便记忆则是左脑的工作。
所以整个读经过程恰恰动用了左右脑功能，使左右脑运作得以同步。根据研究，左右脑有同步效用时，学习能力可增加２至５倍。儿童只要反复诵读一篇文章，耳朵听进什么，眼睛看到什么，只要放松跟着念就行。
这种直觉的学习法，能让脑内的压力得到舒解，完全松懈、有趣，使脑波从β波转换至α波，也就是说，读经背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机会舒解身心压力，并能在α波的脑与潜意识互动过程中加强了创造力、灵感、注意力、判断力及记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