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偶尔翻捡旧物，从中忽然掉出一个折叠起来的有些发黄的纸页。没有打开，但从背面透出的蓝色字迹，我立刻知道那是一九九零年秋天离开靖远到北京上学之前，周玉林老师写给我的，希望我成为西汉青年将军霍去病那样的英雄人物的古体赠诗。
周玉林
它静静地停在眼前，里面含裹着周老师工整的钢笔字，和他对我的期许。那一瞬间，我似乎能觉到二十多年前的夏末从乡村回到靖远城中所感受到的雨后的闷热，听到南街中行人的喧嚣，嗅到县城车站中的汽油味道，以及看到当年同班而今已在四处生活的那些少年们的面容。
这页纸跟随我从靖远出发，到达北京，七年后再到广州，后来途经香港，到达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然后从那里到了大西洋岸边的新泽西州，现在暂时停留在了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
而我自己，也从当年一个略带稚气的西北乡村少年，一个对世界充满憧憬而又不免苦闷的青年，而到了今天的中青年。我没有成为周老师所希望的那样，在故国建立功业，像霍去病那样封狼居胥，而是一直按照命运的安排和自己的选择，一路前行，来到太平洋对岸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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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回靖远时从乌兰山上向下看，见到一中的操场似乎已经改造成了塑胶的。我在那里读书的年代，只有干硬的土操场。夕阳西下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学生手里拿着书，在操场上转来转去的背诵，头顶上有很多麻燕飞来飞去。
不过我自己几乎从不去操场背书，因为我觉得那种方法不适合自己。对我最有效率的时间反而是下晚自习后，点了蜡烛，留在安静空旷的教室，一直到很晚。白天的时候，我自己选择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这样既可以听课，又可以自己控制时间自学。因为住校，除了极短的吃饭时间外，身心似乎一直处在学习状态。高考进考场之前我还在看东西，目的仅仅就是为了保持那种状态。这大概有些像当时读过的阿城小说《棋王》里面下棋的那个年青人作战时的样子，心无旁骛，其它什么都忘了。
但八十年代的中国的短暂的“文艺复兴”也波及到校园，因此那时候我并不是完全沉浸在课堂中。虽然经常连吃饭都没有钱，且不时断顿，但还是想方设法购买和搜罗课外的东西来读。不过小县城中可以买到的多是一些文学刊物，如《小说选刊》，《当代》，《收获》，等等。还记得读完《黑骏马》之后的那种惆怅以及读过《北方的河》之后的振奋感。有时还买《奥秘》，主要是为了临摹其中的插图。此外，每次寒暑假回家，都会在乡村阅读二哥巨鸿读师范时买回的书籍，如《鲁滨逊漂流记》，《骑鹅旅行记》，《神秘岛》，乃至《席勒诗选》和《歌德格言集》等中外名著。还有一些其它一些有深度的读物，例如从周老师那里借到过《傅雷家书》，仔细读过，做了笔记;见到别人有本五角丛书中的《培根论人生》，苦于买不到，就用钢笔整整齐齐地整个誊抄了一遍。
那时候我管理班里订阅的《中国青年报》。当时该报的内容比较新潮，时常登有整版的学者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对话，我总能先睹为快。一次碰到有人到校园兜售当时火热的某政论片解说词，立刻买了一本。但那个小册子被罗文臻老师借去后给丢了。他碰到我，很不好意思的从口袋抓了一大把零钞，要给我补偿。我慌忙摇手谢绝。周玉林老师和罗老师从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总是从他们那里能借到一些读物。当时周老师主持的油印的《乌兰草》有不少插图是我画的，用的是蜡纸，放在钢板上刻。
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给自己上过课的每一个老师的面容和讲话的声音。她/他们的言笑历历在目。我无法一一去述说对他们的感激。那个年代的老师大都过着清苦的生活，却对自己的工作满怀热忱。她/他们最大的快乐之一是看到自己的学生被大学录取，而她/他们送出去的学生此生却未必再能和他们见面。
几年前我回县城的时候，去拜访初中时给我们上过一学期英语课的刘家培老师。刘老师非常善良，对学生充满热情，像个大姐一样。至今还记得她说，你们发音的时候不要怕羞，嘴巴要张得很大。到她家后发现只有她先生在家，就离开了。但傍晚她一路打听，居然找到我父母在县城的住处来和我见面，令我十分惊讶和感动，因为自从初中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她。
到了人民大学，和那里的老师的距离反而是非常远的，基本没有任何亲近感觉。但也有机会和来自他国的老师和学生有很多的交往。整个大学只有三个带“国际”头的系和班(经济、金融和政治)开设由四名美国教师上课的长达两年的英语强化班。当时全国各大学的英语系似乎都没有这种师资配备。这些老师来自俄亥俄州的西德维尔大学，一个天主教学校。他们的敬业精神，善良，以及他们设立的图书馆中的种种书刊和经常播放的最新的美国电影，等等，都成了一个窥见另外一个世界的新鲜的窗口。这些老师对当年每一个学生的影响也许都是非常深刻的。
二零零二年我去华盛顿收集博士论文数据时，忽然在高速路边看到那个大学的名字。回来的路上特意去参观了一次，在看不到边的白雪覆盖的田地间开了好久才找到。夏天的时候两边大约都是玉米地。学校并不是很大，但想到从这个偏僻的地方毕业的学生像他们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带着宗教精神，去影响异国，令人敬佩。二零一零年我在人大做访问教授期间，碰到当年的一个老师还在那里。她似乎独自一人，在人大已经三十多年了。
到北大之后，正碰上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首期合作，由学院选取了考研时英语成绩好的七八个学生，包括两名韩国人，另外成立了一个小班，接受该财团的奖学金，并强化学习日语两年多。期间有日本乃至世界上有名的学者，如卫藤沈吉、山影进等，来开设讲座。卫藤沈吉在日本占领下的沈阳出生，所以名字中有个“沈”子。他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之一。卫藤教授曾提到，广岛核爆的时候他正在该市，幸存后去美国留学，心里想的是未来如何为日本复仇，但最终却被美国的自由和民主的价值深深改变。
后来我们到东京的各个大学和研究所，如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等短期访学。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初到日本感受最深的“文化冲击”，一是在东京的时候，看到早晨车站上穿着整齐黑色套装的大群青年男女快步齐奔。皮鞋在站台上咔咔响，像军队行军。还有一个是日本人在很多场合的安静，以及城市的洁净。至今还记得当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历史与政治以及时空与文化的强烈反差所形成的非常复杂的感觉。
……
我一直非常庆幸自己从小就能有机会读到很多课本以外的书籍。它们似乎才是激发想象，引领前行的动力，而课堂里的书籍则是实现梦想的工具。我也一直庆幸自己能遇到很多新鲜的人和事。从靖远一中开始的旅途，就像一个石子在水中激起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向外扩展，不断超越原来的小的水圈，不断扩展到未知的新的水域。在每一个新的水圈，都能遇到优秀的人，新鲜的思想，以及给人以启迪的事物。他们的言笑，期许，以及种种影响，均成为推动那个水圈更向外扩展的动力。但靖远一中永远是那个开始激荡的起点。
靖远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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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有时会把自己的游历想象为一个人的远征。但其实一个人不管达到何种高度，都是许多人的合力助推的结果，完全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在送我读书的过程中，我的家庭的辛苦无法言表。离开家庭的旅途中的人和事，虽然很多都像车窗外的风景，一晃而逝，但也有一些人和事，铭刻于心，因为他们曾给我很多助益。
例如我从乡村小学转入靖远一中读初中，就是很艰难的开端。如果没有姑母张芳太带了我的画给周玉林老师，如果没有周玉林老师带了那些画给当时的张克让校长看，如果没有张校长看了我当场给他画的画，并同意我转学，我的路途和今天会很不同的。
一九九零年高考前数十天，我忽然大病一场，因为风疹过敏导致的持续的腹痛。那是一个每年春秋要折磨我两次的病，每次长达四到五天。家人太远，音讯不便，我就在靠近操场和公路边的那个阴暗的宿舍中忍着腹痛躺了近一周。某晚忽然鼻腔出血，同宿舍的紧急将我抬去医务室，并把钟大夫找来，给我打针。脑袋上不知道是谁(张明月?薛志忠?李鹏?张再良?王九春?高秉剑?贾志勤?高文阳?…..)还给包了一个大花的枕巾，怕我受风。五天后不再腹痛，胃却因为非常少的进食开始剧痛。我勉强走到周老师的宿舍，请当时同班的他的女儿周海燕给我做了顿白米粥，才渐渐恢复过来。此前预考时，我的成绩非常高。班主任李华老师说那样的成绩去什么大学都没有问题的。但大病初愈后拿起书本，忽然发现脑中一片空白，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了。惶恐之中突击，才有了后来的高考成绩。
九零年九月，坐了三十四小时的火车，抵达人大。第二天早晨爬起来，恍惚看见宿舍的屋顶在移动，并发出列车那样的哐哐声。宋宏谋来找我。他也是一中毕业，高我一级，当时在人大农经系，为人极其严谨，细心。他带领我办理各种手续，熟悉校园，并带我去食堂吃饭。买的菜是烧茄子，他付菜票。第一次吃到那样美味的饭菜，至今不忘。
大概一两年后，也是一中毕业生的王天灵从他工作的北京某工厂考回人大读硕士。他是一个健谈、睿智、又充满生活热情的人，与他交谈总有收益。他夏天经常踢足球，冬天则偶尔穿着一双大概从工厂带回的那种劳动用的翻毛窝头皮鞋，书桌跟前的墙上总是挂着一小幅《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足见其审美高度及质朴与沉思的气质。有一个冬天我们都没有回家。我骑自行车到人大东门，看到一堆待售的香蕉已经冻得发黑。小贩说是“非洲黑”。买了一大串，带到王天灵的宿舍，一边吃一边跟他辩论到深夜，过了大年三十。
在人大和北大七年之后，我决定去南方工作。那是在国内生活时期最为放松的几年。但我知道自己不会在那里长久停留的。两年半后，申请到密苏里大学读博士的全额奖学金，遂辞职出国。
拿到录取信件时离开学时间已经非常近，排队等签证几乎来不及了。我于是给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副领事 Mark Canning 先生打电话，请他帮忙。以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和他打过两次交道。他说，你把材料拿过来吧。于是拿了材料过去。他仔细看了一遍所有的文件表格，然后说，你把这些留下，等我给你电话。第三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签证已经准备好了，要不要打发人送到你单位?我赶紧说，不用了不用了，还是我自己去取吧。拿到签证后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倒是中美南海撞机期间，在美国的电视中看到过他一次。他作为美方外交官出现在镜头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我离开广州，途径香港，前往美国。到达堪萨斯机场已经晚上 9 点，要去密苏里州中部的哥伦比亚市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幸好赶上了最末一班长途巴士，但出国前什么都没有预定，所以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只好告诉司机，让他把我放在离大学校园最近的旅馆就可以了。
半夜抵达哥伦比亚小城，入住校园边的一个旅馆之后，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放小布什和麦凯恩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新闻。当时想，麦凯恩长得好像《侏罗纪公园》里的一个恐龙。等第二天起来，看到外面下了厚厚的的大雪，我这才发现自己像到了侏罗纪公园：忽然之间进入了一个完全不知所措的状态。
来美国之前曾因学业和工作的原因去过日本和德国，见到那里都有非常便利的公共交通，以为美国也差不多，所以来之前并没有过多的担心，也没有过多的准备，只提了一个行李箱就出发了。但到达之后，却发现美国中部的这个大学城基本没有公交设施，只有无数的私人车辆。从一点到另一点，没有汽车寸步难行。环境陌生，风雪连天，又没有随时可以上网的条件，结果束手无策。
第三天，我给学院院长 Thorson 教授打电话。她听到情况后，就让学院的一个助理孙先生，一个华人，来帮我。此后几天麻烦了孙先生很多。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和细心的人。从租公寓，到注册，到领取美国社会安全号，到熟悉周围情况，一直陪着我。
我后来的导师 Cameron 教授也开着他的皮卡，拉了一个弹簧床垫，一个床垫下的大箱，做饭用的锋利长刀，一大堆炊具和餐具，以及他的夫人给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大小毛巾，等等。然后拉我去他们家，参加学院的师生聚会。他的秘书 Rita 女士送给我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巨大沉重的老式饭桌，总算安顿下来。后来那辆自行车因为临时没有上锁，被人偷走。Rita 在街上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男子骑着那辆车，她截住那个男子，问他怎么骑着这辆车。那个男的说，“我发现了它。”瑞塔就夺回了自行车。我丢了她给的车后不好意思，一直没给她 说，倒是她告诉了我车的下落。
博士毕业后，在东海岸的新泽西的一个大学找到工作。系主任 Swanson 先生和他的太太帮忙找到海边的一个公寓，还每在感恩节的时候都邀请去他家聚餐。在大学认识的另一个系的来自加拿大的 Morris 夫妇，已经六十多岁，成了此后十多年的忘年交。我搬到德州后，他们还经常在旅行的路途中特意路过我所在的城市来见面。
从靖远开始的旅途中，还遇到过很多善良的人，得到过很多的帮助，不能尽述。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过去或大或小的“成就”，其实都是这很多人的助益的结果。能得到那么多的人的帮助，固然与自己的良善和真诚有关，但更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善良的人。或许良善与慈爱才是这个世界的本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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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前读到郭沫若翻译的歌德的《浮士德》时，曾摘抄过一些段落。记得其中有浮士德的悲叹：“啊!人是没有什么满足的!”浮士德一旦感到满足，按照他和魔鬼梅菲斯特打的赌，他的灵魂将归后者所有，所以他得不断的追取。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追取的东西都不一样：财富，权力，名誉，个性自由，和个人志趣，等等。对我而言，最后两个更为重要。因为我一直觉得生命是非常短暂的，因而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不应该把它浪费在自己不喜欢做的，或者与自己性格不适合的事情上。
我在一中的时候尚有文理分科。我的理科学得很好，数学分数在后来高考的科目中也是最高的。但我知道自己的志趣不在其间，所以分科时我没有犹豫，选择了文科。
高考后报志愿，当时还是估分。我估计自己的分数可以报考北大。但当时北大忽然增加了一年的军训，需要五年才能毕业。除了每年给家庭数百元的沉重学费负担 不算，该校只有几个我毫不感兴趣的系在甘肃招生。但我又只想去北京，就选了人大和另外一个准备保底的学校。
有天傍晚，从没有给我上过课也没有和我交谈过的顾志鸿老师在通往火车站方向的路上碰到我，问我说，你报了什么大学?我说政法大学怎么样啊?他骂了我一句，说报那个学校干什么?我就只报了人大一个学校。
从北大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通过了外交部的考试，他们让我早点决定签合同。另外还有一个单位也希望我去。但在北京七年后，我忽然对留在那里失去了一切兴趣：后半生就要在一个熟悉的城市的一个大机构内度过吗?我于是去了广州，两年多后又离开了那里出国。
旅途中也有可能获得财富与地位的机会。但每次我都问自己：逐取它们你内心会快乐吗?当答案是犹豫或否定的时候，就舍弃这样的机会而继续前行。
当然，一切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准备，没有实力，即使机会把它摆在你眼前，你也抓取不住它的。
不久前，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出现阶层固化的趋势的报道，这一趋势的一个结果是底层出身的人再难以靠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许大的趋势确实如此(研究表明美国也在过去三十年出现了这种趋势)。我也由此想象过如果我是今天的乡村出身的高中毕业生会面对何种选择。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深信教育对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对出身草根的人尤其如此。这是一个信息和技术离个人越来越近的时代，只要勤奋，善于学习，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两年前回国，我给周玉林老师打电话。他在电话中给我朗读了他做的几首佛偈。这些佛偈意境空寂若落花，而无当年他送给我的古体诗中所含有的壮气。岁月流逝，我们都在它的无形之流中前行，变得越来越沉静了。我问他在哪里打电话，因为后面似乎有空荡荡的回音。他说在他的家乡水泉的一个被放弃的中学校园。他每日在其间像僧侣般露地经行，然后在教室里整理文稿。
那一刻，我立刻想象那个中学或许有一排排的平房，白灰徐就的墙壁，干硬的土的路面，还有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教室后面立着自行车，夕阳西下，一些学生在洒扫，准备上晚自习。其实,我知道，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当年十二岁的我初次踏进靖远一中时见到的校园模样。
【注：本文应靖远一中陈建平老师之约为《靖远教育》所写。感谢陈老师的邀请，文章内容作者负责。】
张巨岩，美国密苏里大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终身教授;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研究员(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1984-1990 年间在靖远一中读书。1990 年以甘肃省文科第一名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94 年获学士学位。1994-1997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曾在美国蒙莫斯大学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