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爸说
“阶级固化”这个词，大家估计常常听到，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道很难打破的壁垒，但常爸一直说“教育”是一个强有力突破阶级固化的工具。不信你看看下面的这个真人真事。
这也是为什么常爸从做公众号起，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坚持初心——做传世的作品，给改变的希望。希望我们做的高品质线上课程能帮助更多的孩子，突破阶级固化，给他们改变命运的希望。
我叫张俊成，1976年生人，老家山西长治。作为一个从小吃不饱饭的山里娃，我初中一毕业就开始打工，19岁那年有幸到北京大学当上保安。
靠着一股认真劲儿，我利用业余时间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专科，被媒体称为“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
如今我45岁，在家乡一所民办职业学院担任校长。我深知，自己的命运是被知识改变的，所以投身教育行业，想以亲身经历去影响更多农家学子，“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我从小在一个偏僻山村长大，眼里除了大山还是大山。家里七个孩子，全靠父母种几亩薄田养活，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因为经济困难，我的大哥大姐一天学也没上过，三哥被过继给了亲戚。可即便这样，一家人还是吃不饱饭。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从不在人前说一句难，总是想尽办法打理好家中的日子。每天清晨四五点，她就跑到山上摘一些小野梨，回家上灶蒸熟后当作一家人的早饭。
水果不顶饿，过不了一会儿我的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但嘴上一声也不敢吭，父母吃的也一样，就那他们还得下地干活呢。
少年时代，我印象中最好的吃食就是亲戚来家时带的几块鸡蛋糕，因为舍不得吃被母亲锁了起来，等想起时已经长满绿毛。
母亲舍不得扔，把表层的绿毛轻轻刮去分给我们，吃起来依旧很香。
那时我天天盼着快点长大，想早点脱离被饥饿淹没的日子。可稍大点之后，自卑又蒙上心头。我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挨个穿过的，到我身上已烂得不成样子。
尤其是10岁之前，我衣服的袖口和前襟总是脏得明晃晃，鞋子也是露着脚趾头的。
从小学到初中，我因为自卑很少敢往人前站。母亲教育我要比斗志，不要比吃穿，人穷志不穷。我那时还小，只觉得敏感的自尊心很受伤，于是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靠文字发泄心中苦闷，不怎么爱言语。
有次我在学校和一个女同学起了争执，对方伶牙俐齿，把我骂得够呛，没想到还带家长来上门告状。母亲根本不听我解释，拎起笤帚就打：“人家可以闹，咱不能闹！”我又气又委屈，好一阵儿谁都不理。
最后还是在外工作的舅舅帮我解开了心结，他说母亲打我自有她的道理，男孩子不能为点小事就跟人计较，胸中要有大目标。
舅舅的话让懵懂的我开了窍，我很快就给自己定了目标：将来一定要走出大山，绝不再过这种被庸常和苦难腌透了的生活。
记得那时去地里帮父母干活时，我总是望着割不完的麦田发愁，感觉苦日子也跟这活计一样，绵延不断，一眼望不到头。我天天盼望着自己赶紧长大，长大了就能养活自己了。
那时我三哥在县城灯泡厂打工，回到村里言谈举止都带着城市的洋气，我见了眼红，也开始憧憬自外面的世界。初中一毕业，我就下定决心不再上学，想让家里人帮我找份工作。
母亲听了又心疼又无奈，"你还不如灶台高，出去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可惜这话我已听不进去，走出大山的心思早在心头扎了根。
辍学后，我便跟着父亲和哥哥一起到附近铁矿打零工。炸山洞、捡铁石、背矿，这些活儿统统都干。父亲心疼我十五六岁的小身板儿，让我每次少挑点。我不肯，咬着牙和他们一样挑一百来斤，挣一样的钱。
在矿场卖了两年力气后，表哥帮我在县城找了个汽车配件厂的活儿。直至此时，我终于有机会离开苦累无边的大山，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我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每天勤勤恳恳。分内分外的我都干，脏活累活从不怕，工友都知道有个抢活儿干的张俊成。有一回厂里来了一批急活儿，老工人都不愿意加班，我和伙伴们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干。两个领班见了，都感动得在车间给我们煮面条吃。
可我知道，即使在汽配厂干得再好，凭我的学历和阅历，也不可能转成正式工。所以八个月后，当表哥告诉我县劳动局要向北京传输一批劳动力时，我立马抓住了机会。
北京可是咱国家的首都啊，尽管那时我都不知道保安具体是干什么的，但心里早已沸腾。
1994年5月26日，19岁的我终于踏上开往北京的大巴车。车越走越远，心情越来越激动。到了北京，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大都市，什么是高楼大厦，才终于理解书里写的"高耸入云"的写字楼究竟有多高。
我和一群年轻人被带到了昌平农村的保安训练基地，教练告诉我们要在这里训练些日子，到时分到哪里要看个人成绩。
一听按成绩分配，我悬着的心落了地。只要凭本事就不难，大不了别人学一小时我学两小时，别人努力，我比他更努力！我的付出果然没有白费，最终成绩在五百多人里排名第一。
分配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公司大巴拉着我们一路停靠，把学员分配到对口单位。我很期待也很安静，知道按成绩分自己去的地方不会差。当我们一行十人被留在北京大学时，我意外之极！以前只是听说过北大这个学校，压根没想过还能来这样的地方工作。
北大保卫处派人带我们一路参观，认路，认地点，路上不时遇到头发花白的教授，我心里感觉特别踏实。最后分配岗位时，我有幸被分到了北大西门。
上岗时我站得笔直，业务考核次次满分，一有时间我就向前辈请教业务细节，了解北大环境。我还积极帮班长协调班里的工作。
看到一些励志语很受鼓舞，我就突发奇想，和同事们每天也在保卫室黑板上写一句格言学习。领导见我做事格外认真，两个多月后，便把我破格提为保安班长。
当班长后，我更加用心，总想着怎么样才能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树立好保安在师生心中的印象。后来我们借鉴天安门的国旗护卫队，创立了一套很有仪式感的交接班规范。那段时间我们总在工作之余自行练习掐步子、算时间、统一节奏......
半个月后，我们在北大西门第一次实操这套交接仪式时，来往的老师同学都停下了脚步。很多人拿起相机拍照，纷纷竖起大拇指，都觉得北大保安因为这个仪式提升了一个档次。
还有人特地赶来门卫看保安们的交接仪式，大家都夸赞说北大果然牛，连保安都不一样！那一年，我们北大保卫队还被评为了北京市十佳模范示范岗。
生活越来越有意思，眼前的光越来越亮，我有种走出牢笼的感觉，走路站岗时都喜气洋洋。可就在我踌躇满志时，一个打击让我瞬间清醒。
北大西门外国人往来频繁，很多外宾不懂中文，我们保安也不懂英语，这样叽哩哇啦的沟通经常闹笑话。有一天七个外国年轻人没有证件想进门，我解释不清只好把他们拦住。这几个人走到马路对面，齐刷刷地竖起大拇指，又齐刷刷地倒了过来。
我开始还以为这些人是要夸我认真，后来一看，鼻子都快气歪了。来北大这么久，我一直都是同事们眼里的楷模，这次打击对我太大了。
冷静思考后，我想不能因为个人给北大抹黑，大不了学习英语！于是第二天我就从早市淘来两本英语书，一有时间就背单词。
我胆子大，不管发音准不准，背完第二天就敢跟外宾对话。晚班轮到坐岗时，我也会大声朗读词句。北大西语系的教授曹燕老师下班晚，有几次路过西门她会停下来听一听，提醒我发音不对，把英语说得像德语，后来主动帮我办了英语强化班的听课证。
我那时一个月工资214元，还得寄回家50元，日子紧紧巴巴。我每天起早贪黑挤时间，一天只睡三个小时，发了工资就去买书，有时钱不够还偶尔饿肚子。
曹老师告诉我英语强化班是免费的，她还特意关照保卫处安排我错班学习，把我感动得差点流泪。
刚开始去听课我有点不好意思，怕穿保安服被人看不起，每天提前十五分钟换班跑着换便衣。后来同学们纷纷鼓励我，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可怜的自尊其实很可笑，此后专心学习，再也不考虑身份问题。
其实在北大，无论学生还是教授，没人会关注你的出身，大家都敬重努力的人。在这种谦敏的氛围里，我学习努力，工作也更加用心。每次遇到面熟的老师同学我都会打招呼敬礼，真心敬佩他们的学识和为人，慢慢地，越来越多老师关注到了我。
有天我下班刚好碰上德语系的张玉书教授和夫人遛弯儿，张教授主动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当时我还以为人家是晚上怕不安全才喊我，我想就算主动加班吧。
后来张教授摸准了我下班时间，三天两头来叫我一起。一路上他不断给我讲哲学，从黑格尔讲到尼采、马克思，刚开始我听得不耐烦又不好说什么，后来越听越喜欢。
最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不是我在加班陪教授，而是教授在主动加班给我讲课呢！他知道我爱学习，才用一颗爱才之心启蒙我。
1997年，我如愿拿到北大继续教育学院的毕业证。看着上面的照片和钢印，我眼睛湿润，心里像放下了一块千斤坠，三年多的日夜坚持终于挺过来了！
这之后，我被北大内部和好几家高校请去做讲座。第一次我准备了一篇《我是一个北大保安》的讲稿，写的都是工作日常，紧张起来说话磕磕巴巴，只能硬着头皮讲。后来次数多了表情越来越自然，还掌握了很多演讲技巧。
我成了北大保卫队的一张名片，勤奋好学的事迹被广泛报道，我的故事被写进《北大燕园卫士》校刊，照片还被印到了北大的地图册上，很多人来到北大都特意请我签名留念。
正好那时我的劳动合同到期了，北大希望留下我，还许诺帮我解决家属的工作问题。老师同学们也劝我留在大城市打拼。但我的妻子已身怀六甲，年迈的双亲正等着我回去孝敬。
考虑再三，我还是打算回去，家乡虽然不比北京，但我已经看到了想看的世界，还收获了知识和学历，相信回去也能闯出一片天。
1999年7月3号，我带了两大麻袋书回到家，8月份看到一所中专的学生处在招聘，便毛遂自荐。有了之前的经历加持，我顺利被录用。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学校也有哲学课，翻了翻课本，感觉里面的内容非常简单。这激起了我讲课的欲望，我想把北大学到的东西讲给家乡的孩子们。跟校长申请后，我精心备课，把一本哲学书概括为三点《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学校组织评课委员会专门评审我的课，我站在讲台侃侃而谈，仿佛又回到了北大的演讲台。我的课让大家眼前一亮，获得一致通过。
自此，我的工作从学生处办公室换到了三尺讲台前。我兢兢业业，认真讲课，从任课老师一直做到班主任，始终不离一线。
我爱读书，讲课知识面宽，言行举止又有大都市的影子，同学们都喜欢聚在我周围。我比他们大不了几太多，这种亦师亦友的形象“迷惑”了很多同学， 总能和他们打成一片。
我对自己严苛谨慎，生怕哪一点做不好再带坏了学生，行走坐卧都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些叛逆的男孩子见了有样学样，也把腰杆挺得笔直，行事讲纪律。
看我教学有一套，学校一次次给我分了难管的“刺头”班，把这当成另一种器重。分析完那些难啃的骨头，我跟学生们坦诚交底：要么最好，要么最差，你们自己决定！
再差的人也有自尊，孩子们还是选择上进。我一看有希望，就连赶带拽，想方设法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最后这些班级的成绩都从垫底爬到了中上等。
在教师岗位上一做十六年，我头脑愈发充实，对教育行业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工作这么多年，肚里累积的东西总让我有种挥袖一搏的冲动。2015年，39岁的我决定和朋友一起出资开办一所科技职业学院，由我担任校长。
创业何其艰难，开始我也很迷茫，但心中不曾慌乱，坚信只要秉承勤勉、坚持、扎实这三大原则，肯定能出成绩。我习惯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做的，我自己先要做到最好，时刻做表率。早上6点跑操，我5:50会准时出现在操场上。
学生6点上早课，我5:50就等在教室门口，还经常陪学生吃饭、打球、上晚自习，孩子们都亲切地叫我“张大大”、“老张”。
我对自己近乎严苛，但对老师们只要求达到学校规定就好。这么多年我深深明白一个道理：做好自己，优秀的人自然会向你靠拢。
我这种“无为而治”反倒很快有了追随者。老师们也把表拨快，行为“军事化”。我看到后耐心指导，告诉他们管理方式只是壳子，想做好教育必须要有一颗想奋进和爱学生的心。很快，教师队伍素质就有了明显提升，老师们都开始以校为家，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
有个15岁的学生刚上高一，就接到了爸爸突然去世的消息。我听说后带着老师赶去探望，孩子远远地就向我们跑来，扑倒在她班主任怀里放声大哭，老师搂着她，心疼得泪流满面......
有些学生比较调皮，家里条件并不好，拿着家长的血汗却不好好学习。我觉得他们还是不明白学习对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为此特意设计了“校长秘书室”，让他们在秘书室里抄写励志名言。
我工作时让他们如影随形地跟着，帮忙解决问题，帮忙翻书查资料，潜移默化地去点醒他们。不伤自尊又能进步，这可以说是我最得意的“发明”。
为了让孩子们多条出路，能够走进大都市开拓眼界，我总在想办法与大城市里的企业单位联络，举办校企合作项目，先后与北京的航空公司、科技公司等国内十多家知名公司对上了口。
虽然我们是职校，但我还是要求学生尽力考大学，一技之长是后备之手，这样无论走到哪里心里都踏实；而大学是更高一个层级，眼界和氛围总归不一样。
这五年我们为企业和社会输送了大几千的人才和大学生。在我们当地的政府机关，创业单位，都有我的学生。每当看到他们，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荣誉和满足感。
教育是一项良心工程，我时刻不忘自己当初是怎样走出穷困山沟的，又怎样在北大承受恩师们的教诲。我也一直都记得写在日记本里的那句话：不跟别人攀比，先想办法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