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由北京的几家报刊牵头，发起了一场对现行语文教育的声讨。说“声讨”似乎激烈了点，那就改成“讨论”吧。
这场讨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义愤填膺的文章见诸报端，据说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城市的情况我不甚了解，仅就我所接触的农村而言，其实真正优秀的学生是不报师范的。
即便是师范毕业的优秀学生，也并不一定去当老师。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上等的职业还是当官，当官的工资尽管不比教师高，但人们都知道，大多数当官的并不靠工资吃饭。
他们合法地享受着最好的东西，他们即便不贪污不受贿也可以活得比教师好得多。
无论什么人下了岗，当官的也不会下岗。常常听说某地拖欠教师的工资，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地方拖欠了书记或是县长的工资。
一个中学教师被任命为哪怕是穷乡的乡长，也要摆酒宴庆贺，但如果让一个乡长去当中学教师，他很可能要上吊。当然，真正优秀的人也未必当得上官。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就很难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有了好的教材，没有好的老师，恐怕也无济于事。所以，我想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实际上牵扯到方方面面。
什么时候当官的都想当教师了，别说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这点问题，再大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我想，中学的语文课，起码应该拿出三分之二的时间让学生阅读，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学生愿意读什么就让他们读什么。
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肯定有道理。
如果我们的中学生，在六年的时间里，能读一百部古今中外的名著，那写出来的文章将会有另外一番气象。即便他一辈子不写文章，这一百部经典，也必将使他终身受益。
在目前教育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让学校拿出大量的钱来购买图书很不现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文革”前那样，把语文教材分成《汉语》和《文学》两本教材呢？我幼时失学在家，反复阅读家兄用过的《文学》课本，感到受益很大。
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就是那几本《文学》课本培养起来的。
另外，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让中学生掌握那么多语法和逻辑之类的知识，这些知识完全可以放到大学中文系里学。
我感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
而所谓的对语言的感觉，只能从大量的阅读中获得。至于语法逻辑之类，八十岁也可以学得会，而且很可能因为有了多年的使用语言的实践，学起来会事半功倍。
让孩子们像嚼蜡一样去学那样枯燥的逻辑、语法，毫无疑问是一桩苦差事，我们完全可以把语文课教学搞得趣味盎然。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也用不到自己母语的语法，一个基本上不懂语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确地使用母语说话和写作。
既然我们提倡学以致用，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那些对大多数人无用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能进行这样的改革，我们的大学中文系也就多了一条存在的理由。
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就是精通汉语语法和逻辑的专门家，他们研究汉语的发展与历史，他们毕业后可以教中国人学汉语，也可以教外国人学汉语。
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篇文章，小学生在学，中学生也学，大学生也在学。我想，如果把语文比喻成一架钢琴，那么，的确需要一些人学设计、学修理，而绝大多数的人，只要学会演奏就行了。
肖邦未必能修理钢琴，沈从文未必能写出一本语法方面的书，而写了很多语法书的吕叔湘，好像也没写出一部很好的小说。
当然，如果钢琴出了毛病，肖邦肯定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一个句子不通顺，沈从文马上就会感觉到，并会凭着语感将它修改得很通顺；如果确实是一篇好文章，吕叔湘会比常人更加头头是道地说出它的好处。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令学生们头痛、令作家们哭笑不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章分析。这一招听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
这种方式，违背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或者说违背人们的审美习惯。
从比较低级的意义上说，阅读就像吃饭：上来一道好菜，色、香、味俱佳，吃完了，心情很愉快，身体很受用，对大多数食客来说，这就是终极的目的；如果吃完后不让走，非要他说出这道菜是用什么原料构成，用什么方法制作，包含着什么样的营养价值，那就很可能让他把吃下去的呕出来。
当然，厨师进修班的学员和营养学专家另当别论。
我想在日常的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是把阅读当成一种休闲，是为了在阅读中得到乐趣，谁也不会把在中学里学到的那一套，在日常的阅读活动中运用。这种分析文章的方法，其实也不能提高写作水平。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的孩子在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学到的很多都是没用的东西。
如果说有用，那就是用之于高考，高考完毕，即弃之如敝履。用这么多的时间，花那样大的精力，去学一些一次性消费的东西，实在是很不划算。
我并不是绝对地反对作品分析，我反对的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的作品进行那种千篇一律的政治分析和阶级分析。譬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依我看就是一篇略微带着那么一点病态的惟美的休闲文章，读这样的文章只要能感受到那么一种情调也就够了。
如果非要从这篇文章里读出朱自清的爱国激情，非要读出朱自清对敌人的仇恨，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朱自清如果在天有灵，会不会在云端里发出冷笑呢？当然，你一个人愿意这样分析，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非要把你的观点当成标准，强迫学生接受，如果不接受，就判人家错误，这就有点霸道了。数学可以有标准答案，物理可以有标准答案，语文中的许多问题，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
诗无达诂，好的散文、小说，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一部《红楼梦》，毛泽东有毛泽东的读法，胡适之有胡适之的读法，我们也好像不能因为胡适之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否定了他读《红楼梦》的心得。如果我们能够把曹雪芹从时光的隧道里拉回来，让他听听红学家们对他的《红楼梦》的分析，我想他很可能捂住耳朵落荒而逃。
因此我想，应该允许学生对一篇作品作出他自己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分析，只要是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算他对；甚至应该鼓励学生敢于标新立异，敢于与老师唱反调，与作家的创作意图不一样也没有关系。
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就不可能用一个星期改革掉，那些正在被许多人口诛笔伐着的东西，也正在被许多人拼命维护着。但这众多的反叛之声，毕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