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放学早，老师和家长应该怎么办？
延时服务，师从何来？
课后服务，如何管好？
······
面对“三点半放学难题”，
代表委员们也展开了热议，
多位代表委员纷纷就此话题建言献策。
快和中教君一起看看吧！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充分吸取多方意见，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光靠教育部门一方很难做好。我在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将课后服务的任务全部落在学校老师身上，侵犯了老师的休息权。各地在探索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比如激活当地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资源，引导社会公益机构参与。教育部门还可以在充分吸取家长意见的基础上，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选择资质完善、专业性强的社会教育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提供。
课后服务同样承担着育人职责，让其不止于看管，不止于完成课业任务。可以通过项目化学习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团队合作和领导力、动手能力。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还要做好监管，严禁将课后服务演变为集体教学或集体补课，且要始终注意不能增加学生课业负担。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府教育督导办主任杨善竑：
课后服务要突出“服务”二字
所谓“课后服务”，一定要突出“服务”二字。服务的对象是明确的，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家长。谁来提供服务，怎么提供服务，怎么提高服务的质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需要政府主导、学校和家庭共同探讨。
我建议，课后服务可以采取学校教师、志愿者公益服务、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学校教师的课时费用和购买服务费用，可以纳入年初财政预算。教师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开设一些校本课程；聘请志愿者如高校大学生、民间艺人，甚至乡贤和革命战士及家属等，给学生提供各类学习活动资源；购买第三方服务要选择专业力量强、课程资源丰富、质量高的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
大力扶持公益性校外活动场所
开展课后服务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尊重学生意愿，让学生结合自身情况自主开展活动。
政府应该大力扶持青少年宫、科创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等公益性校外活动场所，免费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促进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现在很多地方的青少年宫逐渐变身成了校外培训机构，以教培辅导为主业。对于此类现象应该及时纠偏，让青少年宫等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功能回归育人本位。
与此同时，政府应为中小学提供专项财政经费保障，让各校采取有效措施为学生提供延时照顾服务，缓解家长接孩子的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肃南县一中副校长贺颖春：
课后托管应适当收费，提高家长学生责任意识
课后托管教什么？我觉得要和学校的总体工作、家长的需求相结合，也要考虑到学生的兴趣来设计。以我校初中为例，我们在16：50到17：30之间主要进行社团活动，还有结合中考的体育项目进行体育锻炼。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对中考的考试内容做一个训练。17：30到19：00之间则进行作业辅导，或者说是进行培优和辅差，家长和学生对此也都比较欢迎。
在收费方面，我建议还是应该适当进行收费，一方面可以给教师一些报酬和补偿，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对家长和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及对教育的理解都有好处。如果是全免费，家长和学生可能会对政策有过分的依赖。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
以政府为主导开展课后托管服务
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托管服务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导，政府的主导不仅仅是资金方面的主导，还有政策方向上的指导，学校要承担相应的基础投入，同时也要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
课后服务不同于平时的教学工作，既有学校教学工作的性质，还有拓展学生的思维、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兴趣的任务，因此其师资力量应该是多元的。可以从社会上聘请一些对应的师资来培养学生，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在整个过程中，应该做好过程管理，包括对钱的管理和课后服务质量的管理。首先关于钱的管理，各地都设立了地方专户，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做监督指导，做到专款专用。对于服务质量的管理，各校应该因地制宜地开展适合当地学生的一些课后服务项目。
针对以上话题，
中国教育报3月1日至3日连续3天
重磅推出系列报道：
“全国部分省份中小学课后服务观察”
和中教君一起来看吧！
“官方带娃”，钱从何来
“官方带娃，全部免费。”这条消息为什么引起广泛关注？本期观察就带您来看一看。
“官方带娃” 群众所盼
百姓口中的所谓“官方带娃”，实际上说的是中小学课后服务，这是让许多家长纠结的一件事情。“放学了，谁能来接我？”简单的一问，让家长颇费脑筋。
中小学每天一般在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而此时大多数家长还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着，谁去接孩子就成了一个问题。很多家长也自然想到，三点半后，学校能不能再照看一下学生，跟家长下班时间衔接上。
2017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开展“弹性离校”“课后一小时”等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新形式，切实满足群众对教育的期盼。
就在几天前，教育部在部署新学期开学工作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又一次表示，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时间安排上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要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完善课后服务保障机制。从“全覆盖”这个要求来看，就能体会到教育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的力度有多大。
公益普惠 各有妙招
我们注意到，“官方带娃”这条消息火热的原因，还有后面这4个字的作用——“全部免费”。对于家长来说，既有人出力解难题，又有人掏钱享免费，何乐而不为！
我们仔细梳理发现，全国多数省份是以政府为主导，坚持公益普惠原则，统筹各项资金，基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服务水平等实际差异，政府、学校、家长三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略有不同。
一大类是政府全部“埋单”。郑州就是其中的典型，2020年8月，郑州市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实行免费制度，各开发区、县（市）区要将课后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对承担课后服务的教职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天津、石家庄等多地也是坚持公益普惠的原则，实行免费制度，由政府兜底。
另一大类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适当收取费用。例如长沙，2019年8月5日，长沙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共同发出通知指出，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同时根据长沙实际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收费标准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学期1000元。
成本分担 同舟共济
收不收费，收多少，成本比例如何确定，收费标准多少合理，城乡之间如何统筹？要想理清上述问题，正确认识课后服务的性质是关键。
“对于接受政府补贴由中小学提供或组织开展的课后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属性。”在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看来，准公共产品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
而对于如何确定责任与成本分担问题，程斯辉提出，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依据，测算课后服务成本，完善政府经费支持方式，确定课后服务家长分担比例和收费标准，对课后服务包含的具体项目及收费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指导，由此建立起公正合理的课后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究竟是政府保障还是多方分摊，各地要因地制宜。”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出，实行成本分摊机制的，要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核算课后服务成本，确定家长分摊比例，并尊重家长的自主选择；课后服务要开设各种兴趣班，这需要给学校自主权，不能设置太多的限制。
由此看来，课后服务不能靠学校单打独斗。
（本报记者周洪松、潘玉娇也为本文提供素材）
“延时服务”，师从何来
家校共育 丰富课程
课后服务是学校课程的简单延伸吗？答案显然不是。
翻开2017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科学合理确定课后服务内容形式，主要是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
2月27日—28日，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特别推出了关于课后服务的网络调查，一共有3641人参与投票。其中，在回答“学校是否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体育、艺术等课后服务课程选择”时，38%的网友选择“是”，48%选择“否”，其余为不清楚。
其实，延时服务不止学校和老师在努力，来自各行各业、身怀各种“绝技”的家长也走进学校、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一节节别开生面的生活课程，家校共育让延时服务实现了“‘1+1’大于‘2’”。
专业师资 仍有缺口
记者发现，在已开展课后服务的地区和学校中，“师资”与“课程”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目前各地课后服务课程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校本课程、社团课程相关的，二是赴基地开展实践技能培养，三是特色内容。
我们知道，从社会上聘请有资质的师资是可行的。但是专业度、配合度都无法与教师这一专业群体相比拟。特别是对于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地区或者乡村，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源更是匮乏。对学校来说，培养和使用好本校的师资仍然是第一选项。
一些学校校内教师上课只有50元课时费，而校外机构因为有收费标准，课时费往往要好几百元。“课后选修课程的开设，主要还是靠教师的情怀和兴趣爱好在支撑，积极性如何能够得到持续的调动？”
建章立制 尝试创新
对于如何保证服务内容和人员，专家们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在长期深入和观察课堂的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校长谢学宁看来，“三点半课程”质量不高归结起来就是始终没有解决好“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基于当前中小学教育现状，他提出有必要制定《“三点半课程”指南》，从而在具体实施中能够有效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谢学宁分析认为，《指南》要厘清“三点半”教育的内涵和边界，解决“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完善课程教材的相关标准要求，从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题内容、载体形式、学段要求等角度，对“三点半”课程教材提供细致分析。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则聚焦课程质量体系。他认为，必须健全课后服务质量评估制度，制定课后服务质量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明确评价指标和评估方式，严格按照质量标准和评价指标对课后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估，通过评估彰优、罚懒、汰劣，以保证课后服务的健康发展。
程斯辉还介绍，国外十分重视课后服务人员的资格审定。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课后儿童支援员认定资格”来保障全国课后服务质量的水准。韩国“为了确保课后托管的专业性，要求托管负责人必须持有2级以上幼、小、中等教师保育教师资格证书”。
（本报记者徐德明也为本文提供素材 调查数据支持：中国教育报刊社融媒体移动传播中心、中国教育报总编室）
课后服务，如何管好
需求差异如何满足？
2月27日—28日，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特别推出了关于课后服务的网络调查，一共有3641人参与投票。其中，在回答“您的孩子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是否有需求”时，65%的网友选择“有”，30%选择“没有”，其余为不清楚。
在认为有需求的家长中，他们对于“三点半”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家长希望学校提供“一对一”的课业辅导，有家长希望学校课后服务以发展学生兴趣特长为主……
面对丰富的个性化需求，学校普遍感觉压力较大。记者发现，除了难以满足家长的多元需求之外，学校还需要解决来自内部的一些管理难题。
这种情况在一线城市更为明显。大中城市人均占用资源相对紧张，家长需求更加多样，矛盾可能更为突出。一所地处北京老城区的中学校长就诉苦：“我们的教室都已经‘入天入地’了，目前也只能保证正常课程使用。”
管理难题如何破解？
2017年3月教育部专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就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把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校考评体系，加强督导检查，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
为了给课后服务腾挪出活动场地，清水塘北辰小学给出了精细安排、分级管理的策略。“我们专门规划了16块区域，兼顾常规体育课、课后服务和社团训练。”该校党支部书记梁寒介绍，“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兵”，由于所有教室都是滚动使用，课与课之间无缝对接。
在“腾转挪移”好户外课程的场地之外，还需“见缝插针”地安排好室内课程场地。同时，有序衔接错峰放学，每到下午三点半，学生便开始分四批次离校，一直要持续到下午六点。
而厦门则将目光投向了“互联网+管理”。2019年3月，厦门课后延时服务平台——“i厦门”正式上线，实现学生家长在线申请、自动统计、自动编班、离校告知等管理功能，大大提高了课后延时服务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课后服务管理，一些地方以效率换来力度，以精细换来空间。
经验如何总结推广？
多地教育部门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但如何把在管理方面的努力，提炼总结为经验乃至政策？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提出，改进课后服务制度，必须健全课后服务过程管理制度，严格实行课后服务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跟踪管理，形成课后服务从申请审核到过程监督、再到成效评估的完整管理规则。
程斯辉认为，课后服务制度的健全与改进是全方位的，需要厘清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的责任界限，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发挥整体联动效应，保障课后服务的有序进行。
（本报记者史望颖、熊杰也为本文提供素材 调查数据支持：中国教育报刊社融媒体移动传播中心、中国教育报总编室）
（本文作者系中国教育报记者禹跃昆，李见新，赖斯捷，蒋亦丰，程墨，唐琪，焦以璇，刘博智）
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