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在大学尚未扩招的时候，我国实施的“严进严出”的大学招生政策，一个村子、一个社区能出几个大学生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大事情，考上北大清华或者拿到硕士、博士头衔的，更是“天之骄子”中的极品，人中翘楚的“文曲星”。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份光明的前途，毕业之后，工作是包分配的，户口是城市的，房子是单位的，一切的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美好而温馨，彼时的大学毕业生几乎是“天之骄子”的代称。
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逐步取消了“毕业分配制度”，曾经高高在上的大学生们不得不刮风下雨穿梭于人才市场而自主择业。
似乎是一夜之间，不仅是工作没有了，房子没有了，就连娶老婆的本钱也都没有了，伴随而来的疯狂大学扩招更是在继往开来的大学生身上打上了一层厚重的“浓霜”。
大学生由社会的“抢手货”开始渐渐地沦落为街边的“边缘物件”，行走在大街上，人人几乎是大学生。
客观来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毕业分配制度”的取消和人才的自主择业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崛起的必由之路。
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大学生满地走，硕博多如狗”的时代里，人才的资源优化配置却远远跟不上人才的诞生的速度，百万大学生送外卖，硕、博扎堆“扫大街”，不知从何时起都已经成为新的一轮社会风气了，无数国人在疾声呐喊中痛惜：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头来难道是专门做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吗？
从工作无贵贱的角度来说，百万大学生送外卖也好，硕、博扎堆“扫大街”也罢，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自我抉择而已，我们应本着尊重他人的态度来尊重每个人对每个行业的选择，而不应戴着“有色眼镜”歧视性看待。
但如果从教育的本质和社会的长足发展来谈，对于无论是拥有高学历的大学生，还是在某个领域取得硕博头衔的人而言，既然他们学有所成，那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将学到的知识做到学以致用呢？否则，苦读数十载，意义又何在？
而现今的社会现实状况却是人才资源配置的严重浪费。根据一项统计数据表明：
中国700万外卖小哥，硕士及以上学历占1%，也就是说有7万硕士研究生在送外卖。本科占3%，也就是21万，合计本科以上学历送外卖的人有28万人。若是加上专科生，这个群体高达百万人。
另据美团官方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2月份止，美团旗下外卖员中，本科或硕士以上学历的占到了3%；大专占到了13%。
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在美团外卖员里面，10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0个人当中就13个人是大学专科毕业，如果把大学生全部归拢到一起，大学生比例占到了整个美团外卖员比例的20%，而其中90后占比约为31%！
从以上这几组数据来分析，外卖员呈现高学历的态势呈几何爆炸式的，尤其是在现今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更是有不少高层次的大学毕业生投入到了外卖行业中。
因此，近年来，网络上时常爆料出外卖小哥会弹钢琴、外卖小哥辅导作业、外卖小哥会烹饪、外卖小哥陪打麻将，甚至外卖小哥化身“蜘蛛侠”……等等令人惊叹的新闻。
以至于人们给这群特殊的群体冠以了“无所不能的外卖小哥”的响亮称号，但真实情况呢？实际上却是人才的配置错位。
说完了百万大学生送外卖，我们再来谈谈硕、博扎堆“扫大街”。不知道从何时起，硕士、博士作为人才中的翘楚，也开启了扎堆“扫大街”的节奏。
最早关于硕士研究生扫大街的报告，始建于2013年的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首次面向社会招聘有事业编制的环卫工消息一经发布后，立刻引来了7186人的报名，在这7186人当中，2954名是本科学历，29名是硕士研究生，最终经过激烈的竞争，只有7名硕士走上了环卫工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扫大街。
而在2018年的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办招聘公示的截图中曾显示：100个工作岗位中，街道办的工作岗位就占到了大半，且街道办的工作岗位清一色的要求硕士和博士，经过激烈竞争后，最后有76人入围街道办工作。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街道办都是大爷大妈们的“主战场”，很少有年轻人过问这个岗位，更别提硕士和博士了，而今的形势却来了个颠覆性的逆转，让吃瓜群众不禁连连惊呼。
但不论扫大街也好，还是街道办公干也罢，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有个稳定的编制，有了编制就意味着有了“铁饭碗”，有了“铁饭碗”就有了不再为了生活穿梭于各大职场的后顾之忧，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起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求稳思想。
同理，外卖行业之所以能吸引如此众多的大学生以上高学历人才投身进来，最主要的在于，外卖员工资高、时间自由、上手快、职场人际关系较为简单等，只要没犯大错，做多久都可以，因此，外卖行业也是相对的较为“稳当”。
中国式教育到底怎么了？难道是国人一味求稳的因素造成吗？这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之所在，但很多方面还是在于大学教育体制弊端的凸显。
中国的大学教育体制有什么弊端？姑且不论官僚化的管理模式，光从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角度上来分析，中国的大学教育与西方国家比明显存在很大差距。
西方国家大学教育体制实施的是大学与企业的无缝对接，且他们将职业教育作为大学教育体制的优先发展方向，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以德国为例。
德国的大学实施的是“双元教学体制”，即将学校学习与企业培训相结合，他们的做法是，首先向具有职教资格的企业申请，然后与其签署教育合同并向企业所属行业协会备案，之后就开始为期2至3年半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分别在企业和职业学校完成70%的职业学习和30%的专业、文化课学习，最后通过全国统一的行业考试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让大学生等高端人才获得充足的动手能力的同时，可以极大地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做到统一相结合，不至于大学毕业后将自己的所修的科目抛诸脑后，从而实现人才与社会的可持续对接与发展。
长期奉行大学与企业的无缝对接，不光对于大学生等高端人才有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历，更多的会凸显在大学生的就业合理配置，让他们学以致用，进而保障整个社会稳定的就业率。
而中国呢却恰巧相反，中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所谓的人才，往往进入社会后变得动手能力极差，且所攻读的科目又与社会实践严重脱钩，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能能适应社会的变化？
因此，中国式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庞大的扩招基数下，大学生的专业素养与社会的迫切需要脱节，酿成了一方面大学不断扩张，另一方使得用人单位又无法招聘到合适的人才，大量优质人才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最终使得那些具备优秀素养的大学学历以上的人才在求稳思想的追逐下，纷纷投身进入了外卖或考编制，中国的人才资源到末了落得个两极分化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