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杨乐依觉得，自己是“趁乱”生了一个孩子。孕期撞上了疫情，居家办公变成了“居家待产”。
在40岁前，杨乐依都没把“生孩子”提上日程。不是不愿，而是不敢——即便是在一家条件不错的上市公司工作，收入相对稳定，但对生孩子这件事，她依然没有底气。
“我认为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自己都自顾不暇，把孩子带到世上来，只会让他重复我们辛苦的生活”。
“不要孩子，将来你会后悔的”，母亲的念叨，和年龄大了“想生不能生的”恐慌，让杨乐依在40岁这一年，下了生个孩子的决心。
去年4月，女儿出生，三个月后，杨乐依重返职场。生了孩子后，杨乐依的日子彻底乱了：时间被打乱、工作被打乱、生活被打乱……
把孩子抱在怀里，她时常有一些不着边际的焦虑，“没想到真把她生下来了，既开心又担心，万一她将来像我一样不聪明怎么办？”
带孩子在小区散步，其他妈妈常讨论学区、孩子上学的话题，听着她们略带“凡尔赛”的言论，她心情变得糟糕，“就觉得自己太差了，差到家了”。
生孩子给杨乐依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她需要背着吸奶器去上班了。
上班之后，大多数时间是老人带孩子，女儿已表现出了对姥姥的依赖，有情绪的时候，只会往姥姥怀里钻。
看着和自己逐渐疏远的孩子，杨乐依常常感到很难过，“她对我若即或离，有没有我这个人好像都行，只要有奶吃，但是没老人不行”。
母女间的纽带，似乎只剩下了乳汁。中午1点，杨乐依把吸奶器装进包里，乘公交、转地铁，前往公司上班。
为了白天能多一些陪女儿的时间，她申请了上小夜班，下午3点到晚上12点，回家已是凌晨1点。
初回职场，杨乐依还需要时间调整工作和心态——“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一门心思工作，现在是一门心思的孩子，感觉上班都是副业，孩子就是主业。
你投入的时间和收获不如其他同事多。感觉确实很慌乱”。
育儿的压力，让杨乐依放低了事业发展的预期，但同事们对她的照顾，却让她时常感到惭愧。为了尽量完成自己的工作，她在公司食堂吃饭都狼吞虎咽，以便尽快回到工位。
下午4点，杨乐依走到公司母婴室，用吸奶器吸奶。上班时间她要吸两次奶，下午一次，晚上11点一次。
“吸奶器有一大堆零件，第一次用时没弄明白，撒得到处都是”，那一地狼藉，就像杨乐依当天的心情。
常来这间母婴室吸奶的新手妈妈们，组了一个喂养群，大家在一起吐槽、倾述、相互打气，她们很感谢公司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便利，“母婴室成了职场妈妈抱团取暖的地方”。
如今，杨乐依已能熟练地使用吸奶器，就像她花了她几个月时间，终于适应了职场的节奏一样。
她坚持不给孩子打视频电话，实在想念心切，就让母亲录一段视频或者拍个照片发过来，“人家都在干活，你在跟娃打视频，总觉得心里过不去”。
杨乐依的焦虑没有消退的迹象，40岁的她，还有另一层担心，怕自己老了，孩子还没长大；怕孩子长大后，“会怪我为什么把她生下来？”
她偶尔向家人诉说自己的苦恼。丈夫相对乐观，“尽自己全力就好”，母亲听了之后，却不再说话。
在挤去身体里的乳汁时，她也吸纳进新的想法，“我的孩子，将来可能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但是，那又怎样呢？
“普通也挺好的”，她安慰自己。
37岁的王颖，是一位理科博士，也是一个2岁孩子的妈妈。
这两天她刚在新公司办完入职手续，开始了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随着母乳减少，王颖已不需要背奶，但她坚持让孩子自然离乳，下班回家后依然会给孩子喂奶。
每天喂奶的时间不定——王颖通勤单程要坐两趟地铁、一趟公交，即使不堵车也要一个半小时。她所在的部门加班更是常事，“通常回家给孩子喂完奶，我才顾得上吃饭”。
生完孩子刚回公司时，王颖必须每天按时吸奶，不然轻则乳房胀痛，重则导致乳腺炎。
有一次因工作压力太大，她严重堵奶，疼得不行，只能请假去医院。
公司没有母婴室，几位哺乳期的女同事只能轮流去卫生间，或是向行政借用小库房，“不仅担心占用公司资源，更怕被同事撞到尴尬”。
吸奶工具用后需要消毒，但公司没有消毒条件，“只能用开水简单烫过再晾干”。
当过背奶妈妈，王颖心里有一张小地图：哪个商场、公园有母婴室；哪位好心的小卖部阿姨，会把库房暂借给她用……但更多时候，她只能计算好时间，在吸奶之间出门办事。
以上，只是背奶妈妈们遇到的诸多难题中的一小部分。
在公共场所，王颖都会观察那里是否有完善的母婴室——答案往往是让她失望的。工作之余，她很少出门，进入哺乳期后，她只和朋友聚了一次餐。
“母乳分泌时产生的催乳素有安眠作用”，王颖说，返回职场后，面对成堆的工作，她时常需要抵抗强大的睡意，“一边是工作压力、一边是不能陪伴孩子的愧疚感”，两种情绪的夹击，让她疲倦、消瘦、乳量减少。
王颖的朋友里，有四位妈妈先后离职了，“要兼顾工作和家庭，不是所有人都能扛得住的”。 能坚持下来的，在她看来都是勇士。
王颖觉得，产假太短，是造成职场妈妈困境的主要原因，“国内产假一般是从分娩前半个月到产后两个半月，晚婚晚育可延至四个月，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母乳喂养最少需要六个月，最好持续到孩子2岁”。
“回归职场的妈妈，头顶上也多了一道看不见的天花板”，王颖以自己为例，她的工作量相较生育前并没有减少，但因为公司中某些不成文的规定，她在两年内，再难有升职和加薪机会。
她辞去原来的工作后，换过三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做了半年，刚好赶上疫情，加上孩子需要人照顾，她辞职了；在家待了半年，找了第二份工作，但专业不对口，于是再次辞职，直到找到现在这份工作。
在这个新岗位上，王颖对未来多了些许期待：孩子2岁半，稍微懂事一点了；姥姥姥爷会在北京帮带孩子；她不用像以前一样频繁吸奶；她有了一份自己喜欢的，长远的事业；她会抽出更多时间，陪孩子一起成长……
王颖也承认，这一切能够实现，大多来自父母的帮助。
毕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养育一个孩子，需要足够的教育资金、精力和时间”，没有父母的帮助，她认为这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注：文中杨乐依、王颖为化名。
第3895期
图文 | 胡一一 陆雨
编辑 | 匡匡 统筹 | 佳琪
出品 | 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