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的结与解
本刊记者/杜玮
发于2020.9.07总第963期《中国新闻周刊》
高考制度设立近70年来，作文题历经了命题作文、话题作文、半命题作文、材料作文、任务驱动型作文等形式的变迁，题目在开放和限制之间闪转腾挪。但不变的是，考场上每年都会生产大量矫揉造作、词藻堆砌，没有真情实感，“假大空”的套话作文。
早在2012年，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北京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就将这样的考场文称为“高考体”，多次痛陈如此作文的弊端并呼吁改革，但时至今日，“高考体”依旧泛滥。
套路和反套路的攻防战
在1952年高考制度设立后的前14年里，高考作文以考查记叙文为主，题材多与政治形势紧密相关，如《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 《说不怕鬼》 《“五一”劳动节日记》等。改革开放后，高考作文转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基本为命题作文和材料作文，以写议论文居多，并且还出现一大一小两道作文题，包括写读后感《毁树容易种树难》，关于环境污染问题，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信。19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下，高考作文更关注个人思想品质，例如对助人为乐、坚韧等命题的讨论。
从1997年底开始，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语文教育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涉及教学、考试僵化、应试化严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1999年，高考作文迎来重大变化，一种新的作文类型——话题作文横空出世，即给定一个话题，考生可以自定立意、自拟题目，比起命题作文，写作空间更大。当年的高考作文题是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内容写一篇文章，除诗歌外，文体不限。自此，话题作文开始一统江湖，2004年，全国多省份可自主命题的情况下，15道作文题中，有14道为话题作文，话题作文数量达到顶峰。
话题作文设置的本意是为了让考生能创造性思考，文体不限更是便于其尽情展示自我，但过于宽泛的命题要求使考生有了套作的可能。
倪江是杭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浙江省特级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从1990年代迄今，参与过多次高考作文阅卷。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话题作文出现后，考生们会选择背诵段落或整篇作文以应对考试，紧接着，又发展成为运用三五个古代名人事例拼接组装作文。浙江作为文化积淀深厚、素来重视考学的省份，在自主命题后，高考作文题的人文特色更加鲜明。从2004年至2007年，浙江省高考作文依次以“人文素养与发展”“一枝一叶一世界”“生有所息/生无所息”与“行走在消逝中”为话题。在“人文化写作”背景下，考生为应对考试大量引用古代名人事迹，写出类似余秋雨《文化苦旅》的文风、文体上“四不像”的散文。
曾担任浙江省教研室高中语文教研员、现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的省特级教师胡勤对此种文风总结说：追求文章的人文性与文化味，文辞优雅、空灵，内容空泛、飘逸，多情绪意象的流动。研究高考二十余年的著名文学评论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绍振认为，这是由于命题诗化感性，同时考生缺乏理性思维所致。
2006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号召打击套话作文，2007年，还形成了专门的“阅卷说明”，内容在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陈建新的多次讲座中也有提及。“阅卷说明”称，套话作文的特点是，爱选用现成历史文化名人生平事迹，文章结构为“穿靴戴帽三段论”，即用三个历史名人典故，再加开头、结尾成文，主题论述总停留在一个浅显层面上。据不完全统计，套话作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人为屈原、陶渊明、苏轼，俗称“套话三巨头”，常见名人还有李白、杜甫、李清照、庄子……无论爱国主义还是环境保护，关怀底层大众还是精神文明建设，考生都可用上述材料敷衍。陈建新还在名为《高考阅卷名师给考生的考场作文密训课》中提到，阅卷组一直在控制套话作文的得分，从2004年的最高49分下降到2010年的不超过30分。
套话作文不仅出现在浙江的高考语文考场上，在同样以作文题目超脱、人文色彩浓厚为特色的江苏省也存在。曾多年担任该省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永康在点评高考作文时也称，考生喜欢引经据典、写华而不实的文章。2005年，江苏高考作文以“凤头·猪肚·豹尾”为话题，成千上万考生不约而同地写起了同一位古代名人——项羽。项羽的乌江自刎姑且算是人生的“豹尾”，但也使得阅卷者一看到项羽就心里发“毛”。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江苏高考一篇反映父亲割麦子的作文《怀想天空》，以朴实、真实的文字脱颖而出，获得满分，引人注目。
话题作文弊端尽显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一种新的作文命题类型——新材料作文面世，这相当于话题作文和过往材料作文的整合升级版。倪江解释称，通过材料给予一定情境和限定，读懂材料才能作文，同时又保留了话题作文的开放性特点。在一些省份的考题中，甚至还出现“材料+命题”的形式，为的是进一步加大限制，防止套作，并呼吁考生写真情实感的文字。
但这样做的收效并不明显。在浙江，浮夸、华丽的文化散文依然泛滥，教育部聘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曾对此称之为“文艺腔”。倪江则表示，在倡导写真情实感后，华丽文风虽然没有了，但文章依旧矫揉造作。他举例说，学生写作时会倾向选择亲情类话题，于是一个班四五十人的考卷里，出现了二三十人的作文写的都是爷爷奶奶去世。
“当我们强调某一方面时，情况又会往另一方向发展，按下葫芦又起瓢。”胡勤在其编著的《浙江省高考作文：命题与例文分析》中提到，在指导高中生写作时，经常要学生到小学、初中生的文章中去找感觉，因为他们的文章率真。2012年，浙江高考作文题是关于“做路边鼓掌的人还是做英雄”的探讨。高考过后，浙江当地语文教研员找来成绩较好的小学生和初中生，按高考要求，让其共完成17篇习作，经高考阅卷组批改，50分以上的有6篇，平均分47.3分，高出高考作文平均分6分。
2012年，北京市高考没有满分作文。当年作文题是一个关于铁路巡查员的材料作文，而考生交上来的文章充斥着那些年盛行的“感动中国”人物材料，还有司马迁、苏轼等古人照例来“开会”，千篇一律现象尤为严重。北京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副组长漆永祥非常愤怒。“一千个人心中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你明明画了个贾宝玉，非说是哈姆雷特，这就不行！”漆永祥说。
漆永祥还一连列举出高考作文中赌咒发誓体、空言泛语体、四平八稳体、排山倒海体、生僻艰涩体、文白夹杂体等15种写作的不良文风，统称为“高考体”，并向“高考体”宣战。
为破解考生们写作过于抒情、套作的顽疾， 2010年后，高考写作的风向再次调整。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改背景下，2009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中规定：语文考试中，学生要能写“论述类文章”，即对事物、观点加以阐述论证的文章，不拘泥于传统议论文，政论文、时评等都可纳入论述类文章的范畴，考查的是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过去近十年，各地高考作文虽基本不限文体，但也大都有“明确文体”一说，对学生理性思维的考查成为其共同的方向。
但学生的作文又呈现出新的套路。杭州高级中学语文教师、高级教师钟峰华迄今为止参与了近10年高考作文阅卷，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依据他的切身体验和观察，近年来高考中的“套路文”有增无减，每10篇作文中差不多有4篇使用套路，而引用的名人素材完成了从中国古代到现当代再到国外人物的“迭代”。李浩是浙江某地资深语文教师，参与了多年高考作文阅卷，也是今年的阅卷员，据他观察，今年高考作文中，引用名人名言的文章占到了八成以上，近两年文章中不见了中国古代名人，而是多了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莎士比亚等名字，以及公众较为陌生的西方人物，抑或引用西方某位名人较为生僻的名言。
出于对套作的进一步打击，过去5年来，高考作文全国卷又出现了任务驱动型写作，即给出更具体的任务情境，让考生置身其中，联系自身写作，比如今年高考全国II卷，考生作为“世界青年与社会发展论坛”的中国青年参会代表，完成一篇主题演讲稿。
套路从哪来？
“高考作文命题是一个风向标，上一年的作文题对下一年有着一定引导作用。” 参与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二十多年，担任作文阅卷小组组长18年的浙江省安吉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省特级教师郭吉成说。而由于今年和去年浙江高考作文题有一定相似性，很多考生拿出按照去年作文题准备好的素材套作，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平均分较去年低的一个原因。
今年高考前，结合新冠疫情，李浩就和自己班上的学生说，高考作文很有可能考查个人与集体、社会发展间的关系。他预测的理由，就是参考了2019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题，即有关个人与他人关系的一个命题。
“实际上，高考作文套作不光是学生跟风，而根本上是教学出了问题，”郭吉成认为，“去年考什么，今年教学就基本朝着这个方向走。”2018年浙江高考作文写“浙江精神”，2019年高考复习时，几乎所有模拟考试都沿着这一方向出题。
押题、猜题之风一直在中学教育间盛行。曾参与过近20年北京市语文高考作文阅卷、全国知名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08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后，几乎所有师生都认为这将是当年高考作文题，提前准备了素材，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又不得不再更新资料。当地震作文题亮相，考生们最终因为写得大同小异，平均分反而比往年低。2015年，新课标全国I卷出乎意料地出了一道女儿举报老爸高速路上开车打电话的材料作文，要求写一封书信，不少学生因训练了三年议论文模版，愤懑不已，有网友甚至还人肉考题“原型”，到其微博下谩骂，但最终发现骂错了人。
套路文自古就有，从汉代大臣的奏疏，到明清“八股文”，屡见不鲜。倪江指出，今日高考作文之所以套路化，还在于一些高分样本出现后，考生揣摩阅卷者喜好，老师缺少独立判断，在教学、备考过程中推波助澜，引发群体性模仿。
一个典型例子是2001年，文白夹杂的高考作文《赤兔之死》获得了满分，并被公之于世，全国因此掀起了用文言文写作的热潮。2009年，四川一考生为了出彩，用甲骨文写了一篇题为《熟悉》的作文，引发全国媒体关注，最终因为偏题，只得了8分。2010年，江苏又出现了一篇题为《绿色生活》的骈体古文高考作文，阅卷老师、古文专家对文中的四五十个古字也不认识，而作者王云飞说，他正是看了2009年高考有学生写甲骨文的报道，决定冒险写文言文，但幸运的是，该文获得了满分。2009年，湖北还有一考生用古体诗形式写就了《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的满分作文。2012年，教育部发布高考新规，严禁使用繁体字甲骨文等非现行规范汉语文字答题。
对于满分作文的示范效应，成都市成飞中学语文教师余树财就撰文指出，在一些地方曝光的满分作文都用了“题记”这个形式后，多地连续几年都出现了“试问时尚都几许，人道是莫过于题记”的盛况，而另一些满分作文中，则体现出不管内容需不需要，先来排比“三板斧”的默契。所谓题记，就是在文章题目下面、 正文之前写的一段文字，以凸显文章主旨，激发读者阅读兴趣为目的。余树财称，再加上作文辅导资料对之奉为秘笈的总结，“满分套路”使得考生趋之若鹜。
在话题作文时代，李浩的使命是教会学生不离题，同时又将一些好词好句素材倾囊相授，“急功近利”，帮学生得个高分。近几年考查论述类文章后，他的职责变成要学生从高一起做时事评述，高一高二学生完成段落写作训练后，到高三进行大量整篇写作，这是眼下高三学子们备考作文的通行方法。
除了给学生发写作素材，郭吉成还会在审题、立意、选材等几个影响论述文考场写作得分的关键点上，对学生开展针对性训练。比如说，审题时怎么提取关键词，怎样概述、评述材料，如何起个好标题，开个好头。在他的高考复习讲座课件中，专门给出了用引用、类比、化用材料等方式开头的技巧。郭吉成说，在一次去其他中学的讲座中，就因为教了学生四种开头，紧接着的考试中，学生作文平均分至少提高了三四分。在陈建新领衔的《高考阅卷名师给考生的考场作文密训课》中，为了给学生精准提分指明方向，团队授课教师讲解了开篇用阐释句、对偶句、排比句等会呈现出的不一样的效果。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原社长王旭明指出，阅卷老师无论是出书，还是开讲座，教给学生的只是走捷径、投机取巧的应试技巧，而非按照语文教育规律去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倪江分析说，学生在考场之所以写套路文，一个重要的考量是求稳。这背后的原因是阅卷者打分“趋中率”高，分差拉不开，老师要求考生不要冒险等。温儒敏曾在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据北京、福建等多省市调查，高考作文中二等作文（40分以下）的比重占到75％~80％，这是阅卷者为了保证阅卷进度，避免两人打分分差过大，再需要找第三个人评阅，趋同求中所致。
考生求稳的表现还有写议论文居多。多位参与高考阅卷的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如今材料作文居多、强调论述文写作的大背景下，考场写议论文的比例能占到八成以上，原因在于议论文写作格式相对固定，好教、也好学，但真正议论文写好的人并不多，这也就造成了考场上大量议论文“撞车”。
何为好作文，如何作好文？
在孙绍振看来，一直以来，高考作文出现“假、大、空”，套路化，没有真情实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命题的道德限制性过强，立意倾向明显，“伪开放”，题目低智化，可探讨空间不大。比如，2000年的作文题《答案是丰富多彩的》题目一上来就将话说死，2002年以暴风雪中救助冻僵的人为材料的话题作文《心灵的选择》，立意倾向化明显，将“选择”一词架空。2011年，全国I卷漫画材料作文《猫有鱼吃还捉老鼠》，明显要强调不忘本职，辛勤付出的立意，给考生的讨论空间不大。2012年江苏卷作文题《忧与爱》本欲创造二元对立的矛盾性讨论，但“忧”与“爱”逻辑上并非矛盾关系，也非完全意义上并列关系。
对于考试题型多变，但套路长存的现象，王大绩有个有意思的比喻：一个人失眠，我们想到的解决方案是换床，但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他认为，历年来，很多材料作文给出的表述是模糊的，考作文成了考阅读。他更欣赏像美国SAT考试、法国高中会考哲学考试出的那种直截了当的问题式考题。
法国高中会考成绩是学生进入大学的敲门砖，会考本身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比如，2019年会考的文科题目“能否逃脱时间”“解释艺术作品有何用”，经济社会科题目“道德是否为最佳政策”“劳动是否使人们分裂”，理科题目“文化多元性会阻碍人类团结吗”“承认义务是否等于放弃自由”。在孙绍振看来，无论从命题的深度，还是考生的可答程度，这些考题都能更有效、深入地考查出学生的思辨能力。
相比之下，无论是今年的争议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还是2001年备受称赞的《赤兔之死》，倪江都认为其思辨性单薄，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思考，而只是在表态。王大绩认为，《赤兔之死》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其用文白夹杂体完成了写作，而是在一众考生在大谈人的诚信时，作者想到了动物的诚信。而事实上，《赤兔之死》当年写作表达的主题很大程度上并非“诚信”，而是“忠”。何永康为了考学相长，给日常教学提供更准确的素材，将文中表达“忠”之处修改后，才发到《扬子晚报》上。
王大绩更欣赏的是当年以“诚信”为话题的另一篇满分作文，题目为《不诚不信不为过》，考生反其道而行之，写到战场上“兵不厌诈”、商场中“诈而不欺”也是合理的。王大绩在博客中称，阅卷现场，不止一位阅卷老师说：我们是没有权力给这位同学70分。这篇作文直面生活的真实，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深刻，而不是那种在立意思维定式束缚下的虚假深刻。
除了命题仍待改善，王大绩认为，现在考生缺乏的是通过联想和想象将题目和自己熟悉的生活建立联系的能力。他把每个考题比做窗子，窗外是无限广阔的生活，高考作文需要的是考生在读懂题意后，将窗外自己熟悉的生活、熟知的知识展现出来，通过丰富的细节表现深刻的感悟，见解独到的即为好作文。学生写作能力应该是素质教育过程中水到渠成习得。
孙绍振则认为，今后写作的命题应进一步加强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考查，改变高考作文写作过于抒情，甚至滥情的现象。而近几年，高考作文题目设置开始从二元对立向多元角度过渡，命题的有效性和质量的改善，都为考查学生提供了客观基础。比如说，江苏卷2019年高考作文，有关“物各有性，共生共存”的开放式讨论，2018年全国II卷中，幸存者偏差引导考生对于事物表象背后复杂性、矛盾的探讨。在这方面，上海高考作文题自1985年自主命题以来，一直都相对保有着高水准，比如，2014年高考，根据“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作文；2011年高考作文，问考生有关“一切都会过去”与“一切不会过去”的看法。
关于高考该考查哪种文体，近年来一种观点认为，高考作文命题议论文导向是一种进步，因为议论文会训练学生的逻辑性。在王大绩看来，从减少对考生写作的束缚来看，文体不应限制，每个人的特长不同，议论文直接呈现观点，而记叙文也能通过对事物的描写表现出考生的思考和认知水平。近年来，北京卷都以议论文和记叙文二选一的形式来考查学生。漆永祥则认为，写好记叙文是写好议论文的基础，在目前议论文假、大、空泛滥的环境下，高考作文命题适当向记叙文偏移，或可扭转“高考体”文风。
高考作文之所以受到老师学生的高度关注，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其分值为60分，在语文分数中权重较大。但多位中学语文教师认为，对于写作的考查不一定要局限在大作文中，可以在阅读题中设置一定情境，考查学生写作功底，比如说，读完一篇文章，运用文章中的观点赏析或评价一首诗，写作部分分数也可以适当往阅读题中迁移。倪江指出，无论怎么改，高考指挥棒终归要趋向对于写作能力本质的考查。
在王大绩看来，一道理想的高考作文题，命题人的义务是将题目要求清晰地在试卷中表达出来，不云山雾罩，学生能读懂题，按照题目要求写作，阅卷人能按照题目要求，胜任评判作文，三位一体。而迄今，无论是命题人，阅卷队伍，还是考生，教师及其所处的语文教育环境，都有着重重问题，大家处在一个混沌状态，需要全面的变革。
（文中李浩为化名，参考资料：《孙绍振：论高考语文与作文之道》 《欲觅金针度与人——语文教育与高考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