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我的陇西师范散忆
作者：武玉鹏
来源：山有树公众号（作者授权转发）
一
1982年7月，我大学毕业，先由学校分到定西，再到定西人事处等待二次分派。离开兰州前，师大中文系的李鼎文老师问我：想去哪里工作？我说：最好是能到文化馆之类的单位做文字工作，退而求其次，就是到定西教育学院去当老师。他说：定西教育学院的高院长是他的同学，他写一封信引荐一下。我一到定西，就把李老师的信转呈高院长。然而，几天之后，我被告知分到陇西师范。于是，我乘班车奔陇西而来。
陇西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一无所知。朋友们对我说：陇西是个好地方。是曾经设立过巩昌府的地方，甘肃省最早的省会就在陇西。还有朋友搬出陇西师范的历史给我介绍：陇西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学校。它的前身是始创于1871年的南安书院。清末实行新学制以后，巩昌知府祁永膺于光绪32年（1906年）在南安书院内兴办“陇西师范高等学堂”。这不但是甘肃省最早兴办的师范学校，也是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比兰州大学还早办三年。1917年，甘肃省议会议定，又在南安书院原址设立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36年更名为省立陇西师范学校。解放后，虽然学校的归属几经变更，但师范学校的性质一直沿袭下来。如今，有人因其校教泽绵长，名师云集，成果斐然，将其誉为“陇中白鹿”。这不禁令我对陇西师范产生了几分好感。
班车翻山越岭，一路向东。在车上我又遇到了两位同去陇西师范报到的同行。一位是毕业于天水师专中文科的杨君，另一位是毕业于庆阳师专英语科的许君。他们两位都是陇西人，算是荣归故里，只有我是赴他乡谋食。
我们在陇西县城的南门下了车。杨君的家就在县城，他去找了一辆架子车，把我们三人的铺盖、书箱及其他杂七杂八的行李运到陇西师范。
师范在陇西的东街。从南门往北，经邮电局、钟鼓楼十字，再往东折，经过一条很长而狭窄的东街，即将出城的地方，右手便是目的地。四根竖立的水泥砖柱，上方用钢筋连接在一起。中间两根的距离比较宽，焊接在上方的两道钢筋呈拱形状，两道钢筋中间，嵌着“陇西师范”四个大字。进门，先是一个状似农家四合院的大院落，学校主要的办公区域都在这里。大门两边各有一排教职工办公室；西边主要是校长、书记、教务主任、办公室主任等领导的办公室，被大家戏称为陇西师范的“中南海”。东边的房子不多，东南角有一个小门，从这里进去是总务处的院子。南边是理、化、生实验楼。一楼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室，每周一次的教职工例会都在这里召开。楼前有一棵苍劲高大但树冠稀松的松树，上悬一口上课报时的大钟。不远处，还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院子里，有东、西两个花圃，里边主要是果树和月季花。中间有一个矩形小花坛，东、西窄，南、北长。花坛里好像有几棵柏树，种什么花，现在记不清了。从实验楼两边的台阶走下去，才是教学和生活区，有礼堂、图书馆和阅览室、简陋的办公楼，有教室和学生宿舍，还有餐厅以及操场和家属住宅区。操场南边及西南角上，矗立着一段古老的城墙。老师们晚饭后散步，都喜欢去城墙上溜达，登高远眺，大半个陇西城以及东、南开阔的田野，还有更远的南山、仁寿山、巴巴坟都尽收眼底。
正是暑假，学校里没有学生，老师也极少。一位姓谢的副校长接待了我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一见面就问我：“是你啊！李××怎么没有来呢？”我回答他：“李××分到教育学院了。”
给我的感觉，他们等的是姓李的，却来了一个姓武的……我原来是个替补。
二
我的宿舍安排在那个简陋的办公楼上。那时候，陇西师范的老师不坐班，上课在教室，备课和批改作业就在自己的宿舍。因此，宿舍也是办公室。楼共三层，除了一楼的校医室和二楼的教务处之外，其余皆为教室的宿舍兼办公室。我住在二楼楼梯口靠南第一间。这间房子本来就比别的房间小三分之一，又在房子的东北角上缩进来一个多平米，用作整个楼房的垃圾通道。房子就显得更小一些。不过，一个人足够用了，无非就是摆放一张单人床、一套桌椅和一个书架而已。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心里还美滋滋了好长时间。唯一不尽我意的是，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住在二三楼的老师倒垃圾，通道里产生的噪音真烦人。特别是到了冬天，住在楼上的老师都要生炉子，就一天到晚总有人往通道里倒炉灰和煤渣，通道里便一波接一波地发出“哐堂堂”的噪音。
楼是旧楼。木制的窗框和窗扇不够结实，加之长期的日晒雨淋，已经开始朽败。初冬的一日，我早晨起来开窗通气，不料右边的窗扇随即挣脱窗框上的螺钉掉下楼去，窗棂上的玻璃全部摔得粉碎。我把那扇摔坏了的窗扇从楼下捡上来，找了两枚铁钉，重新钉在窗框上。窗扇上缺了玻璃，窗外的风从窗口吹进来，毫无遮挡。特别是晚上睡觉，冷风嗖嗖地从窗口灌进来，冻得不行。我几次找总务处的保管员，请他找人修窗，可他总是拖，一直也未见有人来修窗。我只好想了一个临时补救的办法，把挂在书架上遮灰挡尘的一块纱布用图钉压在窗扇上挡风，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总是聊胜于无。当初自己确实也是太笨了，就没有想到找两张报纸糊在窗子上，或者买几尺布当作窗帘挂起来，效果会更好一些。
天气越来越冷，刮南风的时候，冷风就从纱布的细缝里穿进来；下雪的时候，雪也从纱布的网眼里挤进来，落在床头和地上。我被冻感冒了。有位同住在一层楼上的老师给我支招，让我晚上从楼道两头的窗子上偷卸几块玻璃给自己装上得了。这一招果然管用。我从走廊北头的窗子上卸下两块玻璃安在自己的窗子上，从此免了许多寒冷。
三
我和杨君成了语文教研室的新成员。当时语文教研室共九位老师，其中五位是老教师，还有两位是刚从庆阳师专毕业，先我和杨君一年来的。教研室主任姓胡，是位女的，西安人，西北师大（原甘肃师大）60年代初毕业。她的爱人是师范教务处主任。
我的课是教82级一、二两个班的《文选和写作》及《语文基础知识》，每周14节。82级学生是和我同一年进校的，在课堂上，我是新老师，他们是新学生，在课下，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陇西师范有个传统，凡是新到的老师上岗之后，都要由教研室组织听一次课，其余老师课后评议和指导，帮助其提高教学能力。我的公开课教《语文基础知识》第一册第一章中的一节，内容是“语音的物理性质”（好像叫这个题目，记不太准确了）。我反复钻研了教材内容。为增加教学容量，还找来黄伯荣主编的《现代汉语》和罗常培等人编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参考备课。直到写出自己满意的教案，才邀请大家听课。课堂上，我围绕着语音在物理方面的四种要素做了全面深入地解说，自认为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但是，老师们听了我的课后似乎并不满意，尤其是心直口快的胡老师直截了当地说：“对师范生用不着讲那么多理论。如果这样给学生教语文基础知识，我相信他们什么也学不到。”
“什么也学不到。”这个评语够重了！可我当时似乎自信满满，并不在意这样的负面评价。我觉得，给学生多讲点东西并没有错。然而，当我后来逐渐有了一些教学经验的时候，我才越来越感到胡老师的评价很有道理。这也可能是我后来比较重视选择和处理教材，努力钻研教学方法的诱因之一。
四
初到陇西师范，其实我的心思并未完全用在教学上。当时不知道哪根神经出了问题，突然有了报考研究生的念头。大学期间，我因为神经衰弱而放弃了对英语的学习。这时候，我却重新捡起了英语，从许国璋《英语》第一册第一课学起。一边从事比较繁重的教学工作，一边学习英语准备考研，谈何容易？但我似乎铁了心似的，乐此不疲。
除了备课、上课和批改作文，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背英语单词上，每天晚上都要学习到深夜。晚饭后和星期天，我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学校外边的田间地头背英语。还有学校附近那段专为113厂铺设，但很少有火车通过的铁道，也是我经常背英语的地方。踩着枕木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背单词，记不起来的时候，就停下脚步看一眼书，然后再走再背。教研室学习交流的时候，往往是大家凑在一起聊天说笑的时候，有位老教师特能说笑话，总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我不笑，在一旁默默地背英语。
为了督促自己学习，我在宿舍里显眼的地方贴了一段鲁迅的名言“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我的宿舍斜对面是教务处，教务处里有一高一矮两位老师。一米九的高个姓王，矮个儿的姓马。他们两个没有事的时候，偶尔会来我的宿舍坐坐。坐的时间长了，王老师就会提醒马老师：“咱们该走了，不能谋财害命……”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起身道别。
学校英语班有一个叫张进的会宁学生常来我的宿舍玩（那时，我已经搬到校门西边的平房）。他喜欢学习文言文，来了就从我的书架上抽出一本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阅读。我和他商量：你可以常来我这里读书，但来了能不能辅导我学习一会儿英语？他表示同意。于是，每天晚自习他都到我的房间来，如果我有英语方面的问题，他就给我讲解，没有问题，他就坐在一旁读《古代汉语》。
1984年国庆节，我结婚了。结婚后，妻子鼓励我报名参加当年的研究生考试。我说还没有准备好，她说先报上试一次，知道该怎么考了，以后再考会容易点。就这样，我在准备不足、信息不明的情况下仓促参加了一次研究生考试。也不知道该报哪个学校。一查招生简章，北京大学为烟台师专代培师资，计划招收一个20人的现代汉语研究生班。我想，它招收的人多，就报它了。当时，我不知道考研究生还要搞清楚所报学校指定的复习参考书，只是按规定的考试课程匆匆复习了一下黄伯荣主编的《现代汉语》和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高名凯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尚未来得及看。结果，北大指定的《现代汉语》参考书不是黄伯荣主编的，专业课考了个一塌糊涂，尤其是现代汉语部分的语法题，一个也不会做。英语考得更差。
没有考上研究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无论怎么说，我有过一次报考研究生的经历，回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五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不知不觉地对语文教学工作产生了兴趣。也许是因为有了一点教学研究的情趣吧？
陇西师范主管教学的副校长陈晋老师也是教语文的，他不但学问做得好，还喜欢搞一些教学研究。他经常倡导教师都要做教学研究。在他的倡导下，我有时也写一些教学研究的文章，不料有的文章写出来之后竟然能在刊物上发表，这使我对教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我陆续写了好几篇教学研究的文章，先后在《甘肃教育》《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甘肃省中专语文教学研究会会刊》《定西教育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有的文章还被选送到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和中专语文教学研究会交流，为此，我又有机会参加了这些研究会举办的教学研讨会。
随着对语文教学研究逐渐产生兴趣，我的教学水平似乎也在不断提高。后来，我又在教研室和全校做了几次公开教学，教刘鹗的《大明湖》，教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教贾谊的《过秦论》，一次比一次得心应手，也都获得了老师们较好的评价。
陈晋老师听了我的课后给我的评价是：“课堂气氛很民主”。这正是我追求的教学境界之一。我认为，课堂教学的效果不是看老师如何在课堂上口若悬河地讲解，而是看学生在课堂上学到了多少东西；而要学生在课堂上学有所得，学生之间的民主对话和交流很重要。还有的老师说，我比较重视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这也是我所看重的。我认为指导学生学会学习才是教学应追求的最高境界。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我写过的第一篇研究教学方法的论文就是《要重视阅读方法的指导》。
我的教学研究也得到了西北师大吴春晫教授和东北师大朱绍禹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他们两个都是从事语文教学研究的名家。吴先生曾送我几本语文教学法的书，还邀请我和他一起编写语文教学法的教材；朱先生答应推荐我去东北师大高师培训中心进修语文教学法。1990年上半年，经朱绍禹先生推荐，并征得陇西师范领导的同意，我去东北师大进修了一个学期的语文教学法课程。对此，我至今还对朱绍禹先生和陇西师范的伍校长心存感恩。
六
1984年暑假结束的时候，学校安排我做84级1班的班主任，同时教84级1班和2班的《文选和写作》。大概是我爱好文学和写作，这两个班也受我的影响，涌现出许多爱好文学和写作的学生。他们除了喜欢上我的语文课外，课余时间也喜欢和我讨论问题，要求我给他们改稿。我也利用做班主任的便利条件，经常组织开展一些课外语文学习活动。其中一个经常性的活动便是在教室后边的墙壁上开辟了一个以“星期天”命名的学习园地，以学生宿舍为单位轮流主办，两周更新一期。这个活动既需要写稿，也需要编辑排版、抄写、插图，而且以宿舍为单位，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凝聚力也更强。各宿舍凡是在写作、书法、绘画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同学，都被充分调动起来。每一期编出的《星期天》图文并茂，新颖活泼，成了大多数同学关注和评议的焦点。后来，我们还在主办“星期天”园地的基础上，组织同学编写《星期天》手抄报并参加《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社举办的全国中学和中师生手抄报比赛，先后获得两个二等奖的好成绩。
在指导学生练习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很有写作天赋的学生。有一次，我给学生布置了一次描写春景的写作练习，好多同学都觉得大西北的春天还被冰雪覆盖着，无春可写。但是，有一位叫陈永高的同学善于细致观察，对春的感受和描写极其生动。他在作文中是这样写的：“当我寻找好久，找不到春的信息时，我索性从杏树上折下一根细枝拿在手里玩索。那细枝瑟瑟地抖着，受了惊似的，它的周身有许多黑绒绒、湿漉漉的细毛，还有许多探头探脑的小花疙瘩，密密匝匝的。我眼前模糊了，这些花疙瘩好像在蠕动，六月里的小麦牛似的；又如孵鸡雏的鸡蛋，时辰已到，轻轻滚动起来。哦，我惊愕了，轻轻剥了一颗，里边鹅黄色的一层包着翠绿色的一层，嫩得要渗出水来。生命，生命！我感到了生命在流动，在呼吸……原来春天早来了，它不像姑娘打扮，把颜色涂到最显眼的地方，而是潜入冬的心脏，酝酿着一场伟大的爆炸。”
还有一位叫高红烈的同学，他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无意中发现书页上有烛泪的痕迹，还夹着几丝头发，于是就触发了他的联想和想象，以《书中的故事》为题，写了一篇很好的散文。我当时随手抄录下这样两个段落：“也许风和日丽，百花待放；也许杨柳依依，桃花灼灼；也许天高气爽，金凤习习；也许瑞雪飘飘，寒风凛冽……在教室，在宿舍，在柏树下，一个，不，一个接一个的同学抱着这本书，有时大声朗读，有时迅速作着笔记。大概有什么难题了吧？他或她眼睛望着远处，手指插入头发慢慢地挠着，乌黑油亮的头发一丝一丝轻轻地掉下来，落在书页上……”“空荡荡的教室里，孤零零地坐着他或她，眼前的书桌上摊着这本书，旁边默默地立着一支蜡烛，一闪一闪的。寒风从窗外透进来，雨声从窗外挤进来，皎月瞅着他或她，星星伴着他或她……他或她，大概疲倦了，大概瞌睡了，用手撑住额头，桌子一晃，蜡烛倒了。他或她立即将蜡烛扶正，重新振作起精神。烛泪却凝结在书页上……”
具有写作天赋的同学很多，一班还有夏志雄、苏延清、杨来祥、陈国忠、马玉田、尚万峰等等，二班有崔俊堂、王长华、陈欲胜、梁瑞霞等等。他们毕业以后，有的可能因为工作关系，不再坚持文学创作，而有的则几十年一直坚持下来。后来，有的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还有的在我国顶尖的文学刊物《诗刊》上发表诗作；有的出版了小说集、散文集，有的出版了诗歌集，还有的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和杂文集等；有的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有的加入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诗词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总之，好多同学都在语文写作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喜欢好学生是老师的共性。在陇西师范，我遇到了好多这样的作文优秀生。我在一篇回忆他们的文章中曾说：“那都是一些农村的孩子，十五六岁，刚从初中毕业，满脸挂着稚气。那又是一些非常聪明，又非常好学的孩子。在初中，他们都是各个学校的尖子生，本可以上高中考个好大学的，但是，因为家境不好，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早一点走出学校参加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就要求他们报考中师。因为这个来得快，初中毕业就能考，三四年之后就能参加工作，而且，上学期间国家还补贴生活费。”他们大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和我在陇西师范相遇的。遇上他们，是我此生的幸运。在陇西师范教学的时候我常想，我得为他们多做点什么。
七
1990年年底，定西教育学院有一位陇西籍的老师快退休了，他想在退休之前回到陇西工作。他看好陇西师范，想找一个在陇西师范工作的老师与他对调。于是，他直接找教育处协商，教育处又找陇西师范的伍校长协商，伍校长找我征询意见。我在犹豫和迟疑中答应调离陇西师范。因为，无论怎么说，定西教育学院也是我曾经向往的地方。
然而，真要离开陇西师范，我还是有点舍不得。
我感到自己对陇西的历史文化有一份眷恋。我想再待夏日来临之时，某个傍晚，约几个朋友同登威远楼，观铜壶滴漏，体验“巩昌雄镇”；或同逛文化广场，赏牧羊塑女，听“柳毅传书”。
陇西的各种小吃也令我留恋不舍。什么腊羊肉、荞粉、豆腐脑儿、莜麦甜醅、糯米醪糟、酿皮、饸饹面、担担面、油圈圈、糖油糕等等，百吃不厌；还有陇西师范教工食堂里的“一颗印”和“满天星”包子，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当然，更让我不舍的是我的同事、学生和好邻居，与他们在一起，冬天不冷，岁月易度，其乐融融。
然而，我还是离开陇西了，有点遗憾地离开了。“我轻轻地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