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日，《中师生》公众号收到陇西师范陈欲胜老师的文章《我的中师我的梦》。全文一万五千字，字字充满对当年中师生活的怀念和中师老师的感恩之情。这一段时间，我们《 中师生》公众号发布了多篇陇西师范文章。感谢陇西师范中师生和教师对我们的支持。】
原题：我的中师我的梦
作者：陈欲胜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为了减轻中小学师资压力，出台一项政策，从初中毕业生中选拔尖子学生进入中等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直接注入小学教育事业的洪流之中。1981年是第一届，之前的中等师范学校招收的都是高中毕业生和民办教师。
1984年，我有幸考取了陇西师范学校，成为这浩浩大军中的一员。
我本来是1983年初中毕业的。那时的农村学校，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好多家庭还在饥饿线上挣扎，学生上学，也只是走过场而已。年龄太小，干不了农活，就放到学校长身体，很少有人产生通过上学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想法。
我上初三那年，班上来了一名外地的学生。据知情者透露，他是高中毕业后补习了两年没考上大学又回到初三来的。在我们眼中，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我们的老师有时也搞不懂的数理化偏题怪题（那时流行偏题怪题），在他面前竟然简单得跟1+1一样。因此，遇到难题，我们就直接找他。
初中毕业时，他不出大家所料地考上了师范学校。而且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
我们七八个除他之外的所谓好学生，便考上了高中。那时的高中是划片招生，因此我们全部被首阳中学录取。怀揣着一个惴惴不安的大学梦，我便开始了艰苦的高中生活。
1983年的秋季，是一个多年不遇的雨季。虽然学校有学生宿舍，但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我无法在学校住宿。因此，我便寄宿在离学校二十里外的外婆家。
记得刚开学那两周，基本上是天天下雨。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冒着秋雨趟着泥泞匆匆赶到学校，就得花费近两个小时间。因此一不小心就会迟到。
开学第二周的一天，我还是迟到了。等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跑到教室跟前时，班主任已经站在教室门口了。我只能享受拒绝入内的待遇。
班主任走过来问我：“你家在哪？”“虎家屲。”我以为他问的是我的老家，而不是我住的地方。“虎家屲有多远？”刚好走过来一位老师，班主任问他。“隔山不远隔河远，十里路上一条河。”那位老师唱歌似地回答道。
“十里路你也迟到？”我无言地站着，不想说一句话。
十里路？我心里好恨那位老师，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何必不负责任撂下一句话就让我蒙受冤屈？
早自习快下的时候，我的同桌张迈着慵懒的步子来了。他离学校只有十分钟的路啊！我心里暗暗叫好，这下可有人陪我罚站了。谁知他向我扮了个鬼脸，径直向教室门口走去。班主任说“来了？”他嗯了一声，便进了教室。
多年来我心中树起的教师的圣像轰然倒塌。
第二天，我毅然离开了那所学校，没有任何留恋。
上大学的梦想从此破灭。
回到家里，我开始和家人一起干农活。上学，似乎从此与我无缘。
吉人自有天相。没过几天，我初中时的班主任，也是我的亲戚，我的邻居，来家里找我。说刘璞老师（就是我补习时的班主任）听说我不上高中了，让我到初三来复读。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后，我就回到了熟悉的母校，当了一年的初三复读生。
这一年注定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
班主任刘璞老师是一位会宁人。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明白，他当民教考上靖远师范学校，毕业后却被阴差阳错地安排到陇西，且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农村学校任教。
当时我们学校的老师，八成以上是民办教师。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实属凤毛麟角。刘老师不光学识渊博，而且人品极佳，在学校及社会上有非常不错的口碑。
这一年的补习生活，我不光学到了好多以前没有学懂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刘老师对我做人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从他身上，我学会了低调做人，我学会了严谨做事，我学会了如何面对苦难，我学会了如何珍惜幸福。我明白了教师和学生完全可以成为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这一生，我都会记着他，感谢他。
经过一年的复读，我顺利地考上了陇西师范学校。那一年，我们学校有三个学生的成绩超过了师范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成为我校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轰动。
考上师范学校，其实与我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无关。“要吃饭，上师范。”只不过是一只铁饭碗的诱惑而已。上了师范，就意味着跳出了祖祖辈辈坚守的农门，成为了一个吃“公家饭”的人。
那时考上师范学校，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感到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因此，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把三个师范学校（那时定西地区有陇西、临洮和靖远三所师范学校）按顺序依次填到了我们全班学生的志愿表里。后来问起他的时候，他竟然说，那还不是个形式吗？没想到会有人能够考上，而且居然还是三个！
所以，我上了陇西师范，另一个上了临洮师范。还有一个上线的同学体检失败，上了菜子农中，最后考取了甘肃农业大学。
后来，我查阅了《陇西县教育志》，才得知，1984年，全县初中在校生有15600多人，而那一年全县中师中专从初中毕业生中只录取了73人。
这一年，我十五岁。
二
那时的中师中专考试，首先是预选考试，被选中后才能参加正式考试。预选考试全县分片进行，我是在首阳中学参加的，正式考试才集中在陇西一中进行。正式考试的前一天，是全乡当时惟一的一辆大型拖拉机，拉着我们七八个通过了预选考试的同学和带队的老师，一路欢呼雀跃，从六十里开外的母校出发，来到县城。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到县城，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在大人们口中传说已久的神秘的钟鼓楼的风采。
第二次来到县城，就是学校秋季开学的时候。在南门汽车站一下车，就看到一块写着“陇西师范新生接待处”的牌子，牌子旁边，一位老师带着五六位同学，招呼下车的新生。记得和我同车的还有一位渭源的女生（后来知道是英语班的），他们把我俩的行李（主要是被褥）装在一辆架子车上，那位老师带着几位同学，一路有说有笑，把我们一直送到学校安排报到注册。
开课以后才知道，那位在车站接我们的老师叫奚久贵，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幸运的是，这位学识渊博且平易近人的老师，教了我们整整四年数学！
我们八四级在陇西师范招了四个班，三个普师班和一个英语班。普师班是四年制，英语班是三年制。我们班一共有五十二名同学，四十九名男生和三名女生，分别来自当时隶属于定西地区的六个县。陇西最多，有十七人，渭源最少，只有两人。一群懵懵懂懂的少年，在这里，一起度过了人生最精彩的四年时光。
来到新的学校，眼里一切都是新的。当时的陇西师范，校园里只有两栋楼。迎着大校门的，是一栋三层的实验楼。东边一栋，是女生宿舍楼，那时都叫“女生楼”。男生们都在西边的平房住宿。我们的宿舍共住了十名同学，八个人睡一大通铺，两个人睡一张独立的小床。宿舍里没有放行李的架子柜子，个人的物品基本上都是堆在床上，扔在床下。
最热闹的莫过于在食堂打饭。一月的伙食全部发成了饭票，主食二十六七斤，副食十五六元。早餐是汤，有面汤菜汤米汤，面汤二两面票，菜汤米汤五分钱一份。再加上二两面的馒头两个，就一直能坚持到中午。午餐的种类稍多，最便宜的是两毛钱的洋芋丝。三毛钱一份的菜我们那时叫剩菜，大多是把上一顿没打完的菜重新热一下。最奢侈的就是里脊和杂烩，五毛钱一份，得节俭几周才能享受一顿。晚餐星期一三五是面，二四六和午餐一样。不管是臊子面杂酱面浆水面，一份均是两毛钱加四两面票。每每这时候，食堂外面就会放一大洗盆的水，里面撒了盐，同学们称之为“盐水”。打完饭的同学便用勺子舀一些浇到饭里，这就是唯一的调料。
虽然那时的伙食标准不高，饭菜质量也不算好，但对于那个时代来自农村的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理想了，并且远远超出了家里的生活水平。有时走过食堂门前，闻到飘来的辣椒炒茄子的香味，胃里就会莫名地蠕动。里脊和杂烩，也就是上师范时才认识的两个新的词汇。
打饭的热闹之处主要在于“加塞”和“挤队”。一般情况下，吃完早餐去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自己的餐具带过去放到教室外的窗台上，早上上课结束，直接到食堂排队打饭。有时排了长长的一队，就会发现队伍中间突然结了一个“疙瘩”，并且“疙瘩”越结越大，后面的人等不到希望了，就去选择另一队再排。这就是“加塞”，这种情况女生犯规者居多。不同班级的女生结成了同盟，谁下课早谁就先去排队，下课迟的就去结“疙瘩”。
而“挤队”，就是男生们的天下，女生只有远远看着的份。“挤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大家都喜欢的菜，一种是眼看着菜要被打光了。这时候，高年级的“勇士”们便不再顾及排队者的一片骂声，四五个人在窗口沿墙排成一队，肩膀耸起，把排好的队伍冲散。有时候，左右两边都会出现这样的“勇士”，挤过来，挤过去，喊叫声，餐具的碰撞声，旁观者的加油声，响成一片。
如果有新生看到这场面按捺不住摩拳擦掌而跃跃欲试，那只有吃亏了。食堂打饭是一个窗口收餐具和餐票，另一个窗口出菜，等新生使出浑身力气“挤”进去，再满头大汗“挤”出来的时候，通常情况是，自己买到的菜早就被老谋深算的高年级学长从出菜窗口毫不客气地端走了。
当然，这样的场面并不是经常能够看到，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非常自觉的，并且常常有老师和学生会的干部维持秩序。
难忘的青春岁月（1988）
三、
实验楼的后面，是一座破旧的大礼堂。虽然破旧，但是气魄宏大。礼堂能容纳千余人，内有一个舞台，当时学校的许多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诸如文艺汇演，诗歌朗诵会，等等。我也在这个舞台上参加过一个活动，好像是理化实验表演什么的，是把理化实验现象用短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记得我们表演的内容是如何区分生熟鸡蛋，可惜由于演技拙劣，没有获奖。也是在这座大礼堂里，我获得了四年师范生活中的唯一的一个奖励——乒乓球年级组冠军。本来我的水平是拿不了这个奖的，可是因为是第二届乒乓球赛，学校规定参加过第一届比赛的人不允许报名，这样一来，高手都没有资格参赛，我便从二流球手中“杀出重围”，捡了个冠军。
礼堂东侧，是一座“U”形建筑，现在依稀记得好像是欧式风格的，肃穆而庄严。这座带着神秘感的建筑，启迪了许多心存文学梦想的少年的心灵，让我们无数次心驰神往，流连忘返。
中间是阅览室。当时阅览室里的期刊种类繁多，琳琅满目，让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大开眼界。文学，教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应有尽有。每到课外活动时间，我们便纷纷来到这里，选择自己喜欢的刊物，尽情享受阅读。管理阅览室的是一位姓张的女老师，性格温和，悄声细语，十分吻合阅览室的风格。但是张老师在刊物的管理上却特别细心，特别严格。进门有一排柜台式的长桌，桌面上系着几根细绳，张老师先让来阅览室的同学交出学生证，把学生证打开，让写着姓名和贴着照片的那面朝上，整整齐齐地压在那几根细绳下面，然后把学生选中的杂志递到同学手中。她严格执行一次只拿一本杂志的制度，看过一本再换一本，以防有人浑水摸鱼偷偷带走据为己有。阅览完毕的同学交还杂志，在桌面上取回自己的学生证离开。
阅览室的气氛始终是幽静的，大家都在默默阅读，没有一个人会大声说话。从那时起，我们许多人养成了阅读和摘抄的习惯。去阅览室的时候，都会带上一本笔记本，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就摘抄下来。日积月累，四年下来，就是厚厚的几本。若干年后，也会偶尔翻开，青春的记忆，岁月的痕迹，泪水有时会溢满眼眶。
阅览室的西边，是学校的图书室。陇西师范的图书室历史悠久，藏书丰富，当时名气非常大，有许多外单位的人常来借阅图书，查阅资料。根据学校安排，每个班级两周借阅一次图书。学校给每位同学发了一张借书卡，上面除了个人信息外，填写的是借书时间归还时间和书名。刚入学时管理图书的是一位老头，脾气不是太好，稍有不慎，便会得到一顿训斥。图书室和阅览室的规矩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每个人一次只能借阅一本。每到借书时间，我们便把自己喜欢的图书的编码和书名写在借书卡上，等待管理员从许多书柜间穿来穿去，寻找书籍。图书室的每本书籍在封底的内页都粘了一个纸袋，里面插一张卡片，卡片上登记的是该书的信息。管理员找到我们借阅的书后，便把书籍的卡片抽出来，用一枚回形针和我们的借书卡别在一起，等到还书的时候再把卡片插回书里。
从那时起，我们许多人开始了近乎疯狂的阅读。我们接触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古典四大名著，巴金、老舍、曹禺，雨果、托尔斯泰、普希金、肖洛霍夫，等等，还有早期茅盾文学奖的一些获奖作品，像久旱的禾苗，我们迎来了一场酣畅的甘霖。我们尽情地在文学的海洋遨游，努力地吸取前人的文化养料。借来的书不够读，就相互传阅，或者带上不喜欢阅读的同学的借书卡，一次借三四本。四年下来，粗略一算，我大大小小囫囵吞枣般阅读了近百本书。虽然读过的许多书现在已经没有了印象，但至少让我对书籍一直保持着一份别样的情怀。多年来以来，买书、读书的习惯总是没有改变。是书籍让我守住了本心，淡泊名利，坦然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坎坷。二O一六年我荣获全国“书香之家”称号，这与我四年的师范阅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晚饭后到晚自习前，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操场上有打篮球踢足球的同学，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大树下，小树旁，古老的城墙上，教室前后，到处是同学们的身影，或散步，或背诵，或阅读，没有喧闹，没有争吵，人人都彬彬有礼，一切都井然有序。偶尔会从学生宿舍飘来悠扬的笛声，给这宁静的黄昏的校园增添一抹喜人的亮色。
和恩师王凤鸣（中）合影留念（1988）
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校园，非常纯净。没有商业味，也没有行政化管理，充满浓浓的人文气息。老师们专业素养极高，心无旁骛，一心致力于教书育人；学生内心单纯，少有杂念，全力勤学苦修。因此，师生关系也大都亲密无间。
韦尚仁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兼代政治课，陪伴了我们四年，可惜前些年他因病早逝。估计应该是心梗之类的疾病，没有来得及抢救，非常遗憾！我们毕业后还和韦老师有过几次小聚，叙叙旧，聊聊天，喝个小酒。
我们上学时感觉韦老师比较内向，不善言辞，特别是他上课一口陇西方言，不会说普通话，因而给外地的同学带来不少课余的谈资。印象最深的是他上课举例总会说到“柜子”，而陇西方言把“柜”不读“gui”，读为“kui”，并且常说的“柜柜儿”的儿化也不标准，“儿”不发卷舌音，而发齐齿平舌音。这样以来，定西的同学便经常一句“kuikuiz——”，以此来戏说我们陇西方言。记得有一次，韦老师给我们全级（全级还是全校？记不清楚了）的同学在灯光球场作过一次法律知识讲座。这样的讲座在学识的难度上对韦老师构不成任何威胁，但难就难在学校要求要用普通话。这也是在师范四年生活中我们唯一一次听到韦老师讲普通话。他把“犯罪”就说成了“犯cui”，把“打死了人”就说成“打shi了人”，一说错下面就会有笑声，一有笑声韦老师就有点着急，一着急他的脸就涨红。当然，同学们的发笑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对这样的“陇普”感到新鲜而已。
韦老师在班级管理上很有一套，非常严格。因此，在同级的四个班中，我们班的同学是最守规矩的，四年中没有发生一起因违纪而被学校通报批评的事件。他还负责批阅我们的周记和大楷，从周记中及时掌握班级动向和学生的思想动态，督促我们苦练“三字一话”基本功（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同学们也有特别强烈的班级荣誉感，各项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值得一提的是，四年中一共举行了三次田径运动会，我们班三次获得团体冠军。
斯人已去，现在回忆起来，除了满满的感动外，心里有股淡淡的苦涩。
前文说过，奚久贵老师教了我们四年数学。记得那时数学课的种类较多，期间还有景具仓老师和孙丽霞老师也教过我们数学，但都是短期的。
奚老师是会宁人，属于那种典型的学者型老师。奚老师对待数学教学，可谓一丝不苟。其严谨的程度，在我此生遇到的老师中，当之无愧排名第一。可惜我上学时偏科严重，再加上理科细胞不足，以致于学无所成，愧对老师！但是我们班也有几位学霸级的同学，他们自然从奚老师身上汲取了无穷的滋养，不管是知识的积累还是对待学问的态度，使得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显得游刃有余而成绩斐然。我想，有幸得到奚老师的培养，这是他们一生最可宝贵的财富。
奚老师瘦高个，戴副大框茶色眼镜，文静干练，说话做事不慌不忙，有条不紊。有同学传言在他家里看到过他整理的数学笔记，密密麻麻，厚厚的几大本，我并不吃惊，我知道，这来源于他对学问的敬畏之心。一个对学问不怀敬畏之心的人是永远做不成学问的，老师深谙此道。
那时候奚老师住在操场西边的家属院里，课余时间，常常看到他从校园从容走过，心里是深深的敬仰。
奚老师一直在这所学校任教，后来学校改制，他也没有离开。毕业十年后我也来到了这座县城，偶尔碰到过几次老师，亲切的几句交谈之中，感觉除了岁月书写的沧桑外，老师并没有其他变化，还是昔日那位严谨治学的好老师。只是由于自己工作不出色，没有干出成绩，怕让他失望，因此，一直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奚老师，请见谅！
五、
我们的语文课先后换过好几位老师。当时中师开设的语文课有三门，分别是《文选和写作》、《语文基础知识》和《小学语文教材教法》。最初教文选课的是武玉鹏老师，教了一年左右时，因他结婚请假，由当时学校的校长伍鑫桂老师和副校长陈晋老师分别接替了一段时间。语基课的教学最早是胡承融老师，后来和文选课一起，全部由杨蕴璋老师担任。
武玉鹏老师的课堂气氛活跃，人文气息浓厚。他还喜欢利用课间和我们打打羽毛球，因此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后来他调到定西师专任教，不久又调到烟台师范大学（后改为鲁东大学）了，听会宁籍的同学说，前几年老师退休了，可惜毕业后一直没有见过。伍鑫桂校长和陈晋副校长给我们上课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们渊博的学识、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蕴璋老师是一位十分可亲可爱的老人，他的课堂比较热闹，同学们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和老师一起讨论。杨老师不善争论，但是他一般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通常的结果是，争论半天后，杨老师就会竖起右手食指，左右摇晃，慢条斯理地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们还是把它闹成这个。”所谓“这个”，就是他认定的“标准答案”。一个陇西方言“闹”字，便让同学们在一片善意的笑声中接受了老师的看法。课余饭后，同学们常常会学着杨老师竖起食指，争先恐后地说：“闹成这个。”
赵兴刚老师给我们代了三年的物理课。后来他担任陇西师范学校校长，又出任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书记，直到退休。赵老师的课堂，我们当时常用陇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来形容：干散！那就是干净利落的意思。他上课思路非常清晰，讲课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一节课的讲授时间从来不会超过二十分钟，但是知识要点的分析，解题思路的引导，难点的触破方向，同学们已经明明白白。记得我们在二年级的时候，赵老师的爱人孙丽霞老师给我们教数学，大约是讲到“行列式”这一章的时候吧（我实在没有清晰的记忆了），有一天是数学课上，赵老师走上讲台，给我们说：“这一章老婆子（方言，爱人的意思）讲不清楚，我给你们上。”我们都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他有条不紊游刃有余地把这一章内容教完。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的教育教学的人文环境真是值得怀念，校长副校长可以直接接替教师的课，丈夫也可以接替妻子的课，没有太多的束缚人手脚的条条框框，也没有那么多冷冰冰的不通人情的禁令，教师全心全意教书育人，学生一心一意接受知识。如今许多高校甚至名校不断被贴上堕落的标签，教授和学生常常被爆料出与教育格格不入的丑闻，从内心深处，为那时我们的陇西师范感到骄傲！
李鹏飞老师八四年刚从兰州师专音乐系毕业分配到陇西师范任教，我们正好赶上做他的学生。他应该是当时全校最干练的老师了，一头非常时尚的卷发，走路昂首挺胸，不管课堂内外，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李老师弹得一手好钢琴，声乐也很是了得，上学时我还参加过他在县文化馆举办的声乐短训班。李老师外表冷而心肠热，课堂上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学校有一间音乐教室，里面摆放着一架钢琴和几十架风琴。钢琴上了锁，是专供老师上课用的。我那时比较喜欢学音乐，因此向李老师要了一把钢琴上的钥匙，课外或者周末，在其他同学羡慕又嫉妒的目光中，弹一会钢琴，那是相当有优越感的。有一次李老师叫了我们几个同学帮他搬办公室，他拿着别人送他的一幅书法作品（我清楚地记得是一张横幅，写的是“游刃有余”四个大字），兴高采烈地给我们说道了半天，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可是我们几个都不懂书法，只是假装听明白，嗯嗯答应。
四年级的时候，又从兰州师专毕业分配来一位老师给我们教音乐，就是王凤鸣老师，通渭人。王老师与我们年龄相差不多，平易近人，手风琴拉得可谓一绝。也是从那时起，我跟着他开始接触这个神奇的乐器。课余时间我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天，听他讲琴法，讲作曲，讲配器，有时也会一起合奏，给其他单位的舞蹈节目录制磁带。我们亦师亦友，无话不谈，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毕业前夕的一天，王老师叫上我和同班同学丁学忠，一起步行到鼓楼后面的照相馆，合影留念。回来后，他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一段深情的话语：
欲胜弟：
临别之时，为兄确有一种真切的眷恋之情。我有这样一句互勉：
真正的幸福和令人快慰的是在——勇于探索和无限的追求之中。
但愿你能在文学领域摘取桂冠，愿你用音符谱出人间真情，用彩笔去描绘你的生活，用血汗去装点人生。用微笑去迎接生活。
兄：凤鸣
88．7．1
我毕业以后，王老师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了两年，后来和爱人一起调到内蒙古去了。跟好多老师打听过他，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消息，心中甚是怀念。
王凤鸣老师在我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
六、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情迸发的年代。人们从十年浩劫中苏醒，从混沌迷茫中回归，开放包容，充满情怀。八十年代的激情、浪漫与理想主义，是知识分子及大众心中的乌托邦。虽然无法和百家争鸣的先秦与大师辈出的民国相提并论，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绝对是不可复制的精彩一页。
诗人的梦都停留在八十年代，那时候，物质化还没有浸入人们的骨髓，脸上有真实的笑容，关于理想，关于爱情，许下一个诺言就会铭记终生，端起一杯劣酒就能泪流满面。冷峻如北岛、细腻如舒婷、矛盾如顾城、浪漫如海子、温存如席慕蓉、淡然如汪国真，诗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叩问人生，憧憬未来，撞击灵魂。
八十年代，每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都是诗人，各种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学热迅速席卷全国。我们几乎每个班都成立了文学社，油印自己报刊，发布自己的作品。记得某一天晚自习后，星光下的教室里，我和崔俊堂两人热情澎湃地谈到晨光微露，筹备成立了我班的文学社——拓荒文学社，然后紧锣密鼓地筹稿、编印，得到了杨蕴璋老师和全班同学的大力支持。崔俊堂一直笔耕不辍，2003年参加了第十九届“青春诗会”，成为全国著名诗人。
我们的拓荒文学社油印了自己的刊物——32开本的《拓荒》，虽然粗糙，虽然幼稚，但那是我们青春的见证，那几本薄薄的册子，我一直都在精心保存。偶尔翻开，眼前便会浮现那段难忘的岁月。
几十个文学社纷纷成立，学校的几台油印机夜以继日根本忙不过来。后来，学校为了便于管理，将各班文学社合并，成立了学校主办的文学社——原上草文学社，并且提供了一间办公室。我被推选为诗歌编辑，开始了《原上草》的编辑工作，继续追逐文学的梦想。我们毕业后，《原上草》还办了好多年，可以说是许多文学爱好者的摇篮。从《原上草》走出去的许多同学，到现在还坚持在文学之路奔走，有的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除了前面提到的崔俊堂之外，还有张哲（尔雅）、王长华、朱红霞、赵国宝、夏志雄、高红烈，等等。
《原上草》文学社办得有声有色，主要还利益于当时学校几位才华横溢的语文老师的指导。胡宗礼老师、汪海峰老师、杨陇军老师都名播陇上，是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的引路人。
后来，我又参与到了一个校外文学青年创办的文学社——《嫩芽》，走出校园，步入社会，感觉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在《嫩芽》，我结识了几位文学朋友，像董云青，莫泰国，他们成了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感谢《嫩芽》！感谢诗歌！
由于几个朋友的工作调动，再加上我毕业回乡，《嫩芽》办了不久就停刊了，但她给我的财富让我受用终生，值得我永远铭记。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的处女作诞生了。记得是一个晚自习，给我们带文选和写作课的武玉鹏老师拿着一本杂志，急匆匆走到我的身边，把杂志放到我的课桌上打开，指着里边的一首小诗问我：“这就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武老师喜形于色，说很好很好，鼓励我继续努力。那本杂志叫《黄土地》，是一份地级刊物，那首诗叫《初约》，那一年我十七岁。五元钱的稿费，让我着实兴奋了好几天。去年出版自己的诗文集《诗意陇西水墨连江》时，考虑到这首诗写得太幼稚，没有选录进去。
初约
第一次那么专注夕阳
和你并肩在憧憬的岸边
我想着夕阳为什么像火火应是朝阳呀
因为朝阳和我们一样被年青托着向上升腾
我悄悄侧目凝视着湖水的你却忍俊不禁了
（因为你怀中的六弦琴在颤抖了）
原来难为情把咱俩刻在了湖面集中在你的视点
我连忙抬起那镇静着惊慌的目光
希望在夕阳宝镜中也找到你我的羞涩
“嘣嘣嗒”
你难于启齿却在夏威夷的和弦里含蓄自己
逼着我舔舔笨拙的双唇
唱起那支古老而又年青的恋歌
毕业之后，没有很好地坚持写作，我已经掉队好远了。有时回想起来，感觉真是感觉愧对老师愧对母校，愧对那一段如诗的岁月。
七
陇西师范校园的南面，耸立着一列长长的城墙。我们刚入学那时，城墙保存基本完好。依稀记得城墙约摸有十来米高，顶部有三四米宽。远远望去，古老而威严。每天晚自习前，会有许多同学从残破的豁口走上城墙，或散步，或背书，享受黄昏至夜幕降临前这段静谧美好的时光。也有同学在城墙下练习踢足球，狠狠地飞起一脚，足球被城墙弹回脚下，再踢出去，一个人也可以踢得兴味盎然。
后来，学校在城墙下修了一排学生厕所，将雄伟的城墙削掉了一大片。并且常常有运土的车辆，把好好一列城墙，一车车从学校东门拉出去，不知所踪。我们毕业时城墙的西段还是有模有样的，若干年后又去学校时，昔日的城墙已经无影无踪。视野是开阔了些，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站在操场，我怅然若失。保存，保护，往往是失去之后的反思，可是，有些东西毁了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隔着城墙的南面，是一大片苹果园，那时我们都叫“苗圃”，应该是归林业局管辖吧，那时我们不懂这些。苗圃里的果木，一年四季都有专门的人员侍弄。施肥浇水，修剪搭架，我们在城墙上看得一清二楚。
每到苹果收获的季节，苗圃内就会增加不少看护的人手。而城墙这边，也就有不少同学蠢蠢欲动。我们大都来自农村，那时物质匮乏，生活艰苦，苗圃内专业人才培育的苹果香甜可口，对我们充满了无限的诱惑。
低年级的同学一般是不敢去冒险摘苹果的，到高年级的时候，胆子才会慢慢大起来。我们到三年级的时候，住进了新修的宿舍楼。夜阑人静的时候，楼上总会传来苹果在地板上滚动的声响。我们都知道，这是某个宿舍的同学又得手了。一般来说，这样的行动是以宿舍为单位的，而且是严格保密的。白天先派人在城墙上做好侦探工作，晚上部署细节，包括人员分工，行走路线，撤退方案，紧急情况出现后如何应对等等，都要安排得妥妥实实。
在我们班，我是属于年龄最小胆子也最小的一类，因此这样的行动他们是不愿意要我参加的，担心我会成为他们的累赘。
终于有一次，我参加了一次比较大型的偷袭苹果行动。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就有别的宿舍的同学端着饭盒到我们宿舍游说。说今晚的机会如何如何好，看护的人也少，大家一起出动，保证满载而归。为了宿舍的“集体荣誉”，我们全都答应听从他们指挥。上晚自习的时候，大家都心不在焉，不少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教室里笼罩着一种大战即将来临的气氛，紧张而兴奋。晚上十一点多，感觉楼上其他同学都睡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蹑手蹑脚，悄悄出动。城墙豁口处，已经架好了一把长梯，那是建筑工人修厕所用的。月黑风高，我们一个个猫着腰，越过城墙，进入果园。我爬上墙头，只能听到一片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神秘而恐怖。忽然，“呯”地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片喊声：“有人偷苹果了”“不要跑”……果园内手电筒的亮光四处舞动。我两腿打颤，连忙顺着梯子滑下，上气不接下气，跑回宿舍，心脏怦怦跳个不停。
十几分钟后，参加行动的同学陆续回来。惊险刺激的“夜袭苹果园”行动彻底失败。
同宿舍的何同学浑身是泥，他说自己正在拼命奔跑，看到有人喊叫着迎面赶来，一起的同学让他趴在水沟藏起来，没想到水沟里刚刚放过水，他趴在里面一动也不敢动，并且一害怕就尿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屏住呼吸尿进裤子，直等到追赶的人走远才出来。
吴同学平时喜欢舞枪弄棍，身手很是了得。在果园里被两个人持棍前后夹击，他急中生智，顺手操起一根给果树支架的柳棍，舞得呼呼生风，夹击他的两个人反而落荒而逃。
邵同学高度近视，眼镜被树枝挂飞，来不及寻找，弃镜而归。
当大家正在描述各自的危险经历时，一位同学气喘吁吁跑来告诉大家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消息：孙同学“被俘”！
这个消息好似给每个人都当头一棒，人人目瞪口呆。这事要让学校知道那就不得了，受处分不说，说不定还会影响毕业，于是大家商议方案连夜“营救”。
当然，我们也实在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央求放人。于是，我们再一次集体出动夜闯果园。看园的人看到我们这么多人，也有点紧张，大声疾呼：“来抢人了！”“来抢人了！”幸好陈同学认出来一个看园的是他老乡，经过反复沟通，诚恳认错，集体保证不再来犯，他们才同意放人。孙同学“营救”成功。
自此，苗圃相当一段时间平安无事。当然，这样的故事其他班级肯定也发生过，只是我们不得知而已。
时光流逝，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心底的波澜就会被微微掀动。
难忘的青春岁月（1988）
八
中等师范学校的使命，是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因此，每个同学除了要苦练过硬的“三字一话”基本功外，还得要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以使自己毕业后能够适应小学各类学科的教学工作。而真实的情况是，当时中师毕业后的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分配到了中学任教，直接担任初中教学工作，少数甚至担任高中教学工作，并且逐步成长为各自学校的顶梁柱，长期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成为本地区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坚力量。
在校期间，向着自己的兴趣发展而导致偏科，就成了一个正常的“怪”现象。记得当时的要求是，音乐体育美术三门课，必须要“特长”一门，其它文化课，须得全面发展。期末考试未能及格，必须补考。在四年的中师学习阶段，我有过两次考试不及格。一次是入学第一次期中考试，我的化学考了58分。另一次是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的体育挂了。
上小学时我得过一场大病，可谓死里逃生。没有任何征兆，我的右半身失去了知觉，类似小儿麻痹症，不能走路，连筷子也抓不住。幸运的是，当时西三十铺有位张姓中医大夫，外地口音，医术高超。记得当时人们都叫他“张爷开”（“开”，估计是方言的“客”），但多年以后，向三十铺村的一位朋友打听过，说是叫“张开爷”，我就不得而知了。亲人们轮流背着我到张大夫家针灸过无数次，才从死神手里侥幸逃脱。虽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右肢无力，达不到同年龄段的正常水平。上学时体育课上有各种各样的达标测试，也给我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什么杠铃、跳远、引体向上、百米、千五，在我面前横亘起一座座高峰，让我望而生畏。第一学期举杠铃，我和许同学两人连一次都举不过头顶，弄得美女老师刘国敏只能摇头苦笑。因此，寒假里，过年前，我收到了学校的一份补考通知。印好的内容，填写了补考者的姓名和科目，大意是上学期该学科没有及格，望假期做好复习，准备开学补考。
三年级的时候，同级三班一位通渭籍姓王的同学似乎不太对劲。现在想来，应该是精神上有了疾病，但当时我们谁也不懂。先是大冬天的早上，他一个人总是穿着背心短裤在操场跑步，然后是早自习的时候，开始在操场演讲，常常吸引许多同学围观。他的演讲情绪激昂，天南海北，国际国内，神侃一通。记得他有一句“名言”：“陇西师范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这一句话他几乎是每天都讲，因此大家都耳熟能详，他一旦说出上半句，围观的同学便异口同声地说出下半句，成就感就会在他的脸上荡漾开来。
1987年，驻我县的84875部队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从老山前线凯旋而归。学校组织我们“原上草”文学社的同学到文峰火车站迎接人民子弟兵归来。当时的火车站可谓人山人海，人们举着五彩的旗帜以及各式各样的欢迎标语，将站台围了个水泄不通。当看到火车徐徐驶进站台，当看到子弟兵纷纷将头伸出窗外向迎接的人挥手致意，当看到车身上“陇西人民万岁”的标语，我们感动得稀里哗啦。
接下来就是各种方式的英雄事迹宣讲，报告，联欢活动。这时候王同学就表现的格外活跃，他说自己经常出入于军营，并且胸前真的就挂了几块军功章，让我们羡慕得不得了。有一次他说和部队联系好了，要和我们级三个班的同学搞一场联欢晚会，时间都定好了，晚自习准时开始。当时老师和同学都不敢马虎，各班分别精心筹备了联欢活动。可是晚自习开始的时候，不但军人没来一个，王同学也不知所踪。当时没有任何办法联系，我们只能焦急地等待。到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他疯疯癫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果然带来了几十名解放军，分解到我们三个班，举行了联欢活动。
我们班的伍同学是当时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他多次找到伍同学，强烈要求向学校建议，学生会设立外交部，他要任部长，并且连女秘书他都选好了。这时，我们方才感觉他确实是精神上出了问题。
毕业后听说他又闹了许多不大不小的乱子。回访母校，砸坏了几个牌匾，把校长堵在办公室谈了一上午的话，中午也没放回家。有一次通渭县教育局派专车送他到天水精神病院治疗，可是送他的人还没回来，他却早就回到了学校。
此后多少年，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在最好的年华遭遇如此不幸，不由让人感叹人生无常。
九
在陇西师范的校园里，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的四年时光，足够我回忆终生。
曾记得，我们一群不懂围棋的人，天天着了魔一样关注中日围棋擂台赛。一届又一届，讨论，争辩，预测，围着报栏看新闻，为胜利而兴奋，为遇挫而沮丧。虽然连一些基本的围棋术语都不明白，但我们痴迷其中，这是一种爱国情怀。除了聂卫平、马晓春、江铸久、芮乃伟等著名国手，我们也记住了一串怪怪的名字：大竹英雄、武宫正树、片冈聪、小林觉、藤泽秀行、加藤正夫……
曾记得，为了收听李野默主播的长篇连播《平凡的世界》，几乎每个人都买了一台袖珍收音机，上午第四节课下课前五分钟，不管什么课，不管老师讲什么，我拉们一律齐刷刷地从桌屉里掏出耳机，插进耳朵，准时收听。下课后，食堂门前，人群熙熙攘攘，好多同学直接拔掉了耳机，几十台收音机齐声播放，李野默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撩拨着每个少男少女的心。我们的心情，跟随看着主人公的命运，跌宕起伏，为孙少安和田润叶的有缘无份而叹息，为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美好爱情而祝福，为双水村农民的苦难生活而祈祷……
曾记得，为了看电视剧《红楼梦》，我们常常以各种离奇可笑的借口晚自习逃课，神出鬼没地结伴潜入关系要好的老师家中，和老师的家人们一起守在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分享大观园里的喜怒哀乐，然后每个人集厚厚一叠《红楼梦》人物明信片……
曾记得，月光下，小树旁，抱一把吉他，我们轻轻弹唱。曾记得，周末时，古老而破旧的东大街上，我们三三两两，谈笑风生，一起走过。曾记得，毕业前，谈理想，谈未来，我们信心满怀，依依不舍。
……
难忘的青春岁月（1988）
百年陇师，承载了我们太多绚烂的记忆，贮存了我们五彩缤纷的梦想。三十六年前，我们满怀渴望，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此绽放了最美好的年华，然后像蒲公英一样，又飞向了四面八方。直到现在，好多同学还依然坚守在讲台，不忘初心。一茬又一茬的学生毕业走向了社会，一茬又一茬学生的学生也毕业走向了社会，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有这一代中师人梦想的延续。
中师，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她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但她会永远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也会永远刻在中国教育的纪念碑上。
作者简介：陈欲胜，甘肃陇西人，农工党员，省作协会员，供职于陇西某中学。有诗文散见于各类刊物。出版诗文集《诗意陇西水墨连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