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乳哺育在今天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婴儿喂养方式，但倘若进入历史的脉络中探寻：牛乳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食品与饮食文化是如何传入中国的？牛乳哺育又是如何成为了被普遍接受的婴儿哺育方式？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迁？有关“何为好母亲”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母乳与牛奶》一书中，历史研究者卢淑樱聚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以婴儿哺育为切入点，探究母亲角色的变化与社会文化变迁，对这些问题一一予以解答。
▌《母乳与牛奶》 卢淑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牛乳如何在中国兴盛
中国传统幼科医学认为,人乳是最佳婴儿食物，既可以来自生母，也可以来自乳母（奶妈）。雇佣乳母哺育是富裕家庭普遍的选择，而幼科医师不反对雇乳母，但强调要严格选用乳母，身体健康是最基本的条件，除此之外还有对品行、样貌等的要求。若母亲没有足够的乳汁亲自哺育，也没有条件雇乳母，谷物浆和兽乳也被认为是适宜的代乳品，其中牛乳也可用于哺育婴儿。
但在20世纪前，牛乳哺育并不普遍。卢淑樱认为原因有二：一方面，中国本土牛的品种大多是用于辅助耕作和运输的役牛，产乳量少，且乳汁也不适合婴儿食用；另一方面是文化因素，牛乳虽很早就进入中国饮食，但更多被认为是一种食物，是季节性的补品。那么，饮用牛乳的知识和文化是如何在中国普及兴盛的？
▌ 近代媒体上刊出的奶粉广告,写明“母子欢喜”同时，指出“雇佣奶妈之危险”。
饮用牛乳一直是西方人的饮食习惯，从19世纪开始，来华的洋商增多，但中国市场很少有鲜奶售卖，于是他们便从本国携带乳牛一同来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商人可在通商口岸居留，因而对牛乳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也带动了近代中国乳业发展。与此同时，有关牛乳以及牛乳哺育的医学和科学知识也经由西方传教士的译介，传入中国。到19世纪末，牛乳在通商口岸地区更加普及。通过这一过程，中国的牛乳业得以发展，牛乳相关的知识传入中国，这为牛乳哺育的兴起奠定了客观基础。
与国族联系起来的母乳
传统的幼科医学并未强调母亲一定要亲自哺乳，雇佣乳母是精英家庭的普遍选择，但是在清末，母乳哺育成为了良母的标准，这一变迁是如何发生的？
卢淑樱在书中记述道，甲午战败后，士大夫认为妇女缠足、无知无识、不事生产，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因此提出要“改造妇女”，于是女性的身体、行为、思想成为被规训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母职被赋予了为国家民族培育强健小国民的意涵，亲自哺乳被建构为妇女的天职，只有健康的母亲才能养育健康的孩子，以实现强国强种。“婴儿是否健康，国家民族是否强大，有赖妇女肩负母亲的责任，亲自授乳更是责无旁贷。”妇女的身体健康、育儿责任与国家兴亡相联结，强国、强种、强母、强儿紧密联系，母乳哺育遂成为良母之标准。
除了健康的身体之外，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也提上议程，实施女子教育成为重要手段。在晚清教育改革兴女学过程中，西方的家政学经由日本译介来华，倡导女性通过教育学习，履行好家内角色。这背后是“治家兴国”的理念，士大夫与朝廷官员认为，西方富强源于妇女持家有道，而家政学正是教导妇女治家的学问。家政学之中，教养子女被置于首位，属“家政之大端，妇人之要务”，强调亲自哺育孩子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妇女的天职，并援引科学和医学知识来论证母亲亲自授乳的益处，例如母乳富含婴儿所需营养成分和多种抗体，授乳作为一种身教的方式，有益于婴儿的性情和精神发展等等。
与此同时，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有关乳房的审美取向和社会习俗也发生了变迁。清末以平胸为美，束胸之风颇为流行，而到了民国时期，健美、曲线美成为了时尚，女性转而追求丰满的胸部、线条起伏的身材，束胸行为亦愈发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首先，束胸、哺育、强国强种相联系，束胸不利于妇女健康，不利于哺育婴儿，因而危害民族健康；其次，反束胸也是移风易俗，改变封建陋习，塑造女国民身份的手段。在1920年前后，乳房问题更是成为了政治议题，广州革命政府以及随后的南京国民政府都通过行政命令禁止女学生束胸。
但有意思的是，以家政学为首的女子教育发展与反束胸浪潮本意虽是增进母乳哺育，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近代中国婴儿哺育方式的另一种变迁：一方面，女子教育虽本意在培养贤妻良母，但亦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女学生期盼着能够踏足社会，从事工作，让牛乳哺育替换母乳哺育获得了契机；另一方面，新的审美观也唤起了女性身体自主意识，许多女性因保持身材而拒绝哺乳。
奶粉广告商的推广策略
清末民初，牛乳哺育发展空间有限。当时普遍的观念将哺育视为母亲的天职，牛乳哺育是缺乳、生病、身体虚弱等不得已情况下的选择。并且当时的中国缺少安全的鲜牛乳供给，也阻碍了牛乳哺育的推广。
有关牛乳哺育的评价经历了从负面到正面的逆转，而有关论述往往和强国强种联系在一起。例如，十九世纪末，法国政府为了保障婴儿健康，设置牛奶站，推广消毒牛乳，但是该消息在国内杂志中却呈现以法国妇女拒绝授乳，改用牛乳哺育，导致婴儿大量死亡。因此，从强国强种的理念出发，牛乳哺育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西方营养学、维生素知识的传入，牛乳的营养价值开始为人所知，扭转了负面评价，牛乳哺育甚至被建构为缔造文明民族的方式。
除受到了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之外，随着洋货奶粉的传入，商家的宣传也在推广牛乳哺育上发挥重要作用。1920年，利用高温经滚筒转动或喷洒，将牛奶从液体转化为固体的奶粉传入中国，在此之前的牛乳哺育品主要是鲜牛乳、炼乳、代乳粉/小儿粉。洋奶粉商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方式，促进了牛乳哺育的推广。
对于在华洋人和中国人，奶粉商采取了不同的宣传策略。卢淑樱分析道，面向洋人的广告大都运用精简的文字，以婴儿画像和奶粉包装为重点，说明这一顾客群已对奶粉有相当的了解，无须长篇大论。而中文奶粉广告则通常有大量文字论述奶粉的优点，附有索取赠品的信息，反映出因为面向的潜在消费者群体对这一产品相对陌生，因此需要更多介绍。
▌ 奶粉广告
广告商是如何建立牛乳哺育的正面形象呢？常见的一种策略是援引科学知识，通过营养成分比较，说明牛乳营养充足，功同人乳；又或者强调奶粉生产工艺，以构建其清洁、卫生、安全的形象。同时，奶粉商对作为“竞争对手”的乳母采取打压策略，力图呈现出牛乳比乳母更加营养、安全、可靠的图景。此外，还通过隐喻的方式，暗示产品可以帮助母亲保持美貌与身材，获取行动自由，通过广告中时髦摩登的女性形象，传递出奶粉哺育是“现代母亲”选择的理念。在奶粉商的宣传营销下，牛乳哺育被构建成现代化、科学、卫生的哺育方式。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母乳、雇乳、牛乳哺育三种方式并存的局面。
有趣的是，虽然广告商多借助科学、营养、卫生等话语宣传奶粉和牛乳哺育，但作者发现，作为消费者的市民大众并不一定懂得牛乳哺育背后的科学知识和原理，而是利用传统中医观念和知识，来理解奶粉这一陌生的舶来品。
哺育选择背后的母亲们
那么，在奶粉商的宣传攻势之下，大众对牛乳哺育究竟如何看待？卢淑樱通过1927年、1930年进行的两项社会调查，来探寻大众（主要是知识阶层）对于婴儿抚育的态度。比较分析发现，不同年代的受访者都更加赞成母乳哺育，更多人对雇佣乳母持反对态度。这说明，即使牛乳哺育的知识和物质条件已具备，并不一定意味着母亲就会接受与实践。
接下来，作者更进一步通过个案研究，分析妇女书写的日记、著作、文章等，来探寻她们的哺育与母职的实践和经验。这些女性因理想、事业、美貌、身材、交际或痛楚等原因，拒绝亲自授乳。作者认为，牛乳哺育尽管能够赋予母亲一定行动自由，但奶粉的冲调、喂哺，婴儿的照顾，都仍需要有人承担，如果不是由母亲来做，就需要依靠佣人或其他亲属。在职母亲能否在哺育方式上实现自主选择，有赖于她们的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能够承担牛乳哺育的开支，也需要其他家庭成员提供支持，特别是破除父权家长制的束缚。能够享受哺育自主权的女性是少数。
尽管牛乳哺育提供了一种选择，但母亲们的叙述体现了她们面临着母职与事业之间抉择的挣扎，或因为离开孩子而感到歉疚，或因放弃学业、事业而感到不甘。母亲们的两难抉择和内心挣扎反映了母亲角色和育儿责任已内化于她们的意识之中，尽管女子受教育与外出工作的机会增多，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规范与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母亲们。
牛乳哺育为何在二十世纪初成为“现代母亲”的选择？倘若按照罗斯曼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观的理论来解释，女性的身体以及她生下的婴儿是一种私有财产，具有市场价值，母亲能够通过自己的身体和婴儿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卢淑樱认为罗斯曼的理论过于概化，脱离时空和历史脉络。她认为，需要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的经济变迁来回答这一问题。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女性就业增加，是婴儿哺育方式转变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一方面，女子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渴望就业的女性，使得有酬工作更为女性所推崇，而包括照顾婴儿在内的家务劳动则遭到贬损，她们不愿从事哺育工作；另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具有经济能力，又无所事事的“摩登主妇”。在宣传之下，牛乳被塑造为科学、文明、现代化的象征，对比之下，来自乡村的乳母的形象则愈发负面，她们无知无识，甚至健康、行为、操守都存疑，因此，牛乳哺育成为更好的选择。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牛乳的传入，牛乳业在中国的发展，有关牛乳哺育的知识、文化的传播，改变着中国的婴儿抚育理念与实践。卢淑樱的研究中，如何喂养婴儿并非仅是一个生理现象，而是往往与“何为好母亲”的理想母亲形象相关联，从中可以透视社会文化之变迁。有关如何哺育的讨论往往从儿童与国家的角度论述，这项研究亦启示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女性的主体性，关注她们真实的经验与感受，以及生活境遇。
更进一步来看，哺育也不只是个体选择与私人事务，母亲们面临着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并不仅是个体问题，抚育所折射出的性别分工与性别观念值得我们反思，并进一步讨论如何为抚育提供支持。（责编：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