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限的条件下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与学习环境，是现代父母们心照不宣的认知。
即便他们在大城市中脚跟未稳，但只要有一丝可能，都会想着把孩子接到城市里来读书。
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是一个残酷但又赤裸裸的现实。
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聪明的孩子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天分不被浪费，甚至改变命运呢？
12年前，在北京就曾进行过这样一个的教育实验。
虽然因为升学制度、原生家庭及其他许多原因，让这个实验的结果并不那么完美，但就像青云学子所说“我们的人生中的哪些东西被改变了”。
2009年，中科院心理所教授刘正奎和工作人员，跑遍了北京郊外的的打工子弟学校，见了好几十位校长，试图从全市60多万打工子弟的孩子们中，找到一批符合条件的学生。
要求有两个：一是智商较高，二是家庭贫困。
中科院心理所准备了一套题目，几百道题，考的不是常规的语数外，不靠知识积累，而是看应试者天生的逻辑。
初试：做题
复试：还是做题
终试：孩子们被带到中科院上初高中的物理课，有专门的老师在一旁观察、记录，看孩子们的理解和吸收能力。
最终，他们在八九百名应试者中找到了24名学生，16个男生，8个女生。
2009年秋天，青云班正式开学，上课地点在芳草地小学万和城校区。彼时万和城校区刚刚建成，一共只有两个班上课，青云班占了一整层楼。
孩子们穿着芳草地小学的校服，戴着红领巾。
他们是超常儿童，也是装修工人、餐馆服务员、废品回收者、临时工的孩子。
这些父母送孩子来上学的理由其实相当朴素——为了让跳过级的小孩子晚一些读初中，免得在学校被欺负；为了免去给孩子四处找学校的颠沛；或者因为这个项目是寄宿制，家里不用管；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项目不收钱。
父母们对教育的无意识，也注定了这个选拔并不是十分严格。第一届青云班的班长李小溪记得，当时他们学校一共有两个女孩通过了初试，但另一个女孩复试没去，她想：「家长可能不知道这个项目是什么，甚至连一点尝试都没有，也许很多父母也不是很在乎。」
青云班总共有4位老师，其中最鼎鼎大名的是赵大恒。他是北京八中少年班的负责人，任期最长的班主任。
提到北京八中少年班，北京家长都非常熟悉。这个班级从1985年开始招生，从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中择优录取，让孩子在4年间学完普通孩子8年的课程，14岁左右报考大学。八中少儿班的高考平均分常年在620分以上，毕业生里有几位已成为美国顶尖高校的教授。赵大恒的学生尹希，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正教授，晋升教授时31岁。
那一年，赵大恒刚好从八中退休，拒绝了学校的返聘，加入了青云学子计划。
赵大恒老师讲过这个项目的培养目标：
孩子要和集体融合，善于与人合作，成为社会人；
要能包容接纳不同的意见，善取其中最佳和最优，并在这个基础上勇于创新；
要有爱国情怀，有国际视野；
既能脚踏实地做事，也有远大的抱负与情怀。
而青云班的课程体系与传统公立学校不同，分四个学科群来教学：自然学科群、语言与文史哲学科群、身心健康学科群、艺术与生态学科群。其中体育是最基础的学科。
每周有一个完整的下午，体育老师张艳杰会带着孩子们离开学校，到自然里去。他们见过一年四季的奥森，去过春天刚刚冒出花苞的地坛公园，柳条儿抽出嫩芽的后海，在朝阳公园散过步，在国子监端着画板画过画，还坐着火车去爬了泰山。
青云班的老师们有一个共识：见识高于知识。他们认为教育不在于让孩子掌握多少知识点，而是让他们看见世界。
于是孩子们被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老师们带他们去博物馆看展；刘正奎有中科院的背景，请过十多位院士到青云班，包括中国第一个到南极考察的院士。张艳杰会在课上放一些短片，告诉大家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这样的学校是如何建校的。他还会在课上用英文和他们聊天，告诉他们什么是托福、SAT考试。
跟踪了这个项目十年的老师成吉思说，“我们的孩子，比其他农村孩子见识大多了。这是我们的初衷，他们成绩可以不好，但见识不可以不多。”
但离别来得如此之快。
2012年，第一届青云班小学毕业了。他们面临了小升初的问题。
打工子弟的孩子在当时，没有北京户口是不能报考北京的高中，只能读职校的。基于长远考虑，一部分孩子被家长送回了原籍——出身第一次开始主导学生们的人生走向。
而当中两个是北京户口的孩子，也离开了这个项目，一个在本科时就去了美国，另一个考入北京八中，并最终考上了北大。
剩下的孩子怎么办？最终，校长刘正奎联系到了一所学校——东北师大附中朝阳分校，孩子被分入该校的不同班级，度过了三年安稳的初中生活。
但等他们初中毕业，高中入学又成了问题。没有北京户口，要么回原籍读高中，二次留守；要么只能留在北京考职业学校。
青云计划项目方联系了俞敏洪，让孩子们直接去新东方国际学校就读，刘正奎回忆当时的心情：「我们当时想既然国内大学不能考，那就考国际的吧，直接送到国外去吧，瞄准全球的一些大学。」国际学校学费高，一人一年十几万，俞敏洪给他们打了折。这钱还是由项目方来出。
16年的夏天，当年24个孩子中的一部分，在北京重聚了。他们进入了新东方国际学校。
但高中最后一年，变动再次出现。
首先是他们得到通知，中止对美国大学的申请，一起去西澳大学读书。因为，美国大学的学费几乎是澳洲大学学费的两倍。
并且西澳大学的校长当时去了北京，对这班学生们的成绩满意，愿意给全班学生奖学金。为了让全班学生都能出国，项目方认为集体去西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学生们同意去西澳，西澳大学将给他们提供能够抵扣学费的全额奖学金，青云计划给他们提供的贷款足够他们支付房租。但学生们在澳洲的其他生活费需要家庭支付，或是自己打工挣钱。按照估算，这笔钱每年大概在人民币五万元左右。
而这每年五万块的生活费，难倒了一半人——全班有接近十位同学，都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去澳洲。有人回老家上了专科，有的上了技校，有的直接工作，还有人从高一重读，考了一次或两次高考，上了大学。
从世俗层面来说，第一届青云班最终的成绩就是这样了：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顺利地上了北大或出了国，剩下的一部分去了西澳大学，还有几位磕磕绊绊，最终在国内上了本科或专科，极少的人只读到高中或没了下落。
谈及结果，一位十年来一直服务青云班孩子的工作人员叹息道：他们当时是怀着改造孩子们人生的心理，希望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但在漫长的过程里，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曾经被视为贫民版八中少儿班的天才班级，没有完成预期的目标。
而学生中的一员徐博却说，“从外界看，这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投资，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教育案例。但我觉得它是成功的，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一个向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
12年过去，青云班最初的那三年，仍旧是他们心里最纯真的回忆，也是他们勇于闯荡人生的丰厚的财富。
正如一位退学孩子的妈妈曾在相关报道中留言：十多年后，她回想起来，泪流满面，唯一想表达的，是感谢。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人物——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由阿布笛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