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英语在中小学主课地位：取消还是维持，需要理性思考！
最近有关“取消英语在中小学主课地位”的问题在媒体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欢呼赞誉者有之，批评诋毁者有之，折中之说亦有之。各种看法各有其说，仁智互见。真可谓，革命有种种，各自俱不同。英语界自然不甘落后，俨然以“铁肩担道义”的气概轰轰烈烈地投入这场讨论中。有知名学术期刊编辑部就组织了一批英语学界知名专家，“为了使社会各界对中国目前的外语教育现状、地位和作用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拨云见日，指点迷津。我们应该为该刊编辑的责任担当点赞。由于是“我国外语界公认的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之一”，该刊上发表的观点应该说将会对这场讨论起到重大的导向作用。
拜读该刊发表的观点前，内心有股强烈的期盼，总觉得能够对“取消还是维持英语在中小学主课地位”问题有一个系统、符合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客观公正科学的结论。然而数次精读、几度分析之后，似乎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反倒平添几分困惑和不安。本来只想看看热闹作罢。然而，思来想去，总感觉要说点什么。于是斗胆陈述以下拙见。是否有当，尚希不吝赐教。
取消还是维持英语在中小学主课地位需要理性思考。近几年高等英语专业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学生思辨能力培养问题，事情发端可追溯到20多年前有学者撰文提出“英语专业人才缺乏思辨能力”的问题。尽管现实中说的比做的多，但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思辨能力包括情感态度和认知两个维度。思辨就是要试图澄清或解决问题。为了提高其有效性，要确保概念的准确，提高推理的逻辑性。如果通过思辨能解决问题，那么以此来审视一下本次论坛提出的观点“不应以任何方式削弱英语教育的地位和价值”的观点是否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否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许进提出的观点是“取消英语在中小学的主课地位”。暂且不谈其观点是否正确，但肯定的是人家简洁明了地表达了观点。至于如何论证，没有看到其详尽的论证过程和证据，凭一般的常识，既然能提交到全国政协会议上讨论，相信一定是按照政协议事规则做了一点调研准备工作的。至于其论证的过程和证据是否令人信服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观点和论证是两个概念。正确的观点其论证过程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不能以其论证的不科学就否认观点的正确性。反之亦然，错误的观点其论证过程也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也不能因为其论证过程是正确的来判定观点就是正确的。按照常理，要驳倒对方，必须要确保概念的准确性，提出更充分、更有力的相关证据、更严密的推导过程。那么本次论辩是否达到以上几点标准呢？
第一，明确界定概念。
从概念的准确性来讲，许委员讨论的是中小学英语的主课地位，而非英语的重要性问题，也并未说要取消中小学英语教育。换句话说，许委员观点的前提应该是：英语课还是要有的，只是要缩减课程量，也就是英语课时和其它课程课时的关系或课时比例的合理性（此处不谈其论证过程）。这里要说的是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因此要驳倒对方观点，作为反方必须要紧扣中小学英语和其它课程课时比例的合理性展开讨论，论证时不能偷换概念，断章取义，这是基本常识。有趣的是，细读论坛上发表的五篇短文，却都把辩论的重点放在英语对学生、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英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除此之外，四篇短文都试图以类比的方法证明其保持英语主课地位的观点。具体而言，他们以英语和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乐等是同样性质的课程来驳斥许的观点。从学科性质来讲，英语和其它课程是一样的吗？中小学英语带有学科性吗？数学和英语课程性质一样吗？算术和数学一样吗？设想一下，一个在中小学不学习基础数学的学生能否直接学习高等数学，进而学习会计、经济学、物理、化学、计算机、测绘、土木工程、人工智能吗？数理统计不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了吗？如果真有那么重要，近期国家实施的“强基计划”为何列入数学而没有英语？其实，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即它们的数学特性（数和形），运用数学推理思考才是可靠。马克思也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
第二，论证过程。
先假定许委员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再能证明其论证过程是错误的，那么就能完全驳倒他。翻看五篇驳斥许委员观点的短文就会发现，四篇只是提出了一些论据，且很多并非必要充分论据，缺乏论证过程。只有一篇有点论证的味道。但是论证的逻辑严密吗？似乎有待商榷。该文首先对许委员提出的论据（“英语只对不到10%的大学毕业生有用...翻译将是今后人工智能时代被淘汰的10大行业”）来源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乍看起来是有点说服力。但进一步想，这样的质疑公正合理吗？许委员是接受记者时这么说的，你全面详细了解其提案了吗？看到其是如何论证的吗？看到其是否说明这个论据是如何得出的吗？如果没有，能否质疑？其次，前文说过，要驳倒对方的观点，作为反方要进行更有力的推理。那么问题就来了。按照思辨的标准和方法，你能否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证明许委员的数据是虚假或不客观的吗？有文提出，“不学外语除了阻碍中外交流外，还可能会加剧国内的教育不公平。很显然，边远山区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远不如城里孩子。家长不大可能支付额外费用让孩子课外学习外语，而城里孩子的家长大部分会送孩子进辅导班，业余学习外语，一旦取消英语主课地位反而会加大城乡差别。...将英语由必修课降为选修课目，意味着国家降低对英语教学的投入，意味着一部分孩子被边缘化，英语成为社会分层提前开启的一把刀...将直接并加快促成阶层固化，封闭了中下层可以逆袭的另一条重要通道...”。请问，讨论的主题是取消英语还是其主课地位？许委员没有不让学生学习外语啊！再者，许委员还提出“在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等外语课程不再设为与语文和数学同等的主课；不再将英语（或外语）设为高考必考的科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3月4日）。完整理解许委员的提案，怎么就加剧教育不公平，加大城乡差距呢？正常的逻辑是，如果一门课是主课，而且是高考必考科目，家长是舍得在这门课上投资。难道不是吗？再者，从逻辑上讲，将英语降为选修课必然意味着国家降低投入吗？如果将英语降为选修课会导致“社会分层”，促成“阶层固化”（且不说这一说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的划分标准），那么也就意味着英语，即使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至少是提高（或维持社会公平）社会地位阶层一个充分条件？近几年国家扶贫的对象至少是由于不会英语导致贫穷的？现在脱贫了至少是学了英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第三，证据的客观性和合法性。
强调英语在我国发展过程中所做的重要贡献以及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之重要性不应受到质疑。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是否应该有一个公正客观的判断？有文提出，“哪个领域都离不开英语...英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不能完全否定这一看法，但是我想问，真的哪个领域都离不开英语吗？我国的古籍文献整理和考古取得的进步是在从业者学习英语后才取得的？难道中医是医学院学生在学好英语的前提下才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国家在和非英语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的合作领域必须要用英语进行交流？既然哪个领域都离不开英语，国家已经在一些知名大学试点实施“一精多会”外语教学的深层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学开设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在大学开设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法语、德语等专业呢？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比，何时更重要？也有文提出，“如果许的建议真的被接纳，不要求全国学生学习外语，后果将不堪设想”（其实许委员也没有说要取消英语，取消的是其主课地位）。我想问，不堪设想的后果到底是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不也在完全被封锁的情况下研制成原子弹了吗？也许有人会问，研制原子弹的钱学森、邓稼先、程开甲、彭桓武不都是留学美国英国的吗？那么我想问，为什么只提钱学森、邓稼先、程开甲、彭桓武而不提钱三强、王淦昌、林俊德、黄旭华、孙家栋呢？我国全民学外语这么多年了，怎么面对卡脖子的技术不用英语去和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政府交流感情满足自己的需求呢？有文提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想方设法孤立中国...让中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不再将英语设为高考必考科目，不是自信，而是自闭，不是示强，而是示弱”。试问，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开放或闭关锁国的重要标准是否是其允许国民学习外语？我想问，现在的中国是西方能完全孤立的吗？我们不是已经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了吗？不是已经在领头建立并推进CAFTA、RCEP了吗？不是已经加入金砖国家组织、上合组织了吗？不是已经有能力对一些损害我利益的国家，甚至是美国实施制裁了吗？况且，再过五年十年的情况会怎么样真还不好说呢。那么请问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入学申请都必考外语吗？如果没有，是不自信、自闭、示弱吗？朝鲜战争麦克阿瑟是因为其讲英语向中国示强吗？还有文提出，“国家外语能力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关乎国家的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多个领域的安全”。我想问，真是这样吗？怎么能证明？世界最强的美国是靠其国家外语能力确保其安全的吗？国家的强弱安全、话语权是一个语言问题还是国家实力、文化、价值观认同的问题？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按照我国的发展趋势，再过五十年，英语和汉语在世界的地位还会像现在一样吗？有文提出，“英语...也是人与人交流和学习的工具。...外语能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中文文字特点，更深入地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妙之处...”。我想问，现在，亦或是未来，每个中国人都要用英语来交流学习吗？这样的话意味着就不需要翻译了？又有多少人有机会和英语母语者交流呢？谁敢说现在中国人的汉语水平比前人高？谁敢说学了英语的中国人就更深入地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妙之处？那么当下中国为何又提倡在没有外语的环境下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有文提出，“许进代表的提案将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设置的外语科目定性为功用性工具类课程不符合英语课程标准提出的‘育人目标’”，并搬出《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并以此为依据宣称，如果按照许委员的提案，那么就达不到“...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暂不说这些所谓的标准是否科学，想象一下，假设许委员是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的议案被教育行政部门采纳，中小学是否要遵照执行？以上提出的两个标准是否要依照修改？类比一下，近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已经国家主席签署予以公布。那么，香港是否要执行？所有的文章都提出这样一个论据：“智能机器翻译永远无法替代人类语际交流（具体措辞参见原文）...不学外语的人，或者是外语没学好的人，能够设计出这个人工智能翻译机器来吗？何况目前的人工智能还不能准确翻译”。当然我也深信其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替代语际交流。然而我想问的是：只要让我们的想象力稍微向前延伸数年，比如50年前，多少人谈论机器翻译？30年前，机器翻译的质量怎么样？20年前呢？10年前呢？5年前呢？从事英语专业教学及研究以及相关工作人中间，是否已经有人悄悄地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了“知云文献翻译”软件？想象一下5年、10年、20年、50年后（当然50年后的情况与我们参加这场讨论的人已经没有关系了）的情况呢？人工智能翻译机器主要是靠外语水平高的人制造出来的吗？即便是，人人都要并且能够达到制造人工智能翻译机器所要求的外语水平吗？
如果以上分析有点理性，是否还能一锤子把许委员打死呢？两会虽已结束，争论仍需进行。本人在此只列举分析了“不应以任何方式削弱英语教育的地位和价值“观点的发起者和捍卫者的论证推理过程，暂时还不能给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妙药。但是仅从某编辑部组织的这场论辩来说，似乎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此事关乎每个学子的成长，因此对这场讨论还不能武断地画上一个句号。是否可以抛去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找出另一出路？是否还有第三条、第四条路可走？我在想，如果我们试着采取“多方会诊”的方式，系统地、理性地从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入手，抛弃一切杂念，说不准还真能看到希望？对此，我非常期待，也充满信心。为尽职责，将另行撰文尝试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恭请各方批评指正。
作者 |魏耀章 同济大学英语系
编辑 | 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