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深圳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预算超过200亿元，投入规模仅次于北京、上海。”近日，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局长陈秋明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透露。
“砸钱”的背后，是飞速奔跑的深圳特区对人才的渴望。
“一流的城市需要一流的大学，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发展能与城市发展紧紧结合起来，同频共振。”陈秋明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筹办第一所大学“深圳大学”时，就是因为特区发展等不及了。那时，深圳的“最高学府”是两所中专，一所卫校，一所师范。改革开放的大门一开，“来料加工”等外向型经济让这个边陲小镇迅速接入世界贸易，亟待人才搞活经济。
其时，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罗征启奉调南下，筹办深圳大学，出任该校党委副书记兼第一副校长，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曾指着地图上的一小块对他说，“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
深圳大学俯瞰图。深圳大学官网
1983年，深圳大学获批成立，当年创办，当年招生。深圳高等教育由此开端。38年后的今天，深圳已经拥有15所高校，全日制在校学生11.32万人，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跑出“深圳速度”。
但深圳仍不满足。
“‘十四五’期间，我们还会新建高校，合理稳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未来，深圳的高校会在20所左右。”陈秋明表示。
深圳大学想建到香港去，港中文等已在深圳落户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深圳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清泉的一个建议引发广泛关注——深大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筹划在香港设立校区。
在李清泉看来，深大在香港设立校区是双赢的。一旦落实，将有力推动深港高等教育双向的交流和互动，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深圳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清泉。深圳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
不止是深大。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的蓝图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深圳高等教育的时代新命题。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前院长、深圳大学教授叶文梓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有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之后，深圳的高等教育更要转变思维方式，从城市高等教育转向区域高等教育。”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鼓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事实上，在合作办学上，深圳早已先行先试。2014年3月，教育部同意正式设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专业设置上将优先考虑内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专业，首批设置市场营销、国际商务和经济学等三个本科专业，后续逐年增设。
去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院士曾公开表示，该校的筹办从2008年就开始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学校现在已经有300多位全世界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招生方面，该校连续5年成为广东省内院校中录取分数最高的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内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官网图
在叶文梓看来，2010年以来，深圳高等教育进入超常规发展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引进国内外高端名校。
2010年以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中山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6所高校先后获教育部批准设立。
再往前倒推10年，正是深圳大学城筹建之时。这座大学城的与众不同在于，只招研究生。
深圳大学城自2000年8月开始创建，是全国唯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深圳地方政府联合著名大学共同举办、以培养全日制研究生为主的研究生院群。目前深圳大学城拥有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3院（校）分别是3校本部外唯一的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机构。
叶文梓认为，深圳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引进的同时进行本土创新。“比如深圳大学城的方案编制，我全程参与过。当时要引进北京大学，不是把北京大学搬到深圳来，而是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作为北京大学改革创新的一块试验田。”
据深圳市教育局介绍，如今，深圳大学城全日制研究生已达1.01万人，成为深圳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和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平台。
高教改革先行者，打破“一考定终身”
作为南方科技大学第三任中科院院士校长，薛其坤于去年11月上任。
近日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采访时，薛其坤给自己立下目标：“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需要，建设一所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培养世界一流人才。这是我担负的重任，是我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他表示，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涌现很多优秀高校，南科大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平台，人才培养的载体也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南方科技大学官网
在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南科大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降生于深圳，“身份”却是全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先锋。有人说，南科大之中国高等教育，正如深圳之于中国经济，要在改革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南方科技大学的招生工作，比很多高校启动地早。每年的12月初到次年的4月底，南科大都忙着全国“抢人”。南科大采取的是“631”招生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的自主能力测试占30%，高中学考等占10%。
“631”录取模式是南科大首创，这在全国首次打破了高考的“一考定终身”。
2012年，南科大首次按“631”模式招生，共有188名同学入校，及至2019年，南科大本科在校生已超过4000人。“631”模式也被国内多所高校“复制”，2019年，广东省内已有11所高校试点“631”模式。
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官网图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回答“钱学森之问”、“办成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是2009年朱清时院士受聘南科大（筹）创校校长后，反复宣讲的南科大使命。
深圳市教育局原副局长、巡视员、原南方科技大学筹备办主任梁北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在朱清时到任之前，他曾担任了2年5个月的南科大筹备办主任，负责全面工作。
梁北汉回忆，在南科大筹备期间，他带领筹备办的同志们撰写了《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办学方案（论证报告）》，这是指导南科大建设的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办学方案，对南科大的最终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梁北汉介绍，筹备期间，筹备办提出了“打特区牌，举改革旗”的筹备思路，并得到了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举全市之力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当时市政府系统几乎所有部门都按职责分工承担了南科大筹办的一些具体工作。
2010年时，南科大开始了首届招生，2011年3月1日，45名学生入学，组成教改实验班。这是南科大自主招收的首批学生，他们均未参加高考。
梁北汉介绍，当时教育部已明确支持深圳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并将之列为“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校方则希望教学工作尽快开始，最终促成了首届教改班的招生。
“教育部把南科大列为综合改革试验校，实际上就是用特殊的方式来批准支持创办南科大。”梁北汉表示。
在梁北汉看来，首届教改实验班的招生，促成了其后“631”模式的形成。
“南科大选材不拘泥于高考分数，而是更看重学生本身的潜力与特质”。南科大化学系副系主任谭斌说。他每年都走进中学给同学们介绍南科大，积极参加招生面试，“以前我在江西招生，把我学生的去向列出来，家长就放心了。我们从本科生就开始做基础实验，条件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的本科生出去跟研究生差不多，跟别人PK，一看就是有货的。”
产学研融合，教授和学生一起开公司
朱清时把首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叫做英雄。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敢接受自授学位的文凭，以后他们出去闯荡，接受社会检验……他们成功了，我们自授学位就成功了。”
2012年4月，教育部正式同意建立南科大，所以2011年入校的首届教改班学生，并没有教育部颁发的毕业证。
正在深圳创业的张至就是首届教改班的毕业生。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现在他能找到的只有一张幼儿园毕业证。他从小学开始就一路跳级，15岁时，他从高中少年班提前入读南科大。
张至觉得，在南科大最难得的经历，就是在书院里和“大咖”们日常相处、随时交流的环境。“这里能接触到每个行业顶尖的人，随意聊聊天，就能听到他对一个行业的见解，这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你会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干什么。”
“书院制”是南科大改革的一大亮点。筹建南科大的“元老”、现南科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UNESCO-ICHEI）常务副主任韩蔚是南科大早期书院建设的牵头人之一，她介绍，“导师体系”和“通识教育”是书院最核心的两个标志。学校为学生配备了书院导师和专业导师。此外，学生入校后，前两年不分专业，进行宽口径的专业通识教育，其后才是根据个人志趣选择专业的弹性“2+2”专业选择模式。根据多年的实践，现在调整为“2+2”或者“1+3”选择模式并行。
张至在大三时选择了化学专业，后来又将研究方向聚焦于新材料，他与自己选择的导师孙大陟志趣相投。“我们都想把实验室的技术给它走出去，做一些真正能应用的东西”，张至说。毕业后，张至和孙大陟共同创立发起成立了深圳南科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科新材”），致力于新材料技术开发、转化与产业化运作。
张至正在研发产品。南方科技大学官微
去年年初疫情期间，张至在新闻中看到医护人员的护目镜起雾很厉害，他立刻联想到自己和导师孙大陟一起研发的一款防雾材料，这款材料本打算应用在汽车玻璃上，他想能不能先在护目镜上用起来，支援抗疫一线。
张至与孙大陟商量后，两人一拍即合。春节期间，两人提前返回实验室投入研发，三天时间即完成了配方升级——他们将材料溶剂换成了75%酒精，使得材料在防雾的同时也能杀灭病毒。
去年2月26日，张至和孙大陟团队自主研发的60万片防雾湿巾和2万瓶防雾喷剂驰援武汉一线医院。张至介绍，目前，这款材料已由南科新材大规模生产，“现在市面上能够见到的防雾湿巾，几乎都是用我们的材料。”
南科新材成立于2016年。张至回忆，那时南科大校办企业还在发展初期。而现在，南科大师生创办公司已近50家，学校的产学研和技术转移体系，支持教授每周有一天从事成果转化工作，明确教职工可以获得以职务发明成果及技术作价入股企业进行转化收益的比例。
对张至来说，创业的种子在读书时已悄然埋下，深根发芽。2020的“双创周”上，张至作为唯一的大学生创业者和科技创业者代表，与李克强总理连线交流。
从实验室走到市场，张至也曾经历了两三年的迷茫，但他坚信自主创新的力量，“对于我们这些技术导向型企业，希望社会和市场能给我们一些试错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出现一些真正属于我们国产自主的、颠覆性的创造。”张至说。
人事改革“去编化”，教授科研“PI制”
南科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孙大陟开玩笑说，“我的学生带着我创业”。张至是孙大陟带的第一届学生。
孙大陟是2012年加入南科大的，当时他正在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功能纳米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那时南科大的口号是建立新型研究型大学，制度先进，跟国际接轨，而且深圳、乃至整个粤港澳的产业基础又很好，我就选择回来。”孙大陟说。
来南科大的挑战之一在于没有“编制”。南科大采用非升即走的Tenure Track制度，6年晋升不了就要离开。孙大陟也有其它有编制的机会，但他还是想来南科大“拼一把”。
同样做此选择的还有谭斌，2012年决定来南科大时，另一所高校给他的待遇是终身制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有房子，但谭斌认为南科大全新的理念也许可以实现更好的发展，也能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8年，谭斌团队以第一通讯单位发表了南科大第一篇Science文章，解决了近60年来合成化学家们一直挑战的科学难题，即怎样实现Ugi四组分反应立体化学的有效控制，里面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是在南科大完成，谭斌也成为南科大自主培养的第一个“杰青”。
谭斌在实验室。南科大官微
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上，深大起步更早。2012年，深大成为国内第一批试水人事制度改革的高校，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对教职员工进行分类管理，实施预聘—长聘制度，打破编制“铁饭碗”。
在陈秋明看来，深圳高校发展快、有活力，核心原因之一就是“去编化”的人事改革。“传统的编制化人事管理，滋生了‘占着岗位不干活’、‘大锅饭’、资源分配效率低下等弊端。去了编之后，根据合约来，到期不合适，该走人就走人。”
陈秋明介绍，深圳高校的“去编化”改革已经比较彻底，目前只有三所老学校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此外，其它新建高校的教职员工全部没有编制。“新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都没有编制，这彻底打破了我们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的枷锁，对激发高校改革发展活力意义重大。”
在陈秋明看来，与传统意义上的“编制”相比，年轻教授会更看重事业发展的平台。“‘去编化’意味着有本事的人就有舞台，就有发展空间，这对于想干事、想创业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更有吸引力。”陈秋明说。
对孙大陟来说，吸引他来南科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PI制”（独立课题组负责人制），就算是初出茅庐的博士后，只要应聘进入学校教学科研序列，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启动经费，可以组建独立课题组，独立申请项目和经费。
“有钱、有实验室、有人，我一来就能做我想做的事。”孙大陟热爱的研究领域是高分子材料和纳米材料，他希望能解决其中的“卡脖子”技术，使其实现国产替代。在他看来，新材料研发只有面向市场才更有动力，更有价值。在美国读书时，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企业提出的。
对于南科新材的发展，孙大陟说今年会是一个转折点。他透露，公司目前已经获得千万融资，正在扩大规模。当初决定来深圳时，孙大陟就考虑到深圳的产业基础好，适合做应用型为主导的研发，现在，这一切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我们跟许多知名的大企业都在合作”。
“去年以来防雾产品销路很好，我们对市场和技术更有信心，希望通过这次尝试，能把产业做精、做大、做出品牌。”孙大陟说。
孙大陟测试公司防雾湿巾效果，左边镜片已擦拭防雾湿巾，右边镜片未擦拭防雾湿巾。南方科技大学官微
探索大学多样性，继续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探路
陈秋明的老家在湖南，1998年，他第一次来到深圳。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市容市貌，它的城市规划、绿化、交通都是比较超前的，整个城市非常漂亮，朝气蓬勃。”陈秋明回忆道。
那年，他27岁，刚刚硕士毕业，一接到深圳的录用通知，就毫不犹豫地推了其他工作机会赶来。
当年，深圳将原本的城市品牌节会“荔枝节”改为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次年，首届高交会在深圳开幕，“中国科技第一展”由此开启。从那年起，深圳开始走出对“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模式的依赖，掀开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崭新一页。
那时起，培养创新型人才开始成为深圳高等教育的核心命题。
陈秋明透露，目前深圳正在筹建“零一学院”，旨在以一种全新的机制解决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们的总体想法是，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纵向链条打通，同时把学校和企业的横向链条融通，整合社会力量来遴选、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陈秋明介绍，该学院与清华大学“钱班”（钱学森力学班）郑泉水院士合作，目前正在筹建中。
“我们要有后发优势，就要在高等教育的内涵特色上做文章，比如紧贴城市功能和产业发展来定位高校和学科建设，实施深圳本土支柱产业+深圳本土高校一流学科+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外合作办学计划，打造一流学科一流大学。”陈秋明表示。
此外，深圳还想在高等教育模式上进一步探索。
“除了传统型高校，我们是不是可以探索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比如探索设立小规模、但小而精的‘都市型大学’，比如社会力量来办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我们也希望深圳能出现盈利性的大学。” 陈秋明说，“总之，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版图上，深圳高等教育的贡献最主要的是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我们愿意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探路。”
任仲夷题词。“深圳大学档案馆”微信公众号
时间回到1983年，深圳大学刚刚出生的那年。这所大学的每一个毛孔都是崭新的。“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实验大学”，这里发生了诸多第一次：率先缴费上学、取消助学金；率先实行学分制；学生开实验银行给老师发工资；毕业不包分配……
深圳大学原校长章必功曾对媒体介绍，深大在80年代的发展目标不是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学术型大学，它是一所应用技术型大学，深圳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
时至今日，深大学子已经书写了一段传奇的特区发展历史，马化腾、史玉柱、李书福……这些名字背后都是独一无二的特区故事。
深圳大学校园。深圳大学官微图
30多年来，深圳大学的综合实力也在不断提升，国际排名每年上升超过100名，被誉为“内地进步最快的高校”。3月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了全球2020年的PCT专利申请情况。在全球教育机构中，深圳大学以252件位居全球第三，中国第一，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这些年，我真正见证了什么是‘沧海桑田’，深大的‘沧海校区’就是填海造陆建的。”谈起深大这些年的变化，陈越如是说。陈越是深大第三届学生，于1985年入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现任深圳大学实验室与国有资产管理部主任。
陈越觉得深大也有没变的地方，深大粤海校区的最早规划至今基本格局没变，还能看出1983年时的雏形。
陈越说，没变的还有深圳南山蛇口的那块广告牌，自上世纪80年代起屹立不倒，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984年10月1日，这句标语曾出现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庆典上，从此响彻全国。
“这一观念是深圳精神的逻辑起点，至今未变。”陈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