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上午，我国著名力学家、教育家，中国近现代空气动力学的先行者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要筹建者之一——陆士嘉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三届“美丽力学”学术研讨会在北航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曹淑敏，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贺美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学物理科学部副主任孟庆国，石家庄铁道大学党委书记杨绍普，成都大学校长王清远，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吴林志，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胡宁，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魏悦广院士，中国空气动力学会理事长唐志共，以及黄克智院士、俞鸿儒院士、金国藩院士、龙驭球院士、乐嘉陵院士、过增元院士、陈难先院士、李家春院士、胡海岩院士、陆夕云院士、李椿萱院士、陈懋章院士、戚发轫院士、王浚院士、向锦武院士等多位学界代表与相关单位领导、嘉宾，会同陆士嘉先生的家属、朋友、学生代表共200余人出席此次活动。活动由北航党委副书记赵罡主持。
为传承陆士嘉先生空天报国的情怀，践行北航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杰出人才的使命担当，北航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了“空天实验班”，为纪念陆士嘉先生并传承先生精神，经陆士嘉先生家人同意，“空天实验班”命名为“陆士嘉班”。陆士嘉先生的弟子、清华大学黄克智院士为“陆士嘉班”命名题字。
“陆士嘉班”沿用原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空天实验班”的选拔和培养模式，从二年级分流至航空学院的学生中进行二次选拔，每届30人，实施动态进出机制。“陆士嘉班”围绕“四强”人才培养目标开展“三全育人”，采用完全学分制和小班化培养模式，注重导师育人和科教协同育人，突出学术思维训练和使命引领。“陆士嘉班”为每位学生配备专属导师团队，通过校内外双导师制，使学生从入班开始即进入实验室开展课题研究，将“研中学”和“学中研”贯穿整个培养过程，引导学生在工程实践中培养科学素养、提升科研兴趣、厚植空天报国情怀。
“陆士嘉班”将以陆士嘉先生为国奉献、开拓创新、淡泊名利、丹心育人的精神以及北航“空天报国、敢为人先”的精神为引领，打造厚植情怀、强化基础、突出实践、科教融通的“四强”人才培养模式，力争成为航空航天和空天力学人才培养典范。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是北航最具有航空航天特色的院系之一，是北航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的牵头学院，前身是飞机系，成立于1952年，首任系主任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屠守锷院士。主要从事大气层内各类航空器的总体设计，培养飞行器设计、力学、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曾成功研制了“北京一号”中程旅客机、“蜜蜂”系列轻型飞机、共轴双旋翼飞机，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拓展阅读
陆士嘉：要做中国的居里夫人
陆士嘉：1911年3月18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1937年考入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物理，并以优异成绩获得洪堡奖学金。1942年，写成优秀论文《圆柱射流遇垂直气流时的上卷》，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先后在北洋大学、水工研究所、清华大学任职。1952年，参与筹建北京航空学院，后任该学院教授。主持建设我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参与创建一整套低速风洞和我国第一个高速风洞。陆士嘉是国内外很有名望的流体力学家，是现代流体力学大师和奠基者之一普朗特的学生。她参与创建了北京航空学院，是我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创办者。她被列为中科院增补学部委员（院士）的候选人，却主动要求将名额让给更多有成就的中青年科学家。在“纪念陆士嘉教授逝世一周年学术报告会”上，钱学森先生曾饱含深情地致辞说：“陆士嘉教授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女科学家。”
1. 中国的居里夫人
陆士嘉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幼年时逢国家内忧外患，寄居在叔叔家中。由于长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精神上常常感到孤独和苦闷。在这种环境下，她自幼养成了坚强的性格、抗争的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12岁时，她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就读初中，由于受进步教师的影响，她读了大量鲁迅的著作，也喜爱读杜甫、白居易、辛弃疾等反战和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诗词；参加了“沪案”的街头宣传募捐和“三一八惨案”时学校组织的游行，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殉难学生范士弼、刘和珍的追悼会。她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也对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非常痛心。初中二年级时，陆士嘉从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居里夫人传》，她为居里夫人所倾倒，这个瘦瘦小小的波兰女人，这个让全世界景仰的女科学家给了她无尽的力量，她感觉自己像是从井里跳出来的青蛙一样眼界大开，又像是给心安上了翅膀似的飞上了蓝天。她感到了科学界是个不分男女只认成就的世界，只要你努力，这个世界就接纳你、承认你。陆士嘉信心大满，她得出个结论：女人要想不被人瞧不起，就得努力，加倍地努力。随后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学理科，当中国的居里夫人”。从此以后，陆士嘉学习更加努力了，兴趣也从杜甫、辛弃疾转到了牛顿、爱因斯坦。她常常借一些还看不太懂的物理书，对着那些长得吓人的公式暗想：总有一天，我看它们要像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么容易。
2. “我就一定要为中华民族争口气”
1929年，陆士嘉考入不收学费的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靠半教学半读书维持生活和学习，直到坚持完成4年学业。大学毕业后，陆士嘉曾先后在河北大名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和北京志成中学教了4年书，但是渴求留学深造以改变祖国科学技术落后面貌的愿望更加强烈。1937年，她克服重重困难，借钱自费赴德留学，开始在德国柏林高工学习，1937年进入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 同年，陆士嘉听闻日军飞机侵华轰炸。当时，闻名世界的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普朗特教授在该校执教。她想到祖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蹂躏，学航空将来能对祖国有贡献，便毅然选择了航空科学，并决心做普朗特教授的研究生。随后拜见普朗特教授，第一次时间晚了没见着，第二次被秘书拒绝，第三次才给她和教授约定了见面时间。普朗特教授从未收过女研究生，也不愿意接受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学生。陆士嘉很不甘心，抱着“外国人看不起中国，我就一定要为中华民族争口气”的信念，向普朗特勇敢地提出考试要求，并表示：“如果我考试成绩不好，我决不乞求。”面对这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倔强和自信的中国姑娘，普朗特同意她参加考试，陆士嘉的考试成绩之好使普朗特深感意外。她以自己坚强的毅力和优异的成绩成为普朗特唯一的女研究生，也是唯一的中国学生，同时也是这位著名教授的关门弟子。
陆士嘉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该校的空气动力研究所对中国留学生有种种苛刻的限制，尤其在实验技术方面对她更是严格保密，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她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她并不沮丧，用严密的理论方法处理了一个复杂的流体力学问题，所得结果竟然与空气动力研究所的实验结果完全吻合。至此，她在1942年初完成了《圆柱射流遇垂直气流时的上卷》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以优异成绩获洪堡奖学金。
3. “我愿意成为探索的一个小卒”
1946年7月，回国之后，陆士嘉曾先后在天津北洋大学航空系、清华大学水工试验研究所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时，她担任北京航空学院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陆士嘉开设了磁流体力学专题讲座，为先进高速飞行器技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她曾提出精辟论断“流体的本质就是涡，因为流体经不住搓，一搓就搓出了涡”已被许多流体力学著作多次引用。此外，她积极从事粘性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和组织工作，亲自开出了“粘性流体力学”课程，带领年轻教师共同写出了中国最早的上述学科分支的讲义或著作，如《高速粘性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高超音速流、附面层理论》等。
1982年，作为空气动力学学会副会长的陆士嘉发起并主持了在福州举行的全国第一届边界层和黏性流体力学会议。两年后，她又亲自参加了在四川峨眉山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在自己生前最后一次参加的这次全国性学术活动上，正式确定该系列会议为分离流和漩涡运动会议，并建议委托卞荫贵和张涵信共同负责此项学术活动。此系列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延续至今，为这一新兴流体力学分支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陆士嘉几十年来研究的问题，常是选自本学科前沿有待开拓的问题。她认为越是空白的，就越应该去研究，否则总会落后于国外。有人劝她不要搞这种不易见效的问题，她却说：“我深知这类问题在短时期是见不到成果的，甚至可能下一代也难见到。但科学研究往往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探索，不然是徒有虚名。我总希望我国有所突破，并不是说我搞什么研究一定要突破，我愿意成为探索的一个小卒，一个铺路石子，为后面的人做点探索工作。”
4. “我讲２小时，至少要用６小时来备课”
1954年，在陆士嘉主持下招收了空气动力学学科最早的研究生。她明确提出，这是为航空航天建设服务的工程性质的专业，教学计划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制定，教学上应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并重，强调教学科研要结合生产实践。
由于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陆士嘉白天忙于开会和工作，只好把备课放在深夜。她曾说：“在教学上我花时间很多，我讲课之前，首先要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基础程度和专业特点，然后确定教法，并尽早备好课。在讲课前，要考虑如何讲才使学生最容易接受，哪些概念应仔细讲，哪些只需提一下，哪些根本可以不提，这些都需要作出细致的安排。我讲2小时，至少要用6小时来备课。” 1958年由北航毕业的、曾在航天战线工作的一位学生说：“陆老师在教学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教好学生日夜操劳，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况及思想状况非常关心，至今大家都在怀念她。她对我们全班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很清楚……我们毕业已20多年了，有机会还总想和她谈心，接受她的教诲。她是我国航空教育界的一代楷模。”
陆士嘉一贯重视国际流体力学的发展，重视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她先后推荐过几十名流体力学工作者出国学习、进修、交流和合作。她要求他们要充分利用国外良好的学习条件多出成果，为国争光，同时专心学习，开阔眼界，掌握国际上最新的发展方向，以便回国后能和其他同志一起更快地进入世界前沿的研究领域，并叮咛他们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时要保持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1982年，陆士嘉不顾年迈多病，接受德国洪堡基金会的邀请访问了德国，访问中从多方面做了许多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友谊的工作，为进一步打开中德学术交流的大门作出了贡献。
5. “决不能因为我而挡住了他们”
按陆士嘉的学历和资历，她当选科学院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是当之无愧的了。1979年，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候选人的条件是有３名学部委员同意推荐，而推荐陆士嘉的有７名学部委员。在第一轮讨论时，她已被通过。拿来表格请她填写，她奇怪地问道：“我并没有申请当学部委员，怎么突然要我填表啊？”人家告诉她，这事不像入党似的需要申请，这是大家觉得某人条件够了，便予以推荐。她却说：“不不，我觉得我做学部委员不合适。第一，我回国以后，主要搞教学工作，研究工作做得不多。第二，我年纪老了，为国家出不了多少力了，应该让年轻人上。”北航的领导多次做她工作，说明她的当选对北航意义重大，她才勉强填了表。第二轮讨论时，她理所当然地又被列为候选人。当人家通知她时，她又犹豫了。想来想去，她决定还是把有限的名额让给年轻人，这回学校说破了嘴皮子她也不同意。后来，她干脆给中国科学院学部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年纪大的同志应该主动为中青年同志创造条件，应该让他们在前面发挥作用，我们这些人不当学部委员也会提意见、出主意。绝不能因为我们而挡住了他们（指中青年人），否则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不利。”并恳求从候选人中删去她的名字。
中国科学院在给她的回信中赞誉了陆士嘉的高尚情操，认为信写得十分感人，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好作风。牵头推荐陆士嘉的严济慈感叹道：“真是可惜啊！别人打破头要我推荐，我都推了。她都当上了还给辞了！真是可惜。”有人埋怨她不该这样做，她坦然地说：“如果让我当学部委员可以提高中国妇女在科技界的地位，那还可以考虑。但毕竟我年纪大了，让中青年女科技工作者上去不是一样吗？”当然，更多的人对她的行为都是很佩服的。他们说：“现在争名誉、争地位的大有人在，而让名让利的可就少多喽！”
6. “我是党员，而且工资高，应该减”
新中国建立以后，陆士嘉一直承担着党和国家给予的大量社会工作。她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委、民盟中央常委、中国航空学会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和名誉理事、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繁重的社会工作和繁多的社会活动占据了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也影响了她在科研上发挥作用。但她能以党和国家的工作为重，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她入党前曾这样说过：“我由中学起受过良师益友的熏陶，有爱国热情，对旧社会不满，但由于热衷追求科学而没有参加革命。解放后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有一批我的老师和同学，他们为了解放人民、拯救祖国，付出了许多精力和血汗，付出了青春和年华，我感到自己过去太自私了，因而毅然跳出过去的圈子，接受了组织给我的工作。我也深深感到有些工作确实需要我这样经历和身份的人去做，容易得到党外人士的信任，我逐渐认识到这就是我在为党为国家做工作，因此我总想尽力做好。”她受到各界人士的尊敬、爱戴和信任，而她从来不把别人对她的信任当作个人的资本。她曾多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各地视察工作。每遇到特殊欢迎和热情接待的场面，她总是极为不安，想方设法不乘专车，不收礼品。她尽力多到基层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并以书面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
虽然她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但她在教研室中一贯仍以一名普通教师严格要求自己。20世纪50年代，她的两个孩子都还很小，她就把一个孩子送城里住校读书，另一个请人照顾，自己常单身住在学校，对孩子的教育只能放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进行。
她有较重的家庭负担，除了赡养母亲和抚养子女外，先后还供养四个亲属子女上学，直至大学毕业。这些她很少对别人讲起，她认为：“自己能多供养一个人，就会给国家减少一份压力。”当从报纸上看到兰考人民生活困难，她立即寄钱去；看到有的地方闹水灾或发生地震，她又以人大代表名义（不署自己的名字）寄去人民币；她关心教研室内经济困难的同志，多次解囊相助。当一位教师家中遭遇不幸时，她便以教研室同事的名义寄去慰问款。她还常年补助一个子女多、经济困难的老工人。1960年后，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党中央号召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减薪，虽然她不在规定范围之内，但她也要求减薪。她说：“我虽然不是党政领导干部，但我是党员，而且工资高，应该减。”当组织不同意时，她坚持每月交20元党费，后又交80元，有两年时间她每月交100元。
7. 陆士嘉与钱学森
陆士嘉的丈夫张维是著名固体力学、结构力学和工程教育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他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3年创办深圳大学，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
张维、陆士嘉、钱学森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就读时曾是同班。后来三人都进了北师大附中，但那时附中是男女分班，仅在选科课时才在同一教室听课。因幼时的同窗，两家人在随后的岁月中成为莫逆之交。20世纪30年代，钱学森、陆士嘉和张维先后到国外留学深造。钱学森在美国起初攻读航空工程，后专攻应用力学、高速空气动力学。陆士嘉在德国攻读空气动力学，张维由土木工程改学固体力学。
从力学领域角度来看，三人是同行。陆士嘉和钱学森不仅是同行，而且二人还有学缘上的特殊关系。钱学森是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得意门生和亲密合作者，而冯·卡门则是被力学界称为“空气动力学之父”的德国卢·普朗特教授的最早的研究生。陆士嘉在德国留学时，是普朗特破例接收的唯一女研究生，也是他指导培养的关门学生之一。
因此，应当说冯·卡门和陆士嘉在学缘上是同门弟子，都是普朗特的学生。所以，后来在钱学森回到祖国后，两家人在时常互访时，张维曾戏言说：“学森兄，你应当称呼士嘉为师姑呢！”1955年秋，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新中国。由于两家人幼时同窗进而同行，见面接触的机会就多了。钱学森在回国后同张维陆士嘉夫妇重续少年友谊。20世纪50年代后期，钱学森夫妇、陆士嘉夫妇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同志。
逢年过节，两家人经常互访，总要畅谈大半天。“事理看破胆气壮。”这是钱学森看望病床上的陆士嘉时用来形容她状态的句子，“尽管她疾病痛苦，但她和我们谈的都是国家和世界大事。”
新闻来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闻网、SJTU空天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