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文卿
编辑 | 裴羿南
俞敏洪快速在本子上画下一个圆。
他很快接到下一步操作指令：在圆的内外随意画一些线条，可以画“任何东西”。
俞敏洪低头盯着自己的圆，迟迟不下笔。15秒后，纸上依然只有一个圆。在接下来的30秒里，手里的笔终于动了，潜意识里的画面出现在纸上。
他画的是一个在路上滚的车轮。他说：这是圆和线组成的轮子，带我去向地平线外的远方。
这非常俞敏洪。
地平线经常出现在他脑海中，它或许代表某种自由意象——经济自由、精神自由，以及人生自由。
但在五岁时，他的人生方向就被规划好了，母亲希望他长大后当个“先生”。
“先生”
俞母口中的“先生”就是农村的教书先生。
“老师很受农村老百姓的尊敬。农忙的时候，老师不用下地干活；当老师从村子走过时，村民都要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俞敏洪理解母亲是不想让自己过一辈子“面朝土地背朝天”的生活，想要自己更体面地活着。
于是俞母从不给他买玩具，只买书——不认字的时候就买连环画，认字后就让他看姐姐的书。随后进入学校，一直念到高中。
高中英语老师向全班同学描绘了一种大家从未见过的“远方”： “我知道你们一个都考不上大学，但我依然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去考大学、都去参加高考。当你们未来拄着锄头在田地间看天上白云穿过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想起来，自己曾经为了改变命运而奋斗过一次，尽管这可能是一次失败的行动。”
这句话打开了俞敏洪对未来坚韧不拔的想象，他的车轮动起来了。
但生活真实得很——当年，全班同学果真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俞敏洪锲而不舍地考了3年，最终考入北大。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成为真正的老师。同一年，中国有了第一个教师节。
十八年后，终成“先生”。
2020年12月初，俞敏洪前往云贵山区多所学校进行乡村教育调研，他问孩子们：“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不等孩子们回答，他自己先说：“因为读书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他自己就是答案。
俞敏洪站在乡村小学的操场上，同孩子们讲起自己办了一所学校叫新东方，“有1400多个教学点，每个教学点就相当于一个学校。”孩子们发出“哇哦”的声音。等这阵惊叹声过去，他继续说——
“但我小时候和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在农村上学。”
他在为村小的孩子们描绘一种可抵达的远方和不设限的人生。但自己却忧伤地认为，村小（以行政村为布局依据和单位的村落小学）本身“没出路了”。
不可逆转
“村小消亡大概还有10-20年吧。”俞敏洪判断，村小未来终会并入乡小与镇小——超大村庄除外，因为它们的建制规模或接近乡镇。
那些在校人数仅有30-50人的村小，既留不住优秀的乡村教师，也不利于教学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教学管理。在俞敏洪走访的云南楚雄州元谋县，约30人规模的村小就有3个，村小之间最远车程需要1个多小时，由于交通不便，有的家长需要载2-3户孩子，一起送去上学。
随着乡村青壮年人口进一步向乡镇和城市流动，这些不足百人规模的“麻雀小学”命运飘摇。“离土潮”之下，是逐渐空心化的乡村和村小。
2001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撤点并校”，撤销大量农村中小学，把学生集中到乡镇级学校，中国农村教育格局由此发生巨变。
2000年到2010年期间，我国农村平均每天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相当于每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村小去留的争议不断，话题持续发酵二十年。
2012年，国家发文要求“制止盲目撤并”；2015年，又进一步提出“慎重稳妥撤并”。这时候的俞敏洪是保留村小的坚决支持者：“我当时认为村小不应该消亡，政府必须不惜一切力量让村小办下去。”
从村小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的发展和存续都依托于国家力量。农村教育面广量大，一直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大头。但近几年的乡村教育实地调研，让俞敏洪看到了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下乡村小学衰败的不可逆转性，他不得不承认，“（人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个趋势了”。
在贵州遵义正安县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仅有的71名学生中，三分之二是留守儿童，三分之一的家庭离异——“他们回家后，爸妈也不在家”，这场景让俞敏洪心痛，“乡村已经不完整了。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画面不再存在，中年人出去打工，慢慢地，整个乡村的社会结构就被消解掉了。”一代人涌向城市，无人回望故土。
他记忆里向母亲讨要连环画看、在母亲规定时间里完成家务、田务再读书的画面，很难在这个时代重现了。
不仅如此。乡村儿童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儿童了。
乡土文化正无可避免地走向凋敝。乡村儿童不了解农村，也未勤于劳动，他们失去了精神上的根，漂浮在乡村时间和空间里，奋力想要去往城市，却翻不过一座又一座的山。
如何理解这乡村的寂静？就像陨石进入大气层时，呼啸着、爆裂着、急速破碎。但在地球的大气层之外，星空依旧不声不响；在地球生活的人们，依然无知无觉。
俞敏洪对此没有惊讶。他听到了这寂静下的巨大声响，便把它描述与释放出来。他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连续多年在两会提案，建议关注并改善乡村教育。
他每年奔走乡村，有据可查的乡村公益最早可追溯到2002年新东方在陕西合阳县同家庄镇捐建的第一所希望小学。当时媒体都称俞敏洪是“中国教育界最富有的人”，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无人不识俞敏洪，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一直在接近乡村教育。
近年他亲自带队调研乡村教育，与校长沟通、跟老师座谈、为孩子演讲。他最先聊起的问题往往无关学校——譬如村子规模与人口、村民流动性、学校数量、交通距离等，甚至还有离婚率。但这些线索无一不指向乡村学校的命运。
“你不在乡村奔走，就不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判断就会失误。”俞敏洪解释说。
俞的老家是江苏江阴，这里走出过徐霞客。俞敏洪钦佩他的自由，钦佩他一旦对某个地方有好奇心，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往哪个地方走，非要亲眼看一看”。俞敏洪多少受到他的影响，对事物抱有眼见为实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在2020年末的调研中，他4天行进2000多公里，跨越云贵两省，探访七所乡村学校；不等天亮就出门，早餐在路上吃，午餐时间也可以省——与老师座谈的时候填两口面包就行。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超过6小时，这是他用来整理实地调研所获的信息、记录当下思考的时间。
临走前，俞敏洪主动加乡村学校校长微信，并再三嘱咐：有什么困难或需要帮助的地方，告诉我。
既然村小的消亡是必然的，他又能做什么呢？
找路
被调研的学校很快把困难梳理了出来：
自来水使用困难，需要打一口井；缺5块LED显示屏；缺体育设备，譬如乒乓球桌、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等；音响设备过于陈旧了；需要培训老师，需要培训老师，需要培训老师——重要的事情，每个学校都提了一遍。
“距离消失的时间还很长。所以新东方对村一级的小学老师、初中老师的培训就成了未来的重点。”俞敏洪说。
乡村学校怕极了刻板空洞的教学培训，他们需要更务实的教学辅导——需要有人手把手教他们拆分知识点，需要有人分享解题技巧，包括一些与学生互动的技巧，对学生心理的把握等。
“你就告诉我动名词到底怎么讲。”乡村教师的需求就是这么直接。这些恰好是新东方擅长的部分。
新东方大规模师资培训自2005年开始，在暑期选派优秀教师为甘肃定西市安定区的英语教师进行培训。次年中考就亮出了效果：英语单科合格率比2005年提高了6.5个百分点，平均成绩提高了9.9分，2006年高考，英语单科及格率上升了9.93个百分点，平均成绩提高了4分。
一切培训效果均以成绩来检验。“成绩对他们依然重要。没有成绩，最后哪有前途？”俞敏洪直言不讳。但他现在想把肖诗坚和康健的理念也植入培训内容。
在2020年的乡村教育考察中，俞敏洪有意探访了两所创新学校，其中一所是贵州正安县田字格小学，定位为“大山里的未来学校”，校长是肖诗坚；另一所是云南楚雄州分众美丽小学，倡导“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校长是康健。
肖诗坚原是某跨国公司中国大区市场总监，毕业自北大社会学系。田字格本是2010年由她一手创办的公益机构，田字格小学才是她真正推行“乡土人本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始于2017年。
调研小组关于这所学校的基本认知来自于在读学生。
6年级的宋坤讲述了学校的基本历史和建筑构成，5年级的陈豪婷把学校的藏书情况以及一所特别的庙宇式建筑——立人堂的作用娓娓道来，“我们会在里面上一些课，比如公共议事课、乡土课、生命课、兴隆大舞台等。公共议事课主要是讨论一些大事，比如校园公约。”
“所有人都参加吗？”俞敏洪问。“是的。”陈豪婷答。在田字格，“师生能否在教学区吃零食”就是一条需要被讨论的校园公约。
学校的读书廊、百草园、开心农场、手工作坊等空间都是由小学生领着俞敏洪一行进行参观和体验。在师生同耕的农场里，孩子们对地里耕种的各类蔬菜表现出熟悉感，这让俞敏洪内心又生出悲哀来——这本是农村孩子们应该知道的生活知识，乡土社会的瓦解将农村儿童的经验优势消磨殆尽。
这也是肖诗坚创办学校的原因，“我们的教育离孩子的生命越来越远，乡村孩子也离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远。”乡村教育如果跟着城市跑，永远也跑不赢。这是不少教育专家的共识。
田字格小学最核心、最具特色的课程是乡土课。课程设计将数学、自然、农耕结合在一起，打破了学科的界限和壁垒。所以你能看到孩子拿尺子丈量土地、记录数据、划分耕种面积，他们甚至会用思维导图来做结课作业。
但如果你看到五六年级学生在写小论文并进行答辩时，上面的场景似乎也没什么可诧异的了。
在这里，老师不用告诉他们“学习有什么用”，因为他们正在用学习所得的能力进行生活。俞敏洪评价肖诗坚的探索“意义重大”，钦佩于她长期远离都市生活，奋不顾身投入村小创新教育的举动。对任何人而言，这都不是个容易的决定。
2019年5月，毕业季前夕。一群六年级的孩子找到肖诗坚，问校长：能不能再多读一年？因为我们学校和其他学校太不一样了，我们不想离开。
肖诗坚内心是巨大的喜悦和感动，一方面更确定“要把这事儿干下去”，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没有退路了”。
但困难不会被感动消融，它还是像座山一样巍然不动——肖诗坚缺老师。没有好老师，创新教育试验和71个孩子都会被困在群山之间。“真正能让孩子发生改变的依然是老师”，这是俞敏洪和新东方上下的共识。
目前田字格小学的专业教师资源不足，主要靠义工和支教人员支撑教学。所以田字格对于支教时长的门槛是三年起，这个要求“很苛刻”，排除了绝大多数的支教人员。分众美丽小学也同样面临着“志愿者学校”的尴尬，这意味着他们很难被快速复制。
俞敏洪最后问了肖诗坚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乡村教育有出路吗？
肖诗坚愣怔了，似乎没深想过这个问题。俞敏洪安静地等了她10秒钟，肖诗坚缓缓地说，“艰难，特别艰难。无论这条路的曙光在哪里，都需要有一些人知道，路就在脚下。”
肖诗坚不确定这是不是出路，但北大钱理群教授的话，被她放在了心上：“你做的这件事，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不是几个人能完成的，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托底
与俞敏洪不一样，肖诗坚家庭优渥，自小在城市长大。当选择教育公益方向走下去时，她和俞敏洪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尝试。
“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她是希望拔高，希望像指路明灯一样为乡村教育提供一种出路。”俞敏洪语速很快，“我是希望托底，我不希望乡村教育衰败成那个样子。”
托底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有的？大约从新东方进入K12市场开始。当时俞敏洪给新东方做了两个设定，“一是为公立学校拾遗补漏，二是为学习跟不上的孩子提供服务。”
一段时间里，俞敏洪常常在内部反思新东方K12做得还不够好。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好坏”评价，“不是说新东方K12做得不大、老师质量不好，也不是没有提升学生成绩。而是说把这件（基础的）事情和中国命运联结起来思考时，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同样在做基础教育，俞敏洪总是那个想要“与众不同”的人，无论是企业的选择还是人生的选择上，他都不想平庸。
于是俞敏洪跟团队讨论，怎么把新东方老师和新东方教学方法送到农村去，而且要呈数量级地扩散，他对田字格也是同样的期望。俞敏洪告诉肖诗坚：
“我很愿意出钱、出人、出力去支持乡村小学课程体系的研究和建设。但前提条件是，只要校长和老师愿意，无需考虑他们的水平，这个课程体系都能被任何一所乡村小学复制。”
俞敏洪将这种课程比喻为“半成品”。早在2016年前往四川乡村学校考察调研时，他就向团队提出用线上授课的形式对西部地区进行教学支持的想法。
“一块改变命运的屏幕”背后的故事，他知道得更早。在大凉山考察时，俞敏洪发现那些听成都七中实验班课程的农村孩子，根本跟不上。所以当2016年新东方第一次进入当地高中时，俞敏洪要求新东方老师对学生进行摸底考试，然后根据实际的学习水平来备课。
“俞老师做公益不是拍脑袋的，他有试点，也很谨慎。首先要确保教授的内容能真正帮到孩子，其次要确保学校的软硬件是支持的。最后俞老师才会把任务交给团队，让我们去实现它。”王学文说。他17年前入职新东方，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助理副总裁、新东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俞敏洪熟知各种教学电子屏的迭代状态，在云南的一所乡村中学，他一眼看出教室里的电子屏“是特别老的一代”。俞敏洪甚至能很快推算出新建一栋教学楼的成本范围，假如某些校长想以建楼之名大敲一笔竹杠，那是不可能的。
俞敏洪说，新东方要做正确的事。
四川那次公益课堂的尝试成为新东方“双师课堂”的前身。次年，“双师课堂”正式启动，通过互联网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至贵州、四川、黑龙江、云南、湖北、河北等省份的24个贫困县高中的近万名高三学生。
由拥有丰富高考授课经验的新东方教师团队为远端的学生讲授高考英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五个科目的课程，帮助学生提升高考成绩，进入更好的大学。新东方做过统计，经过一个学期的帮扶后，2018年参加双师课堂的学校高考成绩平均提升20%。
“我们一起通过双师课堂磨两三年，基本上就能让当地教育质量有个质的提升。”王学文说。
2018年开始，“双师课堂”进入村小，遍及甘肃、新疆、青海、四川、广西等15个省市，84个区县，覆盖345所学校，受益老师达729人次，学生达34542人次。现在，俞敏洪要把“麻雀村小”也纳入进来，“他们肯定非常缺英语老师”，他在触“底”，并希望尽己所能托住它。
2020年12月21日，肖诗坚在北京重遇俞敏洪，两人在新东方内部直播间进行了1小时的对话。肖校长把山区里的未来学校又讲了一遍，有初心、有梦想、还有不甘。
最后，俞敏洪“鼓动”新东方老师去田字格支教两年。为了调动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他提出支教两年的工资不低于在新东方的收入，回来还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同事都评价他是个记性很好的人，承诺有分量，说话会算数。其实俞敏洪不仅是向田字格“送人”，他想让志愿者把田字格和新东方的课程尽快复制到整个正安县，甚至更大的范围中。
校长
早就实现“先生”身份的俞敏洪，后来又很想当高中校长。
原因说来也简单，“高中生是最容易被激发斗志的学生，也最愿意把三年的青春贡献出来，为了高考奋斗。”俞敏洪在2019年4月首次公开提及要去乡村学校做校长。
王学文后来分析：“俞老师想通过亲自帮助一所学校，来看自己的设想是否能实现。把新东方的资源倾斜过去，看看到底能帮助多少孩子，能够把升学率提升多少。”
2019年11月，俞敏洪受聘成为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第一中学名誉校长。
新东方“量身定制”的双师直播课堂，开始为普安一中提供优质的教育内容，对当地教师的专业培训也同时启动。组织骨干教师到新东方总部培训，资助教师出国游学……因为疫情的关系，原本俞敏洪要开的英语课和励志演讲都改为线上进行。
9个月后，普安一中在2020年高考的本科上线率从去年的26%提升至38%，上升12个百分点。各大知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寄往这个县城。当地沸腾了，普安一中的老师也无比激动。一位老师终于理解了大学导师的那句话——你们不是去教学生的，而是帮助他们走得更远。
但俞敏洪还是遗憾，他觉得自己投入太少，否则本科率必能更高些。但他的时间实在不够用。原本还想答应另一所中学做校长，但现在犹豫了。
2020年12月11日，俞敏洪从云贵乡村调研一回京，又马上扎回新东方的管理事务中。“我现在还是个商人。”他异常清醒。
但身边人能明显感觉到他在参与公益事务时的开心。2007年，新东方出资5000万，与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设立“中国大学生五四奖励基金——新东方自强基金”。新东方连续10年，每年为750名西部高校学生提供专项助学金，为910名全国高校学生提供奖学金。
这个钱虽然是以集团名义出，但实际上是俞敏洪自掏腰包。
十年后的2017年，该活动再次启动。新东方再捐5000万，其中2000万又是俞敏洪个人掏的。他依然无所谓的样子，“自己有就分享，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面对无数需要帮助的人，俞敏洪有时候也沮丧心焦，自己做的那点努力，“就像一滴水进入沙漠”，似乎撼动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但你让他什么都不做，他也做不到。
所以即便知道村小的命运，他还是“活在当下”地帮助他们，不遗余力地培养乡村老师，哪怕村小没了，优秀的老师永远会被需要。
他建议镇中心小学能在未来逐渐解决好住宿与交通问题，接纳来自各村的学生。“只要学校的存在是稳定的，生源是稳定的，老师就会相对稳定。那么剩下就是老师水平的提升工作和教育资源的配备工作——这些都不会太难。” 俞敏洪说。
2020年12月10日傍晚6点，夕阳西下，他无意走入云南楚雄州元谋县甘泉完小（有六个年级的完全小学），放学后寂静的教学楼和在空地上玩闹的孩子都笼罩在黄昏的温柔中。孩子们不识俞敏洪，但仍笑闹着跑过来，把他围在了中间。
学生和校长都笑得真实，但这一切又美好地不真实；画面被留在俞敏洪的记忆里，以至于他回忆起来，连学校的名字都觉得是美的。
“如果镇一级的小学弄好了，其实对孩子身心健康有很大好处。”俞敏洪感慨。
回北京一周后。2020年12月18日上午，俞敏洪与高管开会时总结目前自己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农村考察，“说不定我哪天去考察后就不回来了”。
王学文听到这话笑了笑，他没觉得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毫不担心老板转身回到乡野、不问世事。“俞老师通过做公益会发现更多需求，他会需要更多的钱，这会促使他必须把新东方经营好，只有这样才能支持他去做更大的公益事业。”王学文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良性状态。”
俞敏洪的确只是过过嘴瘾，比较切实的愿望是每年能有20天在乡村考察，再多也很难了。
“新东方正在巨大的商业竞争网络里，如果新东方本身没有在商业竞争中胜出的话，后面的事情就免谈了。” 那个商人俞敏洪又出现了，他坦荡荡地说出了公益自由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