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一篇名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央行工作论文广为传播。
这篇论文最受人关注是其中一句话：“（中国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这个论断没有注释，无法得知相关研究的出处。
但其明显的硬伤是：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肯定有很多，那么，“文科生太多”是排在第几的原因呢？
假如有研究表明导致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有100个原因，但这个“文科生太多”原因排名第99且几乎微不足道，那么，这篇央行工作论文提到这个结论，又有何意义呢？
还可以深究下去：如何证明“文科生太多”真的跟“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果关系吗？万一只是相关关系呢？即，无法证实二者是前因后果，只是彼此“凑巧”同时出现而已。
总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看起来经不起推敲。但我想说的是，在现在和未来的时代，对理科和文科还进行“厚此薄彼”的划分，是一种极为落后的教育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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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有很多人觉得，文科的很多知识——如历史、哲学、社会、文学——都是“空中楼阁”，没什么实际用处。
甚至，如果问起“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连文科生自己都回答不上来。
全世界都可以公开鄙视人文学科。
时任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曾经发问：
“拥有更多人类学家是本州的关键利益所在吗？”
很多美国州长都认为，为公立大学提供的国家补贴应该集中用于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减少向人文专业等“用处不大”的学科划拨资金。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每年全世界有高达150万份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发表。然而，其中许多甚至在学术圈中都很快被人遗忘：32%的社会科学和27%的自然科学论文从未被引用过一次——而人文学科的论文更是82%从未被引用。
研究的东西没有人理睬，毕业找到工作困难重重，找到了工资也少，舆论逐渐形成共识：百无一用是文科。
所以，当央行工作论文中说出“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这种结论时，简直是可以“信手拈来”——因为这样的说法太符合普罗大众的表面认知了。
但严谨的研究者可不会这样“信口开河”。美国纪实作家乔治·安德斯统计过，2012年-2016年，四年间美国共创造了10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只有10%左右的岗位是纯技术或者跟技术相关的岗位，剩下的90%中，大部分都跟文科相关。
乔治·安德斯分析该现象的原因是：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理科生的某种技能，往往只能解决某一领域的单一问题，比如设计一块性能更强的芯片。
但是，即使这块芯片设计成功了，如何批量化生产？如何进行商业包装？怎样能成功营销？这些都是复杂问题。
复杂问题都没有单一的答案，你只能在复杂关系中不断的调整，然后找到最合适的方向。而文科思维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更有优势，因为无论历史、哲学，还是人文、社会，都是“复杂性”很强的学科。
举个例子，IBM是一家高科技公司，但它聘请了许多文科领域的人，其中有许多社会学家。
社会学家在IBM能帮助所有人更好和更准确地理解技术本身。包括，他能理解“印度文化”在社会视角下的本质和意义，也可以解读“人工智能”或者“区块链”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从而帮助IBM解决技术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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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是为了解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人文学科则为社会秩序提供了基础，并满足了精神生活的需要。
可以说，艺术为科学带来想象力，哲学为科学带来思辨力。科学的变革，总是离不开观念的变革，这些都是人文带给科学的养分。
科学和人文密不可分，然而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习惯于分文科和理科，把它们分开。
于此，早就有教育家呼吁推动通识教育改革。
文理分科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20世纪初，清政府派人出国考察，效仿法国、德国的教育模式，实行了“文实分科”，这也就是最早的文理分科。
教育学家蔡元培就曾经对“文实分科”提出过反对意见，他不提倡中学分科，但对大学分科倒不反对。
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民国政府在1912年取消了中学分科，实行通识教育。普通高中的文理分科经历了几次反复，在1949年建国前，高中最终取消了文理分科。
事实也证明，真正优秀的人都是“通才”：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是哈佛计算机专业的辍学生，但他同时修习心理学；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小时候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但他也是公认的人文大师。
诺贝尔奖得主埃德尔曼说：
“科学是由可验证真理支撑的想象。当然，它的终极力量在于理解，并且就如我们看到的，它在技术上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科学想象力的大脑源头，与诗、音乐或伦理体系的建立所必需的没有区别。因此，在科学和人文之间的背离是没有必要的。”
因此，央行工作论文中的“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说法，底层逻辑是理科和文科在未来依然应该“割裂和背离”，根本没有“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思想格局。
201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李学勤生前曾经表示，没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就是无源之水，但是，今天的基础学科很不容易招到高质量的学生。
他认为，问题其实是出在高中教育阶段。李学勤明确提出，反对高中分文理科。理由是“高中是一个人逐渐塑造成型的阶段”。这个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让人对人生和科学有一个正确认识。
因此，好的高中，不是说教了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人学会科学思维，锻炼出逻辑系统和思维方法。
李学勤说，文理分科的结果，导致了“一些理科的学生连封信都写不出来；学文科的，缺乏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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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选文科还是理科，以及大学选什么专业，这是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各自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经济承受能力、就业方向等方面进行权衡和决策——并非一篇论文里说“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就能左右人们的决定。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的考试和评价中心发布了《“00后”高考志愿兴趣报告》。
该报告认为，“00后”在报考志愿中，优先考虑的不是未来的就业或者收入前景，而是专业是否符合个人兴趣。
例如，在人文专业的选择当中，薪资待遇几乎是最低的历史学、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学非常受学生欢迎。
而传统来说比较实用、收入稳定的专业，像会计、财务审计、财务管理、保险、资产评估，这些都被归入了最不感兴趣榜单。
在理科里，最热门的专业是心理学。而偏冷门的法医专业，成为了理科当中第二受欢迎的专业。
这份报告指出，经济环境也会对“00后”的选择产生影响。
例如，在上海和浙江这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学生对前沿科学有更高的兴趣，像物理学、生物科学、新材料科学等等。而在广东和江苏，学生偏向于制药、生态、环境工程类的学科。
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比如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学生对公检法专业的兴趣，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所以，特定的地域经济环境会让学生依然青睐文科大类。
放眼未来，文科生和理科生的界线变得非常模糊。
《人工智能》作者李开复曾经说过：
“在人工智能时代，文科生终于熬到了扬眉吐气的时候。”
所谓“智能技术”，它的终极模仿对象是人，所以，它越来越要求机器向人学习。
人是一个综合体，是各种功能、性状、意识等方面融合起来的综合体。要造物，造出真正具有人性化的物，就需要“文科生的能力”。
正如《全新思维》作者丹尼尔·平克说的 “三感三力”：设计感、娱乐感、意义感；叙事力、共情力、交响力——这些都是人文教育才能带来的。
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说过：
“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我的儿子才有机会学习数学和哲学，这样他的孩子，也才有机会学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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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述的是，“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接受央视采访的部分内容，希望人们能反省片面的“理工科思维”的弊端，而要用更前瞻的眼界来看待教育问题。
2014年2月18日，复旦投毒案嫌疑人林森浩一审被判处死刑。宣判前，林森浩接受央视记者董倩的专访，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十分冷静。
他说，对于性格中的“矛盾”，他自己都无法解释。曾有报道称，他是在进行一个实验，没有把受害者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对待。
董倩：你从一个复旦大学学生，到了看守所里，成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在等待着宣判，这10个月你是怎么消化的？
林森浩：一直在看书，然后跟人沟通。
董倩：看什么书，做什么沟通？
林森浩：主要看一些文学经典。
董倩：为什么选择这方面的书？
林森浩：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读那些理工科的（书）太多，这方面的书读得太少。
董倩：你觉得是有欠缺，所以才读吗？
林森浩：对，我觉得我的思维有点太直。
董倩：自己性格中这种巨大的反差，你能解释吗？
林森浩：我真的可能有点跟你解释不了。可能还是跟我做事不计后果这个习惯有关。伤害别人身体的这种行为，好像在我这里不是我的底线。就那段时间来说，本来应该说每个人做事都有一个底线，对吧？不应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