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幼儿园是伟大的发明？-
“幼儿园是伟大的发明”，提出这个命题的是《终身幼儿园》的作者雷斯尼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在书中指出：“幼儿园是过去一千年最伟大的发明。”这个发明的发明者是德国人福禄培尔。1837年，他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幼儿园。创办时他曾为自己的新机构缺乏一个合适的名称而纠结了很长时间。1839年夏季的一天，他与朋友在山间步行，嘴里不停地念叨说：但愿我能为我最幼小的果实想出一个合适的名称。在越过一个山口时，他突然停了下来，眼中闪烁灿烂的光，对着大山和花草高喊：“啊！我想出来了！幼儿园——将是新的教育机构的名称！”1840年6月28日，他正式把自己创办的“发展幼儿本能和自我活动的机构”命名为“幼儿园”。单中惠教授在他的《幼儿园之父福禄培尔》中叙述到这段历史时说，“这天正好是印刷术发明两百周年纪念日。”
创办幼儿园为什么被称为发明？这一千年，人类的创造发明灿若星辰，为何独把幼儿园的创办视为最灿烂呢？
第一，这个幼儿教育机构与别的教育机构不一样，定位于“发展本能和自我活动”。
福禄培尔的幼儿园拥有供孩子游戏和作业的宽敞明亮的房间，这个房间与花园相连，孩子可以在那里进行各种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的自我活动。他还为孩子们设计了各种玩具（恩物）。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奔跑，感受、体验周围的世界，涂鸦和朗颂诗歌，并用自己的小手劳作，拼搭剪贴，亲手创造一个世界。
第二，这个教育机构里的“玩”与家里的玩、游乐场的玩也不一样。
它不是单纯的开心、跳跃，不是仅仅弄个娃娃、小马之类给孩子当玩伴，而是与大自然相连接，营造家庭的氛围，给予合适的挑战，提供孩子自己去发展身心、丰富情感与认知以及创造新世界的环境与材料。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挺寻常？能称得上“发明”，又是“最伟大的”的吗？
是的。道理就在这两个“不一样”上。
第一个“不一样”，教育回归儿童，确保孩子的自主性。要知道在这个发明之前，学校里的孩子是没有自主性的。
1717年，普鲁士王国开始搞全民义务教育，国家拨款、国家办学，教育服从国家意志，学校教育表现出高度的统一，课程也走规定性的路：统一目标、教材、课时和评价标准；统一学龄、考试、奖惩甚至穿戴；学生早上八点进课堂，一堂课40分钟，按铃声上下课，学生上课手背在身后，回答问题先举手。这种高度统一的模式到福禄培尔发明幼儿园时，已经盛行了一百多年。
大家想想，从高度统一的军营式的现代学校到“发展本能和自我活动”的幼儿园，这种颠覆多么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福禄培尔当年就明确指出了“幼儿园”不是“幼儿学校”：“我们称之为‘幼儿园’，与通常称为‘幼儿学校’的类似机构是不同的。幼儿园并不是一所学校，在其中的儿童不是受教育者，而是发展者。”
在福禄培尔看来，“受教育者”是被动的，而“发展者”是主动的。他强调，“人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生物”，因此幼儿园的基本活动是“自我活动”（我们今天倡导“游戏为基本活动”，其实质应该就是以幼儿的自我活动为基本活动），这是人类生长的基本原则。但时至今日，这个原则落地依然艰难。
第二个“不一样”，教育回归生活和游戏，确保孩子的发展性。虽然福禄培尔强调“自我活动”，但绝对不是放羊式的自我活动，而是需要“智慧的照料”。他说：“在我们的花园里，我们的幼儿园里，人是所有正在生长的东西中最崇高的，将根据他们自己的生存法则以及上帝和自然的法则而得到培养。”
福禄贝尔曾被两位美国学者白恩斯、白劳纳的类比深深触动。这两位美国学者说：“在一定时期中，教育是儿童兴趣和能力的自然开展，正如花卉一般，在一定时期内展开并且显露出它的色彩……儿童和花卉没有教师和园丁一样要生长，但是这两者有了照料就生长得更好。正如园丁帮助花卉，使它在开花时把所有的美丽都开放出来；同样，教师帮助儿童实现神所给予他的一切能力。”（引自单中惠、刘传德《外国幼儿教育史》）所以福禄培尔把自己的教育机构称为幼儿园——儿童的花园。儿童就像一棵棵弱小的树苗，幼儿园要为其提供成长的适宜土壤，教师应该是有智慧的细心的园丁，孩子们在“智慧的照料”下成长为一棵棵高耸挺拔的大树。
那么，什么是“适宜的土壤？福禄培尔明确指出：“通过劳动和在劳动中学习，通过生活和从生活中学习要比任何方式的学习更深入和更容易理解。”福禄培尔还明确指出：“对于儿童而言，游戏和作业（手工操作）应该成为万物与儿童一切生命现象相联系的最核心的点……”福禄培尔还特别强调：一个全神贯注地沉醉于游戏中的儿童，正是幼儿期儿童生活最美好的表现。
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生活（劳动）和游戏（作业）是孩子生长最适宜、最肥沃的土壤。
在福禄培尔的幼儿园里，自主性和发展性相互映照：自主性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的彰显，让教育遵循生命成长的自然法则；发展性是自主的结果，让教育在呵护自主、智慧照料中体现出价值。
通过这两个“不一样”的分析，我们是不是觉得福禄培尔的幼儿园的确不寻常了呢？
2-幼儿园揭示了人类创造力之源-
这种不寻常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是穿越时代的。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福禄培尔也许自己也没想到，他发明的幼儿园及其教育方式完全适用于今天和未来的社会——不仅仅适合几岁的孩子，还适合所有人的终身学习。
今天的社会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我们心目中的未来社会其实已经到来。人类科技的迅猛进步让我们步入了信息社会，步入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福禄培尔的时代是机器代替人力的时代，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机器代替人智的时代。人类再依赖于“知道”和“记得”想要去赢得未来已经十分困难了。在拼记忆的考场上，人肯定已经拼不过机器人了。那种说幼儿园整天游戏而不学习将来这些孩子怎么去应对高考的论调，除了没弄明白对游戏与学习的关系外，思维更是依然停留在普鲁士王国的时代。
今天的世界在迅猛改变，明天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那么，今天的教育该怎么办？
百年前陶行知先生就呼吁：解放儿童，激发创造力！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回应这种呼吁。《终身幼儿园》的副标题就是：“将创造力进行到底”。
雷斯尼克教授的工作是研究如何把幼儿园式的教育贯穿到人的一生中。他甚至把自己在麻省理工的媒体实验室命名为“终身幼儿园实验室”。他在书里向我们揭示了福禄培尔式的幼儿园是怎样让孩子获得创造力的。
在幼儿园里，一个典型的画面是这样的：几个孩子围坐在一堆积木前，想要搭一个大城堡。但随着积木越堆越高，没准哪一刻，这城堡就塌了。孩子们刚开始有一点沮丧，但是很快，他们就投入到新一轮的建设中了。就这样，一堆积木，孩子们能玩整整一个下午。
这个场景，和小学生上课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有人可能会说，这区别大了。小学生上课，那是在学习；而幼儿园里搭积木，那是在玩。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上课的学才是真正“系统有效的”、“批量提升的”学，玩中学中是零碎的、低效的学。不过，现在这样理解的人已经在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玩中也可以学习。
到底“玩中学”和“上课学”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雷斯尼克揭示说，上课中的“学”，是一种任务模式。知识的目标、技能的目标等写在老师的教案里，是老师为学生定的。学生的任务只是按老师的要求学好它，教师的任务就是实现预设的目标；
而“玩中学”正好相反，孩子是“自我活动”，目标是孩子自己定的。孩子用积木搭一个想象中的大城堡，是学习者先知道（设想）这个目标，然后自己去找方法、找伙伴、克服困难去实现它。这就是说，玩中学，给了孩子自己定义目标的权利。
雷斯尼克进一步揭示说，玩中学是一个螺旋，是一个从想象开始到新的想象的“创造性学习螺旋”（开放式向上的环）：
想象——如前例，孩子们的行动从他们对一个城堡的想象（目标）开始。
行动——孩子们把想象变成行动，比如用积木搭建一个城堡。
玩乐——不断地在试验当中进行创造，比如不断加高城堡，城堡倒塌后重新搭建，开始讲述故事，不断增加故事的细节等等。
分享——在行动的过程中彼此分享，在分享中激发新的想法。（这时候最忌把孩子拉上岸来“教”，成人的“好心”将破坏这个螺旋）
思考——当城堡倒塌的时候，老师过来鼓励孩子们思考为什么它会倒塌，如何可以搭建可以更稳固的城堡。同时也给他们看摩天大楼的照片，孩子们注意到建筑的底部总是比顶部宽，于是他们决定重建一个底部比顶部宽的城堡。
想象——基于前面的过程，孩子们开始想象新的点子，比如在城堡附近建一个村庄，开始新一轮的行动。
在这个螺旋中，孩子一直是主动的学习者，挑战一直在发生着。心理学家拉尔森认为，主动性（我想象、我喜欢、我期待）和适度的挑战（我思考、我计划、我坚持）可以把人的心智激发到最佳状态。用今天的话来说，孩子们在游戏中处于深度学习的状态。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螺旋。宇宙混沌而广大，人在宇宙间卑微而渺小，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人能控制的。可是今天，“玩”就是从不确定的混沌世界中切出一个小小的区角，区角里的人可以通过行动把想象（目标）变成结果；在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想象，然后通过行动创造出新的结果。这个螺旋，让玩者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这个过程是多么伟大啊。
大家还可以再想象一下，孩子在玩中能发现自己的力量，这有多重要。有力量的人可以有更大胆的想象，那就可以玩更大的螺旋。从一个虚拟的城堡到一个真实的城堡甚至一座城市；从一个游戏小组到一个实验室再到一个千万人的创业团队。人不就是这样把世界一点一点改变的吗？人不就是这样把荒漠改造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家园的吗？
原来，从本质上来讲，相对于浩瀚宇宙，渺小的人类之所以能改造世界，就是一个“玩”字，从“小玩”到“大玩”；而人与人的差别，就是在天赋基础上的玩性（想象、合作、行动、创造）的差别。
玩出来的创造力，是人类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最佳确定性。有洞察力的人们将会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应对未来的最好的教育，可以让人真正愉悦地、高效地学习，从幼儿园到终身将不会再按照领域来划分，而是围绕挑战来组织。
3-好的幼儿园都有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
福禄培尔的伟大发明距今近两百年了。今天，幼儿园已经遍布全世界。那今天的幼儿园都在续写着伟大吗？应该说都在努力续写着伟大。
蒙台梭利、史代纳、马拉古奇、佩里、陈鹤琴、张雪门等等，他们都是幼儿教育的思想者和幼儿园的实践者。当然还有卢梭、裴斯泰洛齐、皮亚杰、杜威、陶行知等等。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汇合成幼儿园教育的精神财富。受惠于又丰富着这种精神财富的幼儿园实践，都在续写着伟大。
“好幼儿园”都有相似性，因为都有着这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
走出国门，我们在考察美国的常青藤幼儿园、德国的森林幼儿园以及日本、新西兰的幼儿园时，都能感受到这种基因的传承。
看国内，说到芭学园，我们就会想到“孩子是脚，教育是鞋”；说到安吉游戏，我们就会想到“放手”、“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孩子”；说到花草园，我们就会想到“成为我自己，我们在一起，用自己的节奏呼吸和思考”。
这些好幼儿园和幼教区域各有千秋，但都有着共同的基因：呵护孩子的自由自主；以游戏和生活为载体，充分重视孩子与生活、与自然、与家庭的联结。花草园还成功探索了儿童与文化的关系，在孩子当下生活的河里渗入人类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养分。这是在丰富着福禄培尔的“智慧照料”。
王振宇教授提出的“游戏课程化”，之所以被越来越多的幼教人推崇并在越来越多的幼儿园践行，也是因为对这条精神脉络的梳理和延展。
幼儿园的伟大基因在传承，幼儿园的伟大延续才可期待。
4-是什么让幼儿园伟大的基因退化？
一个世纪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向国人介绍福禄培尔幼儿园是“儿童的花园”时，尖锐地批评当时中国的幼教机构像“儿童的监狱”，主张“教育应该培养出活泼泼的人”。
今天中国的幼儿园还有“儿童监狱”的情形吗？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至少，导致幼儿园伟大基因退化的情形还不少。
比如，我们对教学目标过于刻意。聚焦，再聚焦。对当下的知识和技能“懂了吗”、“会了吗”、“记住了吗”过于刻意，常常会冲淡我们对孩子发展大目标的应有重视；甚至投入的游戏状态，成人还要把他们拉上岸来“教学”一番。诚如蒋梦麟先生当年批评的“我们把儿童拿到学校里来，只想他得到些知识，忘记了他是一个活活泼泼的孩子。”
《纲要》20年前就把教师定位为支持者、引导者、合作者，但因我们移情别恋而使之定位一直遭冷落；动辄几百、上千人的成人表演、孩子作道具的教学观摩让“教学”面目可憎。
再比如，我们对主题审议过于看重。不是说“课程就在儿童的生活中，就在儿童的行动里，就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引自虞永平：《幼儿园课程在哪里》）吗？但“审议”总是在某个教材的“适宜性”中打转，打的还是一个死结。不是说基于孩子的兴趣和需要吗？但我们欲审议某个主题时，主题还没有展开呢，那审什么呢？其实，审议不是经常性的工作，也不是全体都要参与的工作；而教研，才是。
这种退化还表现在教育内容和活动时空的安排上。我们拿着“完整儿童”的教材，却做着分割儿童的教育。
比如：机械的分科教学。如果我问：这节社会领域的课与孩子今天的生活和游戏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会把很多钟情于上课的人问倒。
比如：一日作息时间安排的碎片化。孩子需要有生活的节奏，但又需要投入游戏专注和持续的时间，否则他们的城堡尚未完成，他们关注的蚂蚁通信兵还没回来呢，就被老师抓去上课了。
比如：场域和材料的指令性分配。孩子想完成昨天的工程行吗？不行，这个地方今天没有轮到你们班，你们班在那个地方。像柔柔（纪录片《零零后》中芭学园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能一个人跑到小树林里发会儿呆，然后哼出一段“我要呼吸新的风景”这样美妙的诗来吗？
这三个“比如”涉及干什么、何时干以及在哪干。这三个“干”都被别人规定好了，谁还是完整的自己呢？
5-会有更多的幼儿园变得伟大吗？
好在退化的趋势正在被扼制。有的老师可能会说，这几个“比如”我们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了呀。对，我们看到了这种趋势。
新中国70年，我们的幼教从学苏联分科教学起步，成人主导教学，以教材为凭、上课为重，一直走到现在。伴随改革开放，上一轮幼教课改刮起主题整合的风，本轮课改开始走向幼儿主导。如果我们对70年中国幼教课程的变革画一个路径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师幼关系中幼儿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得到保障，教师的“支持者”定位开始回归；幼儿游戏和生活的课程价值越来越得到珍视，游戏为基本活动、一日生活皆课程的大课程观开始形成共识；个体差异开始得到关照；在游戏和生活中寻找生长点，课程走创生之路（雷斯尼克螺旋），这样的主张已经不再是停留在论坛上，而是变成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实践。
政府层面，本世纪教育部、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幼教的一系列法规性文件，不断在引导、推进、强化着这个路径。也就是说，幼教课改的不同声音虽然一直不绝于耳，但政府导向和学界主流共识是清晰的。相信实践界在不同声音的比较和思考中也会逐渐明白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中国也有伟大的幼儿园，而且会有更多的幼儿园变得伟大。我们有理由对此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