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田海燕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管理委员会科技创新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科技成果转化
主持人：“落地难”、转化难是我国现如今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大问题，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难题。在您看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田海燕：科技成果转化难确实是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不仅是中国，国外高校成果转化也挺难的。
第一，从成果端来看，目前有一些声音说国内高校成果难，是因为成果的质量不高。我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我认为国内高校有大量的好成果，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确实是有原因的。
从成果存量上来说，我们需要科学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把那些有转化前景的成果筛选出来。美国的高水平大学会在专利申请前进行评估，称为发明评估，除了评估成果本身的技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评估成果的商业价值，只有具备商业价值的成果才允许进入申请专利的通道。在美国，发明专利费是极其昂贵的，如果科技成果不准备应用，那就没必要申请专利，申请专利就是为了在技术转移和应用中保护知识产权。国内还需要逐步建立统一、规范的成果评价机制。
美国大学普遍在专利申请前，由技术转移办公室指派技术经理人或技术许可专员进行发明评估，国内其实可以发展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做这个事。天津市已经培养了两批科技成果评价师，这些评价师有的来自社会化机构，有的是高校院所里原本就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
从成果增量上来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更多更好的成果产出，这就涉及到评价导向的问题。从个人评价来讲，过去的科技工作者比较重视拿大项目或者申报科技奖励，不太重视成果的转化应用，这跟高校职称评价、业绩考核导向相关。但是国家和各省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成果转化激励政策，绩效评价的导向已经在扭转了。像我了解的天津市一些高校，已经把横向项目按一定比例与纵向项目相对应，列入职称评定的考核指标了。
此外，除了个人评价导向，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评价导向也变了。2020年5月，科技部、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文件里提到教育部将技术转移机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纳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和成效评价，作为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
第二，从动力和能力上来说，大家为什么要做成果转化？好的成果出来了，能不能转化出去？我认为现在从宏观层面，国家和各省市密集出台的这一系列新规新政，包括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下放，科研人员能够从科技成果转化中获得收益分配、享受税收优惠等，成果转化的动力问题已经解决。
而成果转化的能力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政策落实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和各省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新政密集出台，政策条款之间关联性极强，让每一位科研人员都能够知晓政策、掌握政策是提升成果转化能力的关键之一。天津市已对全市所有高校、院所的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开展全覆盖式的政策宣讲。
提升成果转化能力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要协调各部门去落实政策。成果转化不仅是科技部门的事，还涉及到多个部门，比如负责绩效工资、创新创业人员流动的人事部门，负责职务科技成果国有资产处置的国资部门，负责收益分配、成本核算的财务部门，以及负责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的税务部门等。如果科技成果采用作价入股形式转化，学校还要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代学校持股，这又涉及到工商注册、变更等等问题。所以说，成果转化工作需要建立一个机制，协调多部门共同参与、达成共识、统一标准，既能各司其职，又能协调配合。
第三，从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上来说，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还需要发展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人员，培养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制定合适的收益分配机制。校内的技术转移人员可以作为“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人员”来参与分配，校外的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如果帮助促成了成果转化，高校也可以建立市场化合作机制，支付一定比例的佣金，列入成果转化成本，扣除这部分成本之后的收益再在校内进行分配，这也是一个利益激励的问题。
除了收益分配以外，高校技术经理人的职称问题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过去从事技术转移的高校老师职称晋升缺少通道。去年，天津市在工程技术系列里增设了技术经纪职称专业，设置从初级到正高的评审标准，并设置相应破格条件，职称评定结果京津冀互认。
总而言之，成果转化面临成果端的存量和增量问题，制度层面的动力问题和落实政策的能力问题，以及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队伍和人员的建设、利益激励、职称晋升等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提升高校成果转化效率。
主持人：在您看来，您认为高校科技成果采用哪种方式转化最为合适？
田海燕：不管是对高校对老师，还是对企业而言，能让大家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方式一定是更合适的。我个人比较推崇技术许可和作价入股两种方式。
如果成果转化取得的对价是现金，那么我比较推崇技术许可。国外高校如斯坦福大学，使用最多技术转移方式就是技术许可，他们的技术转移机构直接就称为技术许可办公室。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AUTM）每年会邀请科研机构（包括大学、学院、医院、研究所、国家实验室和第三方技术投资机构，以大学为主）参与美国许可活动调研，也表明国外成果转化以技术许可为主。
那么对于国内来说，许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第一，它操作起来比较简便，不涉及职务科技成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转移问题，毕竟许可的是成果使用权；它的操作方式比较简单，不像作价入股要注册公司，有工商、税务、管理等各方面的要求。
第二，技术许可有多种形式可以选择，包括独占许可、排他许可和普通许可等。国外用得比较多的方式就是普通许可。国内也有一些成果采取独占许可和排他许可的转化方式，比如说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教授团队研发的无氯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就是以20年独占许可（美国和加拿大除外）授予补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在20年期间该公司可独家使用该技术。排他许可就是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和地域内，被许可方和许可方可以使用该技术，但许可方不能再将技术许可给第三方。
第三，技术许可同样可以形成绑定较深的利益共同体。如果说受让方对这个成果有很强的信心，又有转化的能力，考虑到未来的市场占有率，更愿意使用独占许可和排他许可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也使得高校、老师和企业三方利益结合更为紧密，转化动力更强。此外，技术许可还可以约定门槛费和提成费，先期企业支付一笔许可费用，后期成果持有方还可以根据收益情况获得一定比例的提成费，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利益结合点。
第四，技术许可能够充分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若干规定》里明确了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两种转化方式的净收入如何核算，前期成本只包括鉴定费、维护费或者税费这些直接成本，可用于分配的净收入比较多。经过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后，高校还可以享受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科研人员也可以享受科技成果转化个人所得税减半纳税优惠政策。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技术许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许可的过程中，高校和老师要设计好如何防止侵权，最好形成专利等知识产权加以保护。
如果成果转化取得的对价是股权，那就是技术作价入股形式了，它的优点就是实现技术供需双方更强的利益绑定，能够大大增强投资者信心。教育部规定高校应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代持学校的股份，高校需要把它的股权划转给全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同时为了能够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需要经历工商注册、股权划转到资产管理公司及奖励科研人员、工商变更等一系列流程。南开大学有作价入股的先例，我们在深入研读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南开大学及其他技术转移机构的经验，推出了《高校技术成果作价投资工作指引》明确了各环节需要注意的问题。
主持人：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出台了哪些具体政策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田海燕：天津海河教育园区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园区、国家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核心区、天津市创新发展聚集区。目前入驻包括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所“双一流”高校、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及10所职业院校。园区管委会于4月份进行了法定机构改革，在促进成果转化、创新创业、人才引育等方面均有优惠政策（见下图）。园区智力资源密集，设有“工匠涵养班”，入园企业可以与职业院校合作进行技能人才的定制化培养。“鲁班工坊”就是从海教园诞生并走向世界的，目前全球建有18家“鲁班工坊”，其中9家是海教园院校参与建设的。
主持人：您曾参与研发技术成果评价方法。能简单介绍下评价的内容和指标吗？关于专利价值，有人认为“依赖知识产权本身进行估值是伪科学，因为专利价值只有放到商业载体里面才能被估算出来”。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田海燕：我赞同这个观点。刚才讲到，美国的专利申请前评估的核心支点其实不是技术价值，而是商业价值。我们研发的技术成果评价方法，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估，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市场。技术维度的评价采用了目前国内接受度较广的技术成熟度、创新度和先进度三个指标（来源于青岛市地方标准）。
市场维度的评价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也是评估的核心，包括工艺实现度、市场推广度、市场适用度三个指标。第一，一项技术的集成程度和复杂程度与实现转化的难度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判断一项发明的市场前景首先要考虑技术的工艺实现度。工艺实现度是指一项技术的集成程度和可转化度。这一指标可以从成果的“技术集成度”和“可转化度”两个角度进行评估。第二，一项技术在市场上能否顺利得到推广，与目前市场上已经存在的类似技术的市场占有量息息相关，因此，专利申请前评估需要考虑发明的市场推广度。市场推广度是指一项技术在市场上存在的同类技术竞争情况及市场准入状态。可根据同类技术现有市场状况调查材料以及国家或行业的准入文件，确定技术竞争情况和市场准入情况。第三，技术本身是否成熟、创新和先进，与其市场前景存在相关性，但并不是该技术成功打入市场的充分条件，还需要考虑技术形成产品之后满足市场应用需求的程度，即市场适用度。市场适用度是指一项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广泛度和契合度。这一指标可以从技术成果在行业中的“应用广泛度”和“应用契合度”两个角度进行评估。
主持人：关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有人认为应该鼓励教授创新创业，也有人认为应该分工明确，教授负责研发，高校负责对接，企业负责转化应用。在您看来，政府、高校、企业、教授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其业务边界又在哪里？
田海燕：我觉得分工还是要非常明确的，毕竟术业有专攻，做学术和做企业的思维模式、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当然不排除有人是通才，当教授很成功，做企业和成果转化也很成功，但从总的成功率来说，这种通才其实是很少的。
那要明确政府、高校、企业、教授的角色和业务边界，就需要了解这几方都关注什么？各方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做成果转化的驱动力是什么？以及它互相是什么关系？我有两张图，分别是技术成果转化利益相关方“钻石”结构示意图和技术成果转化核心方“金三角”结构示意图，应该能解释您的问题。
技术成果转化利益相关方“钻石”结构示意图
一般认为，一项技术应用到企业里去能够产生多少收益，是由技术、资金和经营管理这三个要素决定的，这也就是说这三方是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而政府其实是从外部去推动成果转化，通过制定支持政策、财政资金或投资引导基金去助推成果转化。包括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孵化器、加速器等），都是从外部去服务成果转化。
技术成果转化核心方“金三角”结构示意图
主持人：导致高校科技成果难的障碍之一是缺乏专业的技术转移团队。您认为如何构建技术转移服务人才队伍？
田海燕：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等等这些国家都把技术转移人才和资金这两个要素一起作为衡量技术转移投入的核心指标，它们普遍认为专业的技术转移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国内很多专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家都在强调要进行技术转移队伍的建设。但技术转移人才其实跟高校科技成果一样，有一个存量和增量的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做优存量，开展专业的技术经理人梯度培训。《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大纲》（试行）已经部署“基地、大纲、教材、师资”四位一体的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按照初级技术经纪人、中级技术纪经人和高级技术经理人三个等级设置培训课程。天津市也开展了技术转移人才系统培训。此外，做优存量还需要现有的这些技术转移机构和人员在实践中淬炼，不断提升成果转化能力。
其次要做强增量，要吸引那些更加优秀的人才加入技术转移队伍，就需要采取包括技术转移人才参与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畅通职称晋升通道等措施，有了“名”和“利”的激励，自然就有更加优秀的人才愿意加入。据我所知，南开大学已经建立了与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的市场化合作模式，可以根据服务机构促成的技术交易额和贡献程度支付相应佣金。今年4月份，南开大学还开展了首批技术经纪人聘任工作，聘请的技术经纪人既有来自校内的，也有来自校外社会化机构的，这些技术经理人可以优先共享南开大学的科研成果，帮助南开大学转化科技成果，并享受收益分配。
来源：高校科技进展
作者：袁玉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