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以前的文字里说过，赶大营这一历史事件，在明朝时就存在，不过是晚清时，天津杨柳青人把这叫响了，让它现在在历史的深处还有回音。
最早的赶大营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先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叫，王相卿，山西太谷县人，由于他身材高大，臂力过人，故人称“王二疤子”，是清朝晋商中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始人。他最先发现的“大营”是军营，清朝的军营。
历史的背景是这样的：王相卿最早是驻扎在杀虎口一带清军中的一名伙夫，服杂役的，可能还没有军队的正式编制，混口饭吃。他很聪明，见到士兵们很需要一些生活用品，就开始用自己手上不多的银子进购一些生活用品再卖清军。这个过程中，他一定是赚了一些，但不会很多。历史给他的机遇是这样的：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要御驾西征噶尔丹，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是大军由内地通向蒙古大草原的必经之路，清军在这里驻扎的数量不由分说地增多了。他感到自己的商机来了，就脱离兵役，实现自己发财的梦想。
最初的情况是很糟糕的，王相卿的行头十分简单，一条扁担，一头扎捆简单的行李和食品，一头扎捆着要卖给军人的商品，军队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换来的钱也仅够自己糊口。后来的情况变了，噶尔丹被征服，清军出关控制了草原，他就想到与人合伙抱团做生意。这就有了历史上关于他的“桃源三结义”——他找了姓史与姓张的两人，三人结拜成兄弟，联合创业了。
今天的史料说，王、张、史三人不怕风险，不畏艰苦，终于踏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至俄西伯利亚，东达扶桑，南到东南亚的国际商路。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在王、张、史三人的前面是清朝的军队，这三人最初大约都有些“货郞担”的角色，后来，随着草原的太平，他们也有着由行商变坐商的经历，创办了在蒙古大草原上称雄200多年“大盛魁”，才有了他们以山西、河北为枢纽的生意线路。
今天的人们为了纪念和继承王、张、史三人的创业精神，在“大盛魁”的祠堂和财神座前，供奉了四样传家宝：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创始人以肩挑贸易起家；货箱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大木箱；石头是创业时作为秤砣用来称银子的衡器；稀饭是在当年创业最艰苦的时期，在一年的除夕之夜，王、张、史三人，因极度贫苦，没有钱吃年夜饭，只好煮一锅小米粥充饥，以打发年关。这些物件都有力地说明了王、张、史三人最初追随军队或者说是“赶大营”的经历。
天津人的“赶大营”也是一样的，最初是追随西靖陕甘的军队，经历了大致这样一个线路：即由陕西至甘肃平凉、庆阳一带，由此再至宁夏吴忠金积堡再至甘肃河州、青海西宁，然后一路向西直抵甘肃肃州（酒泉）。在这个线路上，以杨柳青为主的天津人见大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行头基本和王相卿的一样，一条扁担挑两头，让自己活下来的同时，也将挑着的商品卖给了清军的士兵，多多少少赚到了一些银子。
和王相卿一样，“赶大营”的天津人中也出了一个发了财的代表——安文忠。安文忠最早是左宗棠军队中召雇的船工，因为清军所到之处各种日用商品都很匮乏，这让他渐渐意识到，如果跟随部队做生意，肯定能赚大钱。于是，他便买了一副筐篓，购置了小件日用品，跟着部队做起了生意。
安文忠的经历当然是和王相卿一样艰苦的——那时，战事激烈，做买卖担着很大的风险，饥寒交迫和病痛都是家常便饭。有时候走二十几个村庄都看不见一个人。据说有次，安文忠和两个同伴担着货物赶路，一路上横七竖八尽是尸体。晚上，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在冷风中随便找了个地方歇脚。渴极了的他们看见不远处有片亮汪汪的地方，以为是水，就都过去喝了几口。最初，累过头的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水”有什么不对劲的，但一觉醒来，天蒙蒙亮时发现，先前喝过的“水”竟然是一洼血！
和王相卿“桃源三结义”的兄弟一样，见环境很艰苦，张、史二人心灰意冷，就返回家乡另谋生计，安文忠挣了些银子，就回家去了，干别的生意了。但他们的经历却无形中在家乡形成了榜样的力量，即张、史二人让家乡人民觉得走西口能赚钱，也都浩浩荡荡地加入了走西口的队伍；安文忠回到老家杨柳青后，也让杨柳青人觉得赶大营能赚钱，也便纷纷加入了赶大营的队伍。
在这里，我们绕道说一件事情，也是赶大营与走西口的不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的走西口的“口”是指长城的关口。西口是相对东口而言的。东口是以河北省张家口往东一带的关口。西口是以杀虎口为代表的关口。出了东口与西口，都是内蒙古地区，不过一个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一个在内蒙古西部地区。
在我国明代，因为军事上的需要，修筑了一条明长城。具体的线路是：从宁夏花马池，经陕北三边、榆林、府谷，到晋西北紧贴黄河的河曲、偏关，穿过雁北地区，衔接河北张家口，最后上了燕山山脉。因此，在张家口以西的长城及其附近设有很多的关口，口里的人要到口外，均需经过这些关口。
与赶大营的人不同的是，走西口的群体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与内蒙古的交界处，那里有地种，即是我们以前说到的“隔离带”，走西口主体人群是奔着塞外的土地去种的，不仅仅是做生意，这就导致了其数量的庞大。赶大营的人在塞外没有土地让他们可以种，只能限于做生意，人口数量因而很有限。
有地可种可以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无地可种这种希望当然就会减少。所以，赶大营在某种程度上说要比走西口艰苦，风险很大。这种大风险的纯生意活儿，让赶大营中没有了女人，成了清一色的男人，而走西口群体中最初没有女人，是因为当时蒙古地区的王爷们怕走西口群体拖家带口，在蒙古地区安了家、成了蒙古人不太好办。后来的情况是，随着走西口群体的大规模增加，这个规矩被破了，而赶大营的群体中始终是没有女人的，女人们身子骨弱，是受不了挑担子的生活的。
今天，人们研究当年赶大营的线路，其实最初，它是一条军事的飘忽不定的线路，真正被固定下来，也伴随着左宗棠大军在肃州的休整以及为收复新疆而进行的备战。历史的年表是这样的：1873年11月，肃州回民军首领马文禄被迫投降，随着肃州克复，陕甘回变告终，但清军大营还驻扎在那里，为收复新疆做准备，直到1876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祭旗，正式出兵。这中间的两年多时间，也让赶大营的人们趟出了一条赶大营的固定线路。
这条路即是由天津出发，过长城东口，然后进入河套地区，再由河套地区进入阿拉善地区，然后到达酒泉地区。这也是丝绸之路的一条线路，在宋朝时，中原与南方的人们去新疆，一般都会选择这条线路。天津人的赶大营让这条线路复活与热闹了起来，阿拉善地区因为自然环境恶劣，有一条有名的丝绸之路——驼道——因骆驼行走拓出形成的道路，和其他丝绸之路支线一样，连接着祖国的边疆与内地，也是历史上靠骆驼物质贸易和军事供给道路。赶大营群体的到来，使这条古老的道路再一次焕发了生机，连接起了沿途的大小市镇、商埠码头，由东及西，拓满了赶大营人的足迹，也成了他们留给后世的一份历史记忆。
前文中所说赚了钱回家去的安文忠，在这时又加入了赶大营的群体——本来，他已经另谋生路了，但却因与人合伙贩粮食，在海上遇到风浪船翻货损，把先前挣到的那些银子赔了个精光。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肩挑小篓来到酒泉，跟着左宗棠大军进疆。在他的身后，杨柳青赶大营的序幕正式拉开。他们将手中的银子购买了茶叶、烟叶、辣椒、糖果及针线、手巾、布袜等随部队出了玉门关，并被清军登记在册，在“进疆后不许探听军情，不许贩卖鸦片，不许聚赌窝娼”等等规定里，成了随军的商人。
后来的情况是，赶大营的路线与左宗棠大军收复新疆的线路一致，他们先是进入新疆的门户哈密，然后由北及南，遍布新疆的各个城镇。接下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回了老家，另一部分人便在当地由行商变坐商，为新疆商贸与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安文忠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他最先与几位老乡在地旷人稀的迪化（乌鲁木齐）搭盖了简易住房，在城里的大十字路东南边摆摊设点，生意渐渐红火以后，又扩建了房屋，成为坐商，一点点地做大了生意。1883年，清廷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后，他从迪化随金顺将军进入伊犁的绥定，在城内设立了门市部，挂出“文丰泰京货店”的牌子，不久又进入惠远（今属霍城县）、宁远（今伊宁），并在宁远设立总店。
这期间，他大约又衣锦还乡了一次，不但在天津结婚，还用白银两千两置办了许多商品，运往新疆销售。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都认为新疆是个能挣到钱，甚至是能挣到大钱的好地方，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赶大营的行列中来了。
现在，人们已经不知道当年到底有多少人去了新疆，但天津赶大营的人却在新疆的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三千货郞满天山。而我们在前段时间写这段历史时，至今，乌鲁木齐老天津人挺多的，但这些人只有在家时才说天津话，原因是在外界说天津话，多少有些不方便。这些人可能不是赶大营的后裔，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也有很多天津人成建制地援疆，比如自治区二建，新疆塑料制品厂等，但都是天津人在新疆的见证，让天津与乌鲁木齐两个相距2000多公里的中国城市有了更近的“血脉亲情”。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安文忠家族现在还有后人在乌鲁木齐——他叫安启琥，还曾经接受过记者采访，讲述过当年天津人赶大营的故事。而在几年前，央视播出《赶大营》记录片后，引起不小轰动，有很多赶大营的不但主动与媒体联络，告诉人们当年的故事，还有记者深入新疆采访，在哈密一个地方发现了当年赶大营的人的一块墓地，他们在路上走就走着就没了，没就地掩埋，连块可以当墓碑的木牌也没有留下。历史不能忘，有谁能不说今天新疆的繁荣与稳定，不曾有过天津赶大营的人作出的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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