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子能有多穷呢！
在这个村子用砖头打死人，不用偿命，没有错，是打死人不用偿命，不是这个村子的人不受法律保护，而是这个村子压根就找不到一块砖头，这就是1977年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村现状（现在的静海区大邱庄镇）。由于大邱庄太穷了，附近没有那个村子的女子愿意嫁过来，不到600户居民，光棍就有200多个。
那么一个村子能有多富裕呢！
这个村子有787户，仅住宅和别墅就有338栋，总建筑36.7万平方米，700多辆汽车（多数为林肯、凯迪拉克、奔驰），人均收入3400美元；不仅如此，全村人水、电、暖、医疗、交通、上学全部免费，村子里还计划着找100多位外国美女，嫁给本村青年，可以说这个村的人，从出生开始的奶粉、纸尿布，到死亡的棺椁、墓地建设，全部不要钱，这就是理想中的乌托邦式的共产社会。这可是30年前的1992年。
这个村子还是大邱庄，1992年大邱庄全年产值40亿，而1992年的西藏GDP只有33.29亿，一个村子的产值超过了一个省，还多出来将近三分之一。
1977年到1992年，仅用了15年，让一个村子产值超过一个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是怎么做到的？
那就先从1974年说起，这一年大邱庄还是很穷，全村有200多为光棍，到处盐碱地，种什么都没有收成，好点家庭，春节过完就要出去要饭，差点的家庭，年前就已经出去讨饭了，大邱庄也是附近闻名的“讨饭村”，而这一年惊蛰刚过没有多久，大邱庄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村选书记。
很多村民都愿意再去讨饭了，就对选村书记有一个要求，就是：“谁能带村里致富，不用年后再去讨饭，我们就选谁做书记”，这时47岁的禹作敏站了出来，并且向村民承诺:“只要三年，就能帮全村脱贫，如果做不到，自动下台。”
当选之后，禹作敏想着自己的承诺，围着村子转了三天三夜，看着村里的7000多亩盐碱地，想着怎么脱贫，要想实现必须引水入田洗盐，没有别的法子，想好之后，禹作敏带着村民利用秋冬季。开完水渠引水入田。原本高低不平的盐碱地，被整一马平川而且水渠也都安排到地头，几年时间盐碱地就有了很大的改善，粮食收入也有很大的改善。
除了种田之外，禹作敏还把能想到的赚钱方法，都用到村民身上，比如安排村里驴子配种，小毛驴再拉到集市上去卖，还改变村里原有制度，原本每年每家都需要上交160斤的苇子，交多出来的就贵村委，村民没有积极性，禹作敏立马改变政策，上交的160斤之外全部归村民个人所得，村民得到了利益，一下子积极性就提起来了。
做这几年书记，禹作敏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弄钱，怎么实现对村民的承诺，整天都在想，几年过去了，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很多村民跟着禹作敏外出赶马车拉货赚钱，三年时间大家确实赚了点钱，但是也仅仅是能够吃上饱饭，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不用再出去讨饭了，但禹作敏还是不甘心，心里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为什么地主、资本家容易富裕，踏踏实实的老百姓总是吃不饱饭。”
1977年村里有个叫刘万民的人，他本来是天津一家炼钢厂的工人，个人能力也比较突出，没有多久就当上了这个厂的设备副科长，不仅有很强的冶炼技术，还有很不错的关系网，在炼钢这个行业有不错的人缘，由于自己在抗战期间当过一段伪军，60年代在全国形势下，他也就返乡务农了，虽然村里称为“刘万能”，但是没有人喜欢他，认为他是叛徒、是汉奸，常常受到冷落。
禹作敏当选村支书之后，刘万民也看到了禹作敏的能力，几年时间村里也都有了改变，生活也都好了一下，也就试探着找禹作敏聊致富的事儿。有意无意地透露冷轧比热轧成本低、利润高等等好处，禹作敏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于是就商量着办一个轧钢厂。
而禹作敏听到他这个建议后，一下子解开禹作敏多年的疑问：资本家富裕靠种地是不行的，必须要搞工业。禹作敏没有别人的偏见，而是十分支持刘万民这个建议，不仅如此，还信任地安排刘万民去天津考察市场行情。刘万民发现了市场的巨大需求外，还找到了一台二手轧钢机，在这时禹作敏下定了决心要搞工业。从这个角度看，禹作敏的思想还是非常靠前，起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找到了正确的致富道路。
搞工业是要钱的，15万，禹作敏看上了钢铁厂退下来的二手轧钢机，可是需要15万才能买下了，大邱庄只能拿出来10万，还差5万元，禹作敏就决定向邻村借钱，可这时候村民就不愿意了，如果轧钢厂赚不到钱，赔钱了怎么办，自己村里的钱赔了不说，还要还临村的，这一提议遭到了众多村民的反对。
虽然这些年禹作敏走南闯北，有了很多见识，可15万的压力对他来说也是很大，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很多见识，他也知道村子想要富裕，不想再过讨饭的日子，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搞经济、赚钱，禹作敏心一横，慷慨地向大家说：“如果办不起来，大伙们富不起来，我每年爬着去给你们每家每户拜年”,这一份坚决和果断，让他取得了村民的同意。
禹作敏把这15万交个刘万民、刘万全两兄弟，到天津把这台二手的轧钢机拉来回来，之后又自己模仿了两台轧钢机，大邱庄也从这一刻开始，迈入共同富裕的步伐。
到1978不仅还了欠邻村的5万元，还赚到17万的纯利润，在这个年代很多人都吃不饱饭，日常家庭吃饭也都是粗粮，1块钱能买到4斤大米，17万对于村民来说完全是个天文数字，17万能吃一辈子大米饭，那些没有参与到轧钢厂的人，一下子就眼红了，越来愈多人愿意听禹作敏的安排，愿意参与到致富中。
有了这些利润，大邱庄的产业就可以滚雪球似的，做大做强，到1982年大邱庄陆续开办了印刷厂、电气厂、高频制管厂，大邱庄的商业帝国逐渐做了起来，禹作敏大胆用人，主动鼓励员工承包各厂，但是普通工人的工资一年1000元，而承包的经理，每提高1000万利润，给10万奖励，承包经理更是拼了命地干。
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
大邱庄的暴富不是偶然的，禹作敏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禹作敏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待其他任何事情，轧钢厂建成后，禹作敏就四处求人，聘请专家，轧钢厂成功之后，大邱庄对专家的渴求更是有增无减。
大邱庄聘请专家、教授没有年龄上限，无论是否退休，无论你80岁还是90岁，只要你愿意来，大邱庄都高价聘请，并且在大邱庄建了一座大楼，命名“人才楼”，除了给专家开工资，还给专家的子女解决上学、工作、安置问题。在科学、技术的问题上，所有人无条件服从专家、教授，包括禹作敏本人。1978年到1992年底，大邱庄共聘请了全国顶尖的化工、农业等方面专家、教授一百多人；
比如在农业方面，大邱庄请来的东北的农业教授，而这个教授带来最适合的优良品种，又调整了玉米、小麦的最佳种植密度，方便机械化种植要求。为了改善大邱庄盐碱地情况，使用了先进钛微肥拌和技术。
在农业上，禹作敏更是大胆的提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制度，将村子里所有人的土地集中起来，让有能力的人承包，最具名气的就是马德良。1982年受法国电视台邀请，马德良、何文丽夫妇前往法国传授土地生产承包经验，还受到了法国总统接见，是我国第一个出国访问的农民。
之后三年，禹作敏又大刀阔斧对土地进行改革，将所有土地分为4个承包组，重金购买大量的机械，提高机械化作业，截至1985年，大邱庄四千多人，只有112人从事农业生产，最少的时候只有8个人参与。甚至到最后，土地承包全部交个外地人，而大邱庄所有人都参与到工业建设中，要不上班、要不参与到第三产业。
在畜牧养殖方面，大邱庄成立村办生物研究所，这也是我国第一个村办生物研究所，著名的养猪专家徐振英教授，李炳坦研究院做顾问，在这一批的专家、教授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科学化、现代化的养殖场，养猪规模扩大了一倍多，1991大邱庄的养猪场，被评为全国7大机械化养殖场。
禹作敏用：“金银有价人才无价”的话，说服了很多打算投资建厂的村民，鼓励他们多学习，为此投资了几百多万，盖了一座全新的4层教学楼，购买30台电脑，要求村民人人到教学楼参加学习，对于学习好的人，奖励也是非常丰厚，甚至规定村民初中不能毕业，就不能进入大邱庄的工厂上班。
后来大邱庄又建立了全国第一所农民大学，鼓励和培养大邱庄农民后代出国留学。甚至要求学习比较优秀的学生，出国学习一定要娶个外国媳妇回来。凡是能带回来外国媳妇的都有丰厚的奖励。
禹作敏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大邱庄一个远近闻名的赤贫村，仅仅十年时间成为全国“首富村”，大邱庄的成功，禹作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禹作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禹作敏是1930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三，世代务农，很多见过他的人，对他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承认他是一个大才，口才和智慧都远超常人，而在搞经济上面，他确实有一套独特的办法，他也说过很多名言：“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受益”、“左了穷，穷了左，越穷越左，越左越穷”。
1987禹作敏被评为“全国最佳农民企业家”；
1988年禹作敏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2月5日，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身份，参加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
1991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
1992被评为《半月谈》“92十大新闻人物”
“霸道”是禹作敏带领大邱庄成功的关键。
1978年建厂后，之后每年的产值和利润都翻番，可是遇到的问题就是原材料供应跟不上，禹作敏就不择手段的获取原材料，甚至拦路截取拉往大厂的原材料，导致大型钢铁厂原料供应受损。
此事被反映到市政府，1981年市政府安排调查组到大邱庄追究争夺原材料问题，禹作敏组织几百村民与调查组对抗，调查组成员问道：“既然你没有抢大厂的原材料，也不用担心我们调查出来问题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禹作敏诡辩道:“我没有做亏心事，但是小鬼总在你门口转悠，怎么办？”煽动村民说：“我们刚刚把日子过好，你们调查组就来找事，这就是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我们挨饿、讨饭的时候，你们都去哪儿了”,有些村民也对这调查组大喊：“我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就来了，这媳妇要是跑了，我们就去找你负责”把简单的商业竞争，升级为“人民战争”，最后调查组也只能不了了之。而用这种方法就成了他对抗政策和法律的常用手段。
1990年，因为禹作敏的堂弟听说他女儿，受过大邱庄家具厂刘金会的欺负，就以此事找禹作敏讨回公道，禹作敏听后大为恼火，安排了一群人把刘金会打一顿，事后不解气，就想去教训一样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
虽然禹作敏只是想把刘玉田拉到大街上，打一顿寒碜一下，但是这群人不知道轻重，把刘玉田拉到大街上，拳打脚踢，即便是刘玉田下跪求饶都没有半点用，当初被活活打死。
案发之后，7名参与者不仅被抓了，还被判了刑，这在禹作敏看来，是法院不给他面子，于是禹作敏组织人在村上游行，为凶手家属募捐，召开全村大会，撤销刘玉田全家7人在大邱庄所属单位的工作岗位，组织近一半村民签名，向公安、法院提起抗议。安排人员监视刘家不得跟外人见面，刘玉田三个儿子被迫逃走，女儿刘金云被监视3年之久。
1992年邓公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大邱庄又狠狠地赚了一笔，当年就是实现产值40亿，超过西藏自治区的产值，这时候，全国掀起来一股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也被称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经济日报》上写道“大邱庄的贡献，就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禹作敏也是在这个时候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甚至自认为中国农民的代表，因为与国家领导人谈过话，就开始了忘乎所以，公开对一群考察人员说道：“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有了名誉、有了财富，禹作敏的派头可不一般，1990年就搬进了小洋楼，出入门还有“传达室”，门口还有24小时的门卫和警卫，以及8个保镖跟随，坐的车是在全国屈指可数奔驰600。央视记者王志刚，深刻地记得采访禹作敏的场景，禹作敏喜欢西服，但是不穿，而是像羊皮袄一样地披着，坐下了谈话时，烟不离手或者说烟不离嘴，几口下去一根烟就抽地差不多了，也不去弹烟灰，快抽完时，身边的黄门官马上点好一支，将他手中香烟换掉，期间他一动不动，完全不在意。而采访期间，有人汇报说有五个部长在等待接见，禹作敏的态度非常不耐烦地说：“不见、不见”。
产权不明
在当时的中国，村办企业产权不明是普遍现象，营业执照上写的是集体所有个人承包，但是村民却不知道自己在产权占有的份额，禹作敏则认为，大邱庄的企业应该是他的，在一次产权改革会上，禹作敏这么说道：“企业到底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不好说，但是大队没有出一分钱，当初建厂时借的5万元，也都还上了，国家没有出一分钱，这几十亿的资产也可以说是我的”
为了将这几十亿资产收入囊中，1992年禹作敏，以调整公司管理模式为名，将“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分别是万全、尧舜、津美、津海、华大。同时成立集团总公司董事会，禹作敏担任董事长，不再参与经营，总经理负责经营，却是有自己的小儿子禹绍政担任，这一次改革还将董事会非禹姓人士踢出，个踢出姓人员，也都是禹作敏的“心腹”。
至此大邱庄企业总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统一到禹家，成为了大邱庄的“土皇帝”，而这用家族式霸权的管理模式，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一家独大、霸权经营，造成劳务纠纷、经济纠纷案件越来越多，禹作敏就越来越觉得不安全，每次出门都带8个以上的保镖。
除此之外，禹作敏还多次上报天津市公安局，要求增加大邱庄派出所的人员编制，但是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禹作敏采取成立经济警察和扩大保安队伍的办法，增加安保人员，一时间大邱庄一个村子的经济警察增加到一百多个，而禹作敏将这些经济警察、安保人员收编到集团，让其形成“家厂一体”的性质，谁要是敢动集团的利益，就是伤害自己的利益，这一百多个经济警察和保安，就成了大邱庄集团的私人部队，共同捍卫集团的利益。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大邱庄集团就成为了“禹”家的资产，而禹作敏和他家族成为也企业自家的事儿，对于侵犯的企业利益的就共同捍卫，对于造成资产流失的就家中的“叛徒”。而这种个人集权的企业，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企业家底只有老板一人知道，外人完全不清楚。
这时家族出现了一个“败家子”，担任华大公司的总经理李凤政，突发疾病不治身亡，李凤政可以说是禹作敏的心腹，从他做支书，李凤政就是他的会计，用禹作敏的话来说:”“他谁都不怕，就怕我”，李凤政的死亡，造成了一问题，华大公司的3亿外债说不清楚，除了李凤政，没有人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不仅如此，在调查3亿外债情况时，还发现华大集团有贪污现象。
一下子惹恼了这个把企业当自家的禹作敏家族，在禹作敏的主持下，召开了公司的中层干部会议，大骂华大公司领导层是“败家子”，以及宣布撤销吧华大公司，将华大公司并入其他四家公司，撤销9名副总经理。
为了弄清楚华大公司的资金流向问题，禹作敏安排自己的亲信和保安队长，将会议室改为审讯室，先后对华大集团的氧气厂长田宜正，养殖场厂长宋宝，副总经理侯洪滨进行审讯，审讯开始禹作敏就率先动手打人，其他人看到禹作敏动手之后，一窝蜂地冲上去开始打人，直到他们“承认”问题，即便是承认了问题，田宜正还被关押14天，侯洪滨被关押42天，宋宝被关押39天，对于协助审讯的“功臣”，最高奖励8000元，打人勇敢的还给5000元奖励。
管理层审讯完了，就开始往下一层寻找，凡是被怀疑人员，都没有逃脱他们的毒打，直到“承认”他们的怀疑，才被放回去养伤，其中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就是其中的一人，危福合被带到会议室之后，死活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他们就扒光了危福合的衣服，拳打脚踢，已经电棍、警棍、三角带、皮鞭抽打，前后共18个人持续殴打7个小时，最终危福合停止呼吸，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死时全身共有380多处创伤。
当地“土皇帝”，自持功劳、目中无人
危福合死亡之后，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情况，天津市公安局派出6名刑警，当晚就乘车前往大邱庄进行调查，他们6人在静海县刑警队长和大邱庄保安队长的带领下，来到案发现场。禹作敏听说后，立即下令：扣人。四五十名强壮的大汉，将7名干警围困在会议室，之后便将锁上了楼道砸烂，同时轮班守住楼道口，断绝7名干警与外界联系。
第二天，禹作敏找人带来两名干警训斥道：“你们来干嘛，为什么经过村委的同意，不就是死个人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11点，天津市公安局长聂璧初得到消息，亲自进行干预，这7名干警才得以脱困，期间被非法扣留13个小时，水和食物都没有提供。
为了平息事件，禹作敏找人将危福合的家人，从外地接到大邱庄，当面甩出6.5万元，并要求他家人立即对危福合尸体进行火化，以及立下保证书，今后不能再找大邱庄。
1993年2月，天津市检察院对危福合案件审查后，认定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岐有重大嫌疑，应立即逮捕。公安局拿到《逮捕令》之后，并没有擅自行动，而是组织400名周边地区干警参与抓捕，原因则是，大邱庄派出所撤销后，配置15支枪和2000发子弹并没有上缴，以及大邱庄保安队还有不少滑膛枪和猎枪，如遭遇反抗，但是后果不敢设想。400名干警并没有进村，而是在距离大邱庄3公里处，将进入大邱庄的所有道路封闭，防止通缉犯外逃。
2月17日，天津市公安局、检察院以及静海县领导一同进村，找到禹作敏提出抓捕要求，但是禹作敏极其不厌烦，表示公安派出的警力太多，会影响到村民的生活，还会引起村民的误会，明确表示不能进村。不仅如此，禹作敏还威胁前来的公安、监察和静海县领导，说道：“会不会与村民发生冲突，我不能保证，你们也不敢担保，村民不懂法，我也不懂法，如果发生冲突，我不负这个责任”。无奈之下，天津市公安局决定留下30名干警待机执行公务，其他人当天返回。
看到大批警力的撤回，禹作敏并没有闲着，而是召开全村大会：“1000多人的部队把我们村所有路口全部堵死了，带着冲锋枪、小钢炮、警犬等，要对我们村进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搜查，而是针对我们大邱庄来的”。
同时禹作敏还煽动说要保护大邱庄，成立“保卫”司令部，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常发，抵制非法行动，要做到寸土不让。一时间，大邱庄像是进入了“一级战备”，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批批的人，带着一米多长的钢筋、铁锹守着各个路口，村里能动的车全部开上路口，交通中断，所有通过人员必须接受搜查。
天津市政法委得知情况后，明确下令大邱庄村委，必要在19日下午6点前保证执法人员能够进村执行公务，而禹作敏一直拖到18日才让20名干警进村张贴通缉令和搜查嫌疑犯住所。直到3月中旬，在公安机关排查完800多条线索后，终于将4名嫌疑人抓捕归案。
1993年4月15日，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明传电报，市委书记高德占下午14:30分要与禹作敏谈话。
禹作敏接到电话后，已经预感到会出现问题，反复考虑是否前往，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禹作敏带上4名保镖与静海县崔士光书记一道前往天津，在天津俱乐部大门处，4名保镖被拦下，禹作敏和崔士光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了宾馆的指定房间，打开门后，多名武装干警，向禹作敏出示了拘留证，大邱庄“土皇帝”禹作敏就此被抓。
1993年8月23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禹作敏和其他同案犯，8月27日作出判决：禹作敏数罪并罚执行2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1999年禹作敏获得保外就医，在天津市睦南道122号，服下大量安眠片，次日凌晨在天津天和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从根上讲，禹作敏并不是坏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曾经是大邱庄的致富带头人，也是全国农民致富的领路人，但是禹作敏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沿用的一套封建的帝王管理方法，来“统治”大邱庄的人，他的话在大邱庄就是圣旨，说一不二，村民感谢他带来的改变，同时也像魔鬼一样地怕他。他喜欢穿西装、打领带，俨然是把自己当成一方诸侯，大邱庄的“皇帝”，但是目无王法、目中无人也为他的人生埋下悲剧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