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问题插图带来27人被处罚，创下历史纪录，警示意味浓厚。
8月22日，教育部的重锤落下，因为在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上存在不同程度的责任，共27人被追责，包括人教社的3人更是直接被免职，其中就有正局级的人教社总编辑，也是时任党委书记。而教育部主管部门--教材局相关负责人也因为监管不力，受到不同的党纪、政纪处分。也就是说，具体责任人与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一并追责了，波及27人，这是几十年来，教育系统第一次如此大范围的追责，力度前所未有！
调查结论就教材插图问题主要谈了三点：1、插图不美观向上，与立德树人要求有差距，不符合大众审美标准；2、不严肃规范，个别插图存在错误。3、不细致准确，部分插图容易引人误读。
在责任的认定上，调查组认为人教社落实中央部署不全面，认识不到位，插图作者遴选制度不健全不规范，三审三校制度落实不严格。而作为主管部门，教育部教材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则是指导不足，监督不够。对于质疑插图作者与相关人的经济利益输送问题，调查也明确给出答案：不存在。但也明确表示，今后不再聘用相关插图设计者。
处罚重了，还是轻了？
5月引爆网络的教材插图事件，持续燃烧10余天，舆情热度之高，持续时间之久，前所未有。教育部为此两次发布声明，明确表示成立调查组，追究相关责任，舆情才初步平息，但一直余音不断。
在如此罕见的舆论高压之下，对于调查的客观公正，我们不必怀疑。教育部发布的消息也披露，调查组由教育部党组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两位党组成员任副组长，并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才做出了处理。
从调查结果来看，相关负责人存在错误，是“失职失责”，但严格讲，更多是工作疏漏，不尽责，但却因此处分了27人，免职多人，其中就包括了正局级的人教社总编辑。此事的处理上，显然是选择了从严、从重处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相关部门对教材问题异乎寻常的重视：教材无小事！
教材是课程的载体，也是教育的核心抓手，是涉及到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关键。也因此，才有如此之重的处罚，也有人评价说，这其中显然有浓浓的警示意味。
在此次教材舆情发酵过程中，直到处理结果发布，一直有一部分人认为这只是不同的审美而已，批评与处理上有点上纲上线。但显然，相关部门不这么认为，调查结论指出，人教社没有认识到“教材插图的育人功能”。
一张独立的绘画作品有不同的美丑与价值判断，也会有强烈的个人表达，尤其是在艺术范畴，这也是正常的，但用在教材中，就不再是个人表达的问题，必须吻合大众，吻合我们所倡导的价值观，这是所有人都需要意识到的，也是这次插图事件的关键原因之一：忘记了这是教材，不是个人创作，艺术个性与表达必须在一定范畴中。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舆论批评处罚太轻，认为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指责没有抓人之类。对于这类观点，一部分是缺乏常识，比如认为为什么不抓人，教育部是公安局吗？教育部只能在调查基础上进行党纪政纪处罚。
第二，对于调查主题与对象存在差异误解。这次调查主要是以人教社教材与插图为主，而不是全国所有教材的调查，因此，处罚对象就是与之关联的，至于全国的教材的排查，是另外一回事，教育部在昨天的通报中也有说明。
第三，对于相关“问题教材”与“问题图书”的历史问题与管辖存在误解。在此轮插图引发的教材舆情中，一小部分涉及教材的问题，是历史上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纠正，而大部分则不是教材，是社会上出版的各类婴幼儿读物或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教辅，已经超出了教育部的管辖范畴。对于这一部分，我们有必要详细讲清楚，也不容回避。
教材改革的前世今生：个别问题教材实际上是已经完成纠偏纠错的历史问题，并非当下在用的教材。
这次插图事件，引发了一轮对教材问题的全面“揭发”与批判，其中一些内容直接涉及到一些“教材”的意识形态与三观的问题。有舆论质疑，此次调查并没有回应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此轮舆论中的确涉及了一些教材的三观与意识形态问题，但这些教材存在的问题都已经是过去时了，是历史问题，在2016年的教材管理调整后已经得到了全面纠偏，并非当下的教材问题，这一点必须澄清。事实上在一些严谨的自媒体中，也明确表述为“这是以前出版的，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用”。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教材基本上都是由人教社负责编辑出版，即所谓的“一纲一本”。上世纪末新一轮中小学课程改革启动，在强调个性、强调赋予学校与教师更大自主权的思想与理念的推动下，过去实行了几十年的“一纲一本”的教材政策被否定，“一纲多本”逐渐成为此后多年教材编制出版发行的主导思想。
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推动下，也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中小学教材的编辑出版一度非常活跃，很多出版社都加入其中。2013年，仅按照《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审查的教材，义务教育阶段多达22个学科167种，普通高中为16个学科67种，“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教材建设格局”。比如仅语文教材，小学就有12个版本，初中有8个版本。
但是，教材的出版和一般图书完全不同，有着独特的规律，超高的要求，不仅仅是要求有科学性，专业性，还有准确性，更涉及育人的大方向。仅以普通人了解的差错率为代表，一般图书差错率为万分之二，但对于教材，往往一个标点符合也错不得。
因此，教材不是什么人，什么出版社都能干的。但在当时的指导思想下，全社会涌入教材的出版，甚至出现了一些书商通过与一些出版社合作，把手伸进了教材。
我们必须承认，一纲多本一度为当年的新课改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这种百花齐放之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科学性、专业性、准确性的问题，一个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2013年到2015年，这些问题集中爆发，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中央对中小学教材的治理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对一纲多本开始纠偏。
2016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教材建设的中央文件。
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通过层层推荐、全面比较、反复研究遴选出200余名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同时组建教材局，以指导教材的管理与编撰工作。与此同时，对于一纲多本的政策也适时作出了必要调整，与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三科全部改为国家统编教材，即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一纲一本”。
2017年9月起，新的统编教材开始在全国中小学发行，并提出3年全覆盖。此后，全国的教材编辑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度存在的乱象也得到了根本遏制。
根据此次披露的消息，配上新插图的教材一周后将正式与学生见面，这个速度是罕见的。这次教材事件处理得这么迅速及时，也和当年中央对教材的高度重视和管理机制调整直接相关，否则很难想象能以这样的速度完成这次整改。
这次的调查处理只是一个开始，但仍需行业主管部门的配合才能全面解决问题图书中三观不正等问题。
在教材插图舆情爆发后，教育部及时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材教辅和进入校园的课外读物的插图及内容进行了全面排查和整改”。先后组织“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近350位专家，对中小学在用的359套教材2487册国家课程教材等进行全面审读”。此外，也对大学教材、职业教育的教材进行了自查与抽查。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消息，教育部建立了24小时处置机制，由专人处理，截止到8月21日，共收到反映教材问题的邮件1780封。对社会的高度关注，教育部也明确表示将完善健全教材的日常修订机制，把教材的监督长期化，社会化。
也就是说，这次的调查与处罚只是一个开始，大家不必急，一旦再发现问题，必定会受到更为严肃的查处。大家试想，几幅插图都带来27人的处分，真发现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是雷霆之怒了！
谈到这，马上就有人会说，除了过去的问题，但我真的看到孩子的书上就是有那么多问题，怎么没有处理？
在教育部的调查公告中强调：发现网上传播的一些问题插图并非人教社数学教材插图，有关部门已将其列入全面排查整改。这里注意，有关部门，应该是指教育部之外的部门。同时也强调，这不是人教社的教材。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婴幼儿图书，以及以中小学为对象的教辅材料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图书，甚至比较严重，但遗憾的是，不是教育部门职责范畴，执法范畴。
伴随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围绕孩子教育，教辅书刊，以及婴幼儿读物全面兴起，也成为各大出版社经营的重点，但同时也泥沙俱下。
首先是三观与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有人反映《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所配插图与对话的问题，涉及三俗的问题，上海某出版社已经认错道歉。类似问题在此轮舆情中反映出来的还不少。其次，就是科学的问题，比如一些读物打着智力开发旗号，宣传伪科学。
正因此，此事爆发后，新闻出版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对相关图书进行全面排查。
必须承认，这些问题出版物的确存在，甚至不少，也是亟需进行排查整改处理的，但却是教育部门无法左右的，因为超出了其管辖范畴。教育部在介绍排查整改情况中，也严谨地表述为：对全国中小学教材教辅和进入校园的课外读物的插图和内容进行了全面排查和整改。没有进入校园的图书，教育部门的确鞭长莫及，这一问题亟需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积极配合进行查处。如果相关部门能以这次教育部的雷霆手段查处相关图书，相信市场上的婴幼儿图书出版将迎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如何防止教材问题重演？我们需要警惕简单照搬西方的思想与理论治理中国教育。
对于此事，教育系统也必须全面反省，以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016年在中央部署下，教材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但仅仅时隔6年，再次出现一些问题。这次的调查结论中明确指出：人教社作为教材编制单位，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不全面、不彻底。对于教材局，则认为：知道不足，监督不够，敦促不到位。
而处理27人的理由和原因则是：失职，失责！换句话说，是工作不到位。那么哪里出了问题？
在我看来，背后的根本原因之一可能还是思想认知问题。
这样的插图，何尝不是我们一度在推进的“一纲多本”，强调“百花齐放”，强调多样化的结果？
20年前的第八轮课改，参考的对象之一，就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美国是没有统编教材的，也没有大纲，这成为我们当时改革的依据之一，也是一些专家经常讲的经验借鉴。
在教材问题上，我们能否照搬美国？显然是行不通的。
西方的教育理论体系，是基于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基础上演化出来的。天赋人权，在美国，教师只要不违法，几乎教什么都可以，在体现个性的同时，更是对教师私权的无条件保护，所以，美国基本是没有大纲的，更没有标准教材，一切都由老师决定。
但我们不同，我国的教育方针，核心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强调的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
教材就是其中的核心体现和抓手。在2018年教材专家委员会大会上，对于教材委员明确要求：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高度，深刻认识教材建设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为广大青少年打好中国底色的铸魂工程。
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强调教师的个性与权力，而是国家，为国育人。
西方教育有不少优点，我们需要学习借鉴，但是，我们需要深刻意识到，其教育理念，教育理论体系与教育治理办法，是与其他系统配套的，我们决不能盲目学习，更不能照搬。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对更高教育质量的追求，也对我们教材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可以提供多样化的教材，却绝不能放任自由。教材无小事，我们时刻要绷紧意识形态与政治弦，因为我们在培养接班人。
其实2016年以来，以语文、历史、道法为代表的教材重新回归统编，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遏制，但是之所以在插图上出现类似的问题，仍然是认知不到位，出现了一个疏漏，这是所有教材工作者需要警醒的。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在建设“双一流”时，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在基础教育的改革上，尤其是教材这种工作上，我们也同样不能动辄照着国外，尤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去画葫芦，这是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都需要谨记的。
因为这事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