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早上7点，伴随着一岁多小儿子的哭闹声，34岁的张言明穿着工地服、戴着安全帽出发了。在室内设计图纸、铺设线路、安装开关等构成了他每天的工作内容。每天晚上6点多，他便回到出租屋中负责带孩子，妻子则开始忙活晚餐。
这样的生活方式贯穿了张言明过去十六年的生活。在各个工地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并陆续迎来了两个孩子的降生；这和他父亲年轻时的生活路径几乎如出一辙。作为工地钢筋工，他的父亲可谓为工地奉献了大半生，从陈言记事起，父亲就在广州、深圳等工地上工作，绝大多数时间只在过年回家。
但现在，张言明正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父亲那一辈的生活节奏。
张言明说：“上一辈基本都是靠在工地上卖力气挣钱，所以年纪大了后落下了很多病根。我们这一辈更讲究轻松省力，现在做的水电工整体收入更高，也没那么累。我们也尽量把孩子带在身边，不让他们做留守儿童。”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像张言明和他父亲这样的农民工们功不可没。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工数量仅200万人左右。伴随着城市群建设热潮以及民营经济的快速崛起，1989年农民工数量暴增到3000万，短短四年后农民工数量更是增长至 6200多万，2021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已增长至29251万。在这期间，中国城镇化率也从1991年的26.37%一路上涨至2021年的64.72%。
过去十年间，在宏观数据起伏之间，他们的生活与工作的方式也在悄然变化。
农民工回流
过去五年，从广西三江、浙江台州再到湖南怀化，张言明与妻子辗转三地。多数时间，他都需要跟着工地项目走，一般一个项目三年建设完成后，此后便需要通过熟人寻找新的工地项目。
张言明坦言，其实自己并不喜欢这样到处奔波的日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不希望和家人分开。从记事起，张言明就成为了留守儿童，基本只能在过年时间见到父母。高中辍学后，他也跟随着父亲的步伐，开始了工地生活。“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是留守儿童，我希望他们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即使工地项目不好找，张言明也会尽量选择离家近的工地项目。并且，不同于父辈年轻时常年住在工棚，他和妻子在工地附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为了营造出一种家的感觉，出租屋中冰箱、煤气、婴儿车等一应俱全。每年寒暑假，他也会把在老家上小学的大儿子接过来一起生活。
张言明想法的变化不是个例。因为年龄增长、本地就业机会增多等因素，近十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告别奔波的生活，留在了本地工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2021年，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占农民工总数的比例从37.25%不断上升至41.29%，每年本地农民工数量的增速也均大于外出农民工数量的增速。
不只是想法的变迁，相比于父亲那个年代（2000年初期），湖南老家更多的就业机会也给张言明提供了回流的基础。
他说：“在我上高中时，老家连一家肯德基店都没有，不出去打工，就只能靠种菜挣钱。十几年过去，老家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地的经济开发区已经入驻了好几家电子厂，天虹商场、步步高等大型商场也都有三四家，老家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是每天骑二十几分钟电动车去城区上班，农田基本都闲置了。换做十五年前，根本不敢想。”
当前，张言明工作的地点距离他的老家约300公里，这已是近五年离家最近的工地项目。被问到为什么不选择直接回老家当地工作时，他的回答是“现在的情况还不允许自己回家。”“如果工资待遇一样，谁想去外地工作呢。当前这个项目的水电工月工资能有小一万，而老家还只有五千多元。老家县城的房子每月还需要还2000多元的房贷，两个孩子也正是花钱的时候，各种开支压力确实大。估计等年纪再大一点，外地工地活不好找了，再考虑回老家工作。”张言明表示。
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2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本地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013元，同比增长10.2%；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3878元，同比增长7.5%。并且，2021年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0岁，而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仅为36.8岁。
因为年龄超过55岁，找不到愿意接收的工地项目，张言明的父亲已经在去年回到老家工作，主要负责帮别人干一些杂活，从铺设管道、运输建筑材料、安装门窗无所不包。张言明说，这样的工作也将大概率成为自己回流后的选择。
规范化发展
张言明的父亲用三十二年的工地生活，换回了农村一套三层小洋楼；他则用十六年的工地生活，换回了老家县城一套商品房以及一辆轿车，这是他们父子最引以为傲的成就。张言明说，在老家，如果没有一套小洋楼，在村里都会被人瞧不起。
在过去十年，不只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张言明也见证着工地管理的逐步规范化。
最为直观的感受是，从前几年开始，张言明和他的工友进入工地时都需要人脸识别，在工地也必须时刻佩戴安全帽，不可以穿拖鞋，工地上也绝对找不到60岁以上的农民工。除此之外，发放工资的方式也从父辈们的年底现金结算转换成每月固定打到工资卡上。
其实在过去十年，因为农民工老龄化等因素，农民工最为集中、风险最高的建筑业的安全管理多次被官方提及。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建设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信息系统；2019年人社部、住建部还联合发布了《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
张言明说，十几年前跟随父亲刚进入工地时，用“混乱”一词形容那段日子毫不夸张——住的是临时用木头和铁皮搭建的宿舍，吃的是三四块钱一份的路边自助餐，工地人员鱼龙混杂、操作没有所谓的规范化，一切只是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受伤时也经常往往由自己承担。
但现在，张言明称，所有工人都需要完成信息登记与审核。绝大多数工程都会在项目一开始建设时就在一旁用集装箱搭建工棚，并且最多不超过四个人住一间房，项目部也会定期安排人员检查宿舍安全情况。张言明和他的工友也都有由项目部统一购买的保险。
在政策保障上，2015年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提出对未提交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证明的项目，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这也从源头上确保了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全覆盖。
虽然“混乱”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式，他现在从事的水电工也相比混砂浆、砌墙等活更轻松、收入也高，但他依然不希望子女未来在工地干活。
他说：“每一辈人对下一辈人的期望肯定都不一样。我刚进工地时，架子工、水泥工都做过。父亲那时就一直劝我学水电铺设，说不用日晒雨淋，后来发现在工地有一项技术确实更好立足；而现在我就期望两个孩子未来能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在张言明的家族和直系亲属中，没有办公室白领。张言明的高中学历已经是家族所拥有的最高文凭。在他的想象中，白领的生活是“每天拿着高薪吹着空调、周末拥有双休，每年过年后不需要担忧下一份工作在哪里”，这样的生活是他想象中最好的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正在逐步提高。《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现状调研报告》显示，“95后”新生代农民工中，80.5%的人拥有中专或高中学历，44.26%的人掌握制造业技能。2021年人社部发布的《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更显示，2020年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50.1%，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同时，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在采访最后，张言明不无骄傲地说，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大儿子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他觉得，自己的期望，正在一步步走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