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10月的北京妇产医院，产妇们正在住院部10层的分娩室等待分娩。
早晨7点，53岁的产房护士长韩翠存进来了。她步子急，嗓门大，语速快，是常年处理突发状况养成的习惯。
她走进病房，问清夜里生了多少婴儿、拉了多少产钳、有没有顺转剖、有没有孩子窒息、产妇有没有特殊情况，紧接着快速查房。
8点，组织产房交班，随后再次查房，关注到每张床、每个产妇。
她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其实产房比想象中安静，偶尔有新生儿啼哭声，走廊的脚步声很轻。要知道，在六七年前，这里曾经多么热闹，产床、平车甚至椅子上都挤满了孕妇，陪产家属守在一旁。“那时不可能有空房、空产床，产床还带着余温，第二个产妇就马上躺上去，还有许多产妇只好先在平车或椅子上待产”，韩翠存说，“就跟饭馆翻台一样快。”
产房空置了
“这两年，医院分娩量下降了，我才慢慢可以有周末，跟家人在一起。”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韩翠存坐在一间暂时备用的空产房里。
2013年12月起，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就成了韩翠存最忙的一年：“生育量爆炸，很多‘70后’‘80后’赶在那两年生二孩。”韩翠存记得，最夸张的时候，产房一天有50个孩子出生。
这种状况延续了两三年。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北京市迎来生育高峰。
那几年，床位是稀缺品。北京妇产医院一档难求，一号难求，一床难求。档一放出就被抢空，一怀孕就建档也建不上。
但是到了2019年，韩翠存感受到医院新生儿数量明显下降。“近几年，全国生育率都在往下降。我们医院的情况是生育量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
北京妇产医院产房一共有8间产室，配有1个手术台，共9张产床、18张待产床。如今，其中1个分娩间目前暂时处于闲置状态，正在准备转型。近期，北京妇产医院每天最多有30个孩子出生，平均每天在二十多个。
“很多妇产机构都是一样的情况，妇产医院还算是生产大户，个别民营医院基本上一天就生一个、两个。”韩翠存说。
韩翠存的同事，北京妇产医院产房负责人姜海利向经济观察报介绍，北京妇产医院年分娩量从2017年高峰期时的1.5万人左右，下降到2021年的1.1万人上下。与此同时，北京市产科年分娩量从2016年的23.97万人，下降到2021年的14.69万人。《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2021年，国家出台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从量到质
生育量变少的同时，高危产妇越来越多，韩翠存依然无法闲下来。“高龄产妇、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怀孕的产妇、各种内外科合并症的产妇越来越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并发症。”
截至2021年6月，中国获得国家批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机构已经达到539家，人类精子库有27家，每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总周期数超过100万。
用另一种节奏，韩翠存保持着忙碌。“原来是数量的增加，体力累，现在是要质量的提升，心更累。”
质量的提升体现在很多地方：更多人选择自然分娩、无痛分娩越来越普及、对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
姜海利向经济观察报介绍，最近五六年，许多医院产房的无痛做得越来越好，北京妇产医院的无痛分娩普及率更是高达50%-60%。“前些年人们对疼痛不理解，认为生孩子疼很正常。其实为产妇减轻产痛，也是我们目标之一。现在你在产房听不见大哭大叫，甚至有的人觉得这里不像产房，太安静了。”韩翠存说。
真实的生育并不像电视里那么恐怖。韩翠存所在产科，希望让产妇意识到，现代化分娩是专业的、温馨的、个性化的。“比如，为了缓解产妇的紧张，产房专门准备了香薰灯、电视、按摩器、瑜伽球和分娩椅。”
过去十年，韩翠存见证了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数据显示，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从2012年的24.5/10万，下降到了2021年的16.1/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12年的10.3‰，下降到了2021年的5.0‰。
50岁之后，韩翠存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感，精力和体力在变差，疫情也让她压力更大，遇到事时会血压高。“但这个工作就像齿轮，转起来就没有停歇的时候，干了这行就不能停。”
疫情暴发后，日常工作之外，医护人员需要做好孕妇的预检分诊、查进出人员健康码和核酸状态，还需要轮流外出，负责一些社会性事务。姜海利介绍，“我们要保证我们所做的这些事不能影响女性的医疗需求，不能因为疫情的防控耽误了她们的分娩。”
这样的事件曾经在其他医院发生。2022年初，西安孕妇在高新医院门口等待2小时后流产，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孩子一哭 希望就来了
说话间，对面病房一位产妇分娩了，韩翠存微笑着，侧身去听“你听到那孩子的哭声了吗，哇哇的，像小青蛙，特别响亮，我就喜欢听这个。”
“我有一个心结，看不了生离死别。在产科，孩子一哭，希望就来了。”韩翠存感觉自己肩上扛着两条命。
产科的工作琐碎，节奏快，高压，高风险，每个产妇都会有不同的问题，有各种突发状况，比如突然有人胎心慢了，有人突然出血比较多，有人生到半截孩子头卡住了。
但老百姓会认为，到医院生孩子能有什么事？有时，一家十几口人等在门口。他们不允许产房有事。
产房永远灯火通明，大约一半产妇在夜间分娩。一旦出现状况，所有人都会本能地冲过来，帮助产妇顺利分娩。
一次，一个产妇产程很长，韩翠存教她用力、改变体位。有事要走开时，产妇问，您能别走吗？韩翠存就留了下来。产妇抓着她的胳膊，劲一下比一下大。孩子平安落地，韩翠存的胳膊上青一片，红一片，全是掐伤。
“她的老公这个时候离她很远，助产士就像亲人，像姐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北京妇产医院暂停家属陪产：“她的身旁只有我们，给她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只能被抓住的胳膊，就能给她特别大的力量。”
两代人的抉择
韩翠存有感到，对于传宗接代，中国人没有过去那么执着了。“过去，生孩子就是女人最大的事。现在职业女性的最终目标不再是为了生孩子，你要有你的价值所在。”
1985年，16岁的韩翠存进入北京护士学校，学习助产。三年后，韩翠存被分配到北京妇产医院，一干就是34年。
1994年，韩翠存在北京妇产医院生下女儿。那时，她觉得干妇产科就应该生孩子，要体会当妈妈的感觉，人生才会完美。
女儿出生也让她更能换位思考。她会想，如果是自己躺在产床上，希望助产士怎么对待自己，给自己什么样的服务。
2006年，韩翠存升任护士长。工作始终是她的人生重心。她每天早晨七点上班，在产房忙得没空看手机，几乎没有按时下班过，总是到夜幕降临，把大家的工作安排踏实了才走。
这些年，像一个转动的陀螺，韩翠存没参加过女儿的任何一场家长会。爱人下班就着急跑回家，给女儿做饭。女儿大了，父女俩就做好饭，问韩翠存，什么时候回家？
因为妈妈的熏陶，女儿18岁时考入了北京一家医学院校，本硕连读。
十年后，韩翠存步入中年，女儿却没有成为一名医生。因为看到妈妈的辛苦，她毕业后放弃了去医院，选择到出版社当医学编辑。
女儿甚至问过妈妈，将来我可能不会生孩子，你可以接受吗？“可以”，韩翠存告诉女儿。
韩翠存尊重女儿，也理解这一代年轻人。“如果女儿结婚了，俩人养一个孩子，我们也不一定有能力帮忙带。现在老龄化了，将来还要养我们四个老人，她们得有多累？”
岁月和工作，给韩翠存带来许多东西，她不再容易急躁，更接近从容。还有两年，她就要退休了。只是有时，想想往后的生活，她会感到一种迷茫，现在这么忙，退休后要干什么呢？
这些年抱过多少小孩？听到过多少美妙的啼哭？韩翠存已经记不清了：“他们都在长大，我就这样慢慢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