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除了宏观经济之外您很注重企业家的问题，聊明年经济问题，企业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话题，没有企业家经济恢复都无从谈起。
张维迎：在我看来，整个人类经济增长的故事就是企业家的故事，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故事。
王波明：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您，能不能从三驾马车的角度谈一谈，你对明年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张维迎：我不认为“三驾马车”是一个好的分析方法。大家知道，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就是人类悲哀的地方。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当他思考问题，思考经济增长时，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思考时，基本上都是没有好日子过的。而经济真正很好的发展，在不断地进步，生活改善的时候，大家思考的都不是这些问题。
我为什么不赞成这个观点？投资和消费，净出口，是统计上的一个等式，事后统计国民收入、GDP中有多少是用于消费的，多少用于投资的。但倒过来把它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时就完全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我已经重复讲了十多年了。
比如消费本来是人类生产的目的，现在居然变成生产的手段了，为了保生产才消费，消费本身的意义为了增长，那要消费干吗？没有任何意义。
再看投资，投资是为了未来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有投资才有生活的进步，才有技术的提高，但现在不是这样，我们都是为了保增长来投资，那投什么无所谓了，只要砸钱。比如钢铁过剩了，怎么办？再建一个钢厂，再建一个钢厂就创造了当年的需求，经济增长就有了。
再比如贸易，按照三驾马车，只有出口大于进口，贸易才带来经济增长，如果进口大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按照这个理论，我们把贸易都取消了，至少贸易不会给我们带来负增长。贸易真正的好处是什么？它是让每个国家的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得到发挥，分工更为深化，让每个人的创造力表现出来。
所以，当我听到大家都用三驾马车分析中国经济、分析世界经济时，我特别不舒服，用数学公式、统计恒等式来倒推刺激多少，很荒唐。
消费是什么？消费来自收入，收入从何而来，收入是创造出来的。谁来创造？要有工作，有工作先要有企业家精神，有人愿意做事，我愿意开餐馆、建工厂，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大家就有了收入。所以，我们成天倒过来在想问题。
王波明：我明白你说的，拿三驾马车框架思考问题，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别扭。比如消费怎么产生，背后的动力是企业家，如果经济发展他们可以雇更多的人，人们兜里的钱越来越多，但是看这几年疫情造成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那天我看到发改委有一个数字，每天有4万家企业，包括餐馆餐饮类特别小的企业，在这三年有几百万家企业消失了，就变成沉淀资本了，资本就摧毁了，没了，这些投资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样无疑来说，消费怎么去增长？
张维迎：首先，多少家企业倒闭，几百万家倒闭，或者人们没有工作了，这和货币政策没有多大关系。第二，这几百家倒闭的企业原来也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会存在呢？要思考这个问题。未来同样的问题是怎样让这些人有积极性，愿意办企业、做企业。注意，所有的需求都是供给创造出来的，这是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企业家做什么，他要判断未来，还要创造未来，这是他做的事。
我们分析一下这几年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倒闭了？一是疫情，这是特殊的原因。但疫情也不会必然导致这样，疫情是全球的，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大批企业倒闭，我们应该真正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说这个问题出来以后，我用另一个办法，最简单的就是发钱、发钱，解决不了问题的。
王波明：那你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经济从这种困境中脱出来呢？
张维迎：当然有办法。我自己总结，有信心最重要的是企业家有信心，而企业家本来就是人类当中最过度自信的一帮人，当一个社会如果企业家本身没有信心了，让其他人去有信心，这会变得更难。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被动的，人家招工了，我们去找工作，人家创造出来的。企业家是无中生有，没有的东西他们创造出来，所以，怎样让企业家有信心。当一个人，包括普通人，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你就会有信心，当然没有人百分之百能够掌控。
王波明：所有的未来对你来讲是未知的。
张维迎：未知不害怕，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就是应对未知，但这种未知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简单说，我做一家企业可能成功，可能失败，我可能判断错了，也可能遇到像新冠疫情。只要有信心，未知本身不可怕。
王波明：你掌握不了自己的未来，也改变不了未来，未知还有一个互动的过程。
张维迎：没错，你可以不断地调整。所以，最重要的是让企业家有信心，如果我的命运主要由我自己掌握，错了我都不怪谁，我只怪自己，我就会有信心。
十多年前我讲过一个比喻，两个人，一个人坐在牢里，他知道有人准备救他，另一个人在牢外边，是自由的，但他知道很多人在追捕他。您觉得这两个人哪个人更有信心、哪个人心情更好？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人心情更好，因为他有希望，即使他眼下处境艰难，不自由，但是他充满了信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80年代、90年代经济能起来的原因。那时候的企业家知道，1988年前私有企业是不合法的，我们只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户，没有私有企业，但为什么很多人仍然做企业了？因为他们有期盼。
王波明：那时候的政策取向，傻子瓜子雇工不允许超过7个人，后来他做得比较大了，超过7个人了，就要把他抓起来。这就是你所谓说的不可控的未知。
张维迎：这是很重要的例子，其实就是榜样的力量。邓小平做了一件实事，各级政府报上来把年广久抓起来，邓小平说“不要动”，一个年广久改变不了社会主义，所以大家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需要实实在在做事。年广久企业能够突破7个人，我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样，中国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迸发出来了。不光是农民，年广久是农民，本来就是没有正式工作。最重要到南巡讲话后，很多官员下海了。为什么？就是他们觉得未来会让我们的创造力发挥出来，而且企业家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分的人，本身就是一种不愿意循规蹈矩的人，不愿意在别人手下干活的人，他不是好员工，他只是想领导别人的人。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一批企业家出现了。
王波明：OK，80年代、90年代，企业家虽然困难重重，经济环境也不好，比起现在差多了，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种信心，往前冲，甭管风险有多大，大家也敢冒险。
我们再回到主题，三年疫情，今年估计全年的GDP也就是在3%左右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非常低的经济增长了，怎么能够在明年、后年甚至长期一点，能够让潜在经济增长率出来，肯定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现在回过头来说，企业家没有信心，怎么让企业家的信心回来。
张维迎：一国的经济像我们这么大的规模，增长到3%，甚至2%能够稳定就挺好了。可以想象一下，因为现在我国人口增长成负数了，即使总量经济不增长，人均收入也可能增长，如果我们的日子像三年前那样也挺好啊，没有什么，所以你不要想着非要那个数字上。
王波明：也不是数字上，这个数字背后还代表了就业，现在大量的失业。
张维迎：是的，就业很重要。但是要看到有一点，再怎么努力，中国经济不可能像过去四十年9%、8%，这本来就要调整。为什么那时候那么高？很简单，在我看来那时候我们靠得是套利型企业家，因为人家技术都创造出来了，经验已经证明市场有需要，中国有这么多人口，拿过来就能赚钱，经济就增长了，很简单。
现在这些很多东西都没了，能拿的拿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必须要靠企业家创新，靠创新就比较难了，没有一个国家主要靠创新的经济可以增长8%、9%，甚至3%以上都很难，看看英国的历史、美国的历史，一到这个地方就不可能，所以心态本身要调整下来。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能够保持3%的增长就挺好了。当然，是真实的3%。
王波明：相当悲观。
张维迎：这不是悲观，恰恰是你们那种成天说要超5、超9才是悲观的，因为达不到才悲观，我就是乐观的，首先要真的调整，实事求是，所有靠转向创新之后，经济增长超过3%都很难，日本、韩国都有经济增长8、9%的二三十年，一下子就掉到3%以下了，所以必须要认识这一点。我们现在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简单的外推，说过去我们经济那么好，现在很丢人，经济掉下来不丢人。
王波明：刚才刘主任说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高速发展期之后慢慢往下掉，但真正几十个国家，走出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三个国家走出来，如果按照你这么说，如果你未来走不出去，也可能掉下去。
张维迎：当然了，3%和5%，那个经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恰恰是因为经济增长高的才掉进去的，3%和5%不一定掉进去。我们看怎么不掉进去？未来的经济靠企业家创新，创新对体制要求非常高，套利的要求也有，但相对低一些。我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那时候管得那么严，农民都会搞投机倒把。今天晚上偷着买回来，明天偷着卖出去，短平快的钱。创新则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现在你做的事能不能赚钱十年以后才能看得到，所以，大家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预期怎么行？所以回到这一点，磨刀不误砍柴工。
王波明：维迎，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就为了中国未来，不光看简单的短期，明年后年更长期能够健康的发展，作为你来讲，在你脑子里能否说出两条，你觉得中国政府最应该做的，能够使经济重新走上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之道。
张维迎：温故而知新，回想80年代、90年代，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老百姓觉得有追求，使他觉得命运可以掌控，我想起一句话，1993年有这样一句话，有些年轻人，广东人夏天穿个背心，背后印了几个字“点背不能怪社会”。社会给你创造好了环境，你没有做好要怪自己，是这种精神。现在是一旦自己不愉快都去怪别人，也只能怪别人！为什么变成这样？我们靠思考。所以，很简单，每个人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这种事要经过市场检验，给别人创造价值，傻子年广久也没有强迫别人买他的瓜子，之所以赚钱，就是大家都喜欢他的瓜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窍门，你总可以做出别人喜欢的东西来，经济自然就好了，就上去了。不要想着8%、9%，那不可能，5%也很难，3%我觉得挺好，实实在在的，所有人都会受益。
而且我再强调一点，熊彼特有一句话，市场经济中的富人俱乐部，就像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一样，老是住满了客人，但名字老在换，没有一个人长久在。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好处，不断有新人出来，垂直流动比较高，如果垂直流动不够，比如今天我爸穷，我也容易穷，这就有问题了。我爸很穷，但我可以变成很富，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曾经看到过的现象。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企业家集团的诞生，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物质生活的平衡，而且打破了传统的精神世界的平衡。
企业家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出对传统的背叛，他带着这种观念和意识破坏旧秩序，创造新生活，影响每一个人，武装每一个人，支配每一个人。
久而久之，这种观念和文化就潜移默化地变成一种时代的观念和文化，一种生活的道德规范，一种社会的行为准则。
企业家的财富观
传统的财富观就是自然经济的财富观。在自然经济下，财富被当做大自然的恩赐，“土地乃财富之母”。土地的有限性决定了财富的有限性。
在普通人看来，财富就像杯里的水，你喝多了，留给我的就少了；你富了，就意味着我穷了；利己＝损人。所以，普通人注意的只是财富的瓜分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就是说，如何切割已有的蛋糕，而不是设法把蛋糕做大。他们最害怕竞争，对他们来说，竞争是赌，只是将原有的财富从输者转向赢者。
企业家的财富观也就是市场经济的财富观。市场经济使财富的母体由生产要素本身转向要素的组合方式。在企业家看来，财富不是来自大自然的恩赐，而是来自人类的创造；不是杯里的水，而是井里的水；不是汲之有限而是掘之无限，掘井者也就是财富的创造者。
企业家不仅不畏惧竞争，而且乐于竞争，因为竞争不是瓜分已有的财富而是创造新财富的一种方式；竞争可以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改变要素的组合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扩大财富的总量。
当然，竞争中会有成功者，也免不了出现失败者，但成功者之所得，绝非失败者之所失。正因为如此，企业家从事的活动，不是损人利己的活动，企业家靠着自己的机敏和才能、参与交换，促进分工，财富滚滚来。
企业家的时间观
在普通人的脑海里，时间是一个圆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往复。企业家则认为时间是一条直线，具有不可逆性。这种差别源于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运行特征的差别。自然经济是一个“静态社会”， 似水流年，一切依旧。对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们，时间不仅不具有任何稀缺的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负担，一种痛苦。
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你让他怎么珍惜时间呢？农民从春种到秋收，吃饭靠老天，所以他们只好等待光阴流逝。在他们看来，时间是如此的漫长，以致不得不靠晒太阳、走亲串友这样的方式来打发。
尽管“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的名言出自古人，但那不过是“哲学家”在打发时间的过程中抒发的一种感慨而已。寸金买不到寸光阴，这是事实，但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同时，不正是他们惯常的生活方式吗？
而对企业家来说，时间不仅是最宝贵的资源，而且是一种机会，他的命运可能就决定于那早与晚的一瞬间里。
在竞争的市场时间就意味着金钱，赢得时间就意味着成功；相反，错过了就意味着被收购甚至破产。世界上第一个提倡旅行的是什么？是商人。做买卖，就得有时间观念。钟表工业随着产业范金 “必起而兴起，正是适应了企业家计算时间的需要。企业家在生活上可能“挥金如土”、但在工作上却“惜时如金”。
企业家不仅自己珍惜时间，而且教导民众按时作业，做遵守纪律的公民 。企业家绝不能容忍拖拖拉拉的工作作风，他视“等候”为一种对他人人格的侮辱。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所努力的一切，就是提高时间的使用效率，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企业家的平等观
在自然经济下，人们注意的是什么平等？分配上的平等。平均主义地分配财富，这就是普通人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剥削观”。它不承认“多劳多得”， 不承认竞争，不允许贡献大的人先富，主张懒汉和勤劳者同等享受。
企业家的平等观是什么？机会均等。在企业家看来，前程应该为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有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参加竞争、自由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任何专制的障碍都不能阻止人们达到与其能力相称的、而且由其品质引导他们谋求的地位。
如果说普通人要求的是终点线上的平等：“人人获胜，都该得奖”。那么，企业家要求的则是起跑线上的平等：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至于最后谁胜谁负，由竞争来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无偿占有或瓜分他人的财富。
在企业家看来，自由和平等是同一硬币的正反面。自由地组织生产，自由地从事经营，自由地招雇工人，自由地确定价格………总而言之，享受作为一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充分自主权，是机会均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一切经济活动都由政府统制的地方，在一个“不分胜负、利益均沾”的地方，企业家根本不会出现。
企业家的契约观
传统的平等观是以承认人之天生不平等为前提的。血缘关系和等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道德良心和超经济强制，是维持人们合作的基本方式。
在普通人看来，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与别人的关系，都是先天决定的，个人只有接受的义务，而没有改变的权利。企业家的平等观以人之天生平等为前提。
在企业家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合同关系。它建立在签约双方平等、互利、自愿的基础上。它是后天产生，而非先天注定。“诚”与“信”是这种契约关系的文化道路，法律则是维持这种契约关系的最高手段。如果没有双方的互相信任，契约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契约就难以维持。
企业家是最讲信用的人。他把信誉看作是一种无形的资本是与他人合作共事的必要品格。信用不同于良心，它是为取得权利而必须付出的一种义务。一个人如果不能履行这种义务，也就无法得到权利。背信弃义其实是封建商人的惯用伎俩，绝非是现代企业家的行为规范。
企业家视法律为最高权威。法律竞技场上的竞赛规则，遵守这种规则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无权超越法律之上，这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本质之所在。法制文化就是企业家文化。
企业家的人生观
普通人视入府做官为人生之最高追求。在传统社会，无论是寒门子弟，还是富家少爷，都有很强的当官意识。
企业家则不同。他们把经商盈利当做最高的人生目标;他们所孜孜追求的是企业的成功;他们对从政不感兴趣，没有政治化倾向，不在“做官”、“升级”上分心。他们也绝不在官僚面前卑躬屈膝，俯首听命。
一个人如果把办企业仅仅当做是通向仕途的一种方式，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这或许是官僚办企业难以长进的原因。
企业家的金钱观
普通人鄙视货币，口不言钱，视钱为万恶之源。他们害怕货币经济瓦解自然经济，破坏他们那“田园诗般”的生活景色;他们畏惧货币这个“天生的平等派”冲破他们习以为常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六亲不认”。在他们眼里，赚钱是一种十足的道德败坏行为。
企业家视金钱为生命之血液，社会之奖章。货币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赚钱是他们办企业的目的。他们讨价还价，不讳言钱他们主张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认钱不认人; 他们信奉“为富乃行善之道”, 牟利乃天经地义。
在他们看来，“君子谋道、小人谋食”的观念不仅幼稚可笑，且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赚钱不仅是个人成功的标志，而且是民众福利之源泉。
企业家的“乡土观”
恋土恋乡，是普通人的一种美德。对普通人来说，故乡不仅是生活天地，而且是精神疗养院。“画地为牢、坐井观天”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好出门不如孬在家”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是他们表达乡土之情的格言。
企业家没有“故乡”。他们四海为家，把整个社会当做生活舞台; 他们宁愿到处流浪，不甘死守一地，哪里适于生存就往哪里走，何处有利可图就向何处流，这是他们的生活准则之一。
在他们看来，生活于异邦他乡，不仅有利于解脱传统规范的约束(这种束缚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而且有利于培养自主精神和创新能力，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所以，他们从不为“背井离乡而惆怅，从不为“流落他乡”而沮丧。到处都有他们创业的天地，到处都是他们生活的乐园。
企业家的人才观
普通人看人注重的是品德，不是オ干；是出身，不是才能；是资历，不是水平; 是经验，不是智能。在传统社会，一个人越是碌碌无为，越是老成持重、墨守成规，越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就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相反，一个人越是不满现状勇于创新，越是不听君令爱动脑筋，就越为社会所不容。民众百姓把他看成“异端”，达官贵人把他视为“孽种”。在生存竞争中，他十有八九要成为输家。
企业家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是オ干，不是“品行”；是オ能，不是出身；是水平，不是资；是智能，不是经验。他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人皆可用。他不会把那些オ华出众但“生活欠洁”的人拒之门外，更不会把那些水平平平只会从命的人奉若明珠。
企业家不仅需要遵守纪律的模范，更需要“破坏秩序”的闯将。他乐于与不合传统的人合作，鼓励他们标新立异，大胆创新。他把选用人オ看成是自己事业成功的资本，而不是对他人的“恩赐”。因此，他的企业王国，必然是英才荟萃之地。
企业家的观念远非以上八个方面所能概括，在效率观、节俭观、劳动观等方面，企业家同样与普通人大相径庭。可以说，企业家是现代人的典型代表。社会观念的变革首先从他们开始，并且永远以他们为先导。
中企君荐读
编辑：米果。
在这个时代，我们以传播信息、分享知识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