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属虎。在即将过去的这个虎年，他因“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获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猛虎凭林啸。”84岁的邓伟志，始终不忘的是赓续红色基因，始终坚持的是读万卷书、走千条路、交八方友、拜各界师、写良心文、干创新事。
「霸气，我是不要的；勇气、锐气，是我孜孜以求的」
上观新闻：即将过去的虎年是您的第8个本命年。这些年，您还一如既往地笔耕不辍吗？
邓伟志：刚刚过去的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十年，把我的年龄提高到了84岁。我已经是十足的“老蚕”了。但我不甘落伍，还想来点奋楫争先，试图跑上新赛道、进入新场景。
近几年，我参与绘红色图谱、筑红色记忆，写下多篇关于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纪念文章，包括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刘伯承、陈赓、邓拓、项与年、胡兰畦等，写了《我认识的三位一大代表的后人》《李宏塔的大家庭》《康平路上的掌故》等文章，还写了早年参加革命的老领导韩哲一、曾希圣、曹荻秋、刘瑞龙、于光远、夏征农等老一辈的革命故事。他们对我的教育、关怀和温暖是我的精神“老本”，是他们教我懂得“实践是理论的引擎”。
我花了不少精力研究前沿问题，写了《对北欧五国的云端调查》《元宇宙的社会学之问》等文章。我还瞄准若干社会病，写了一些杂文，“敲敲边鼓”。比如，针对脱离实际的现象，写了《走进那个车间》；针对离婚率问题，写了《老夫老妻的味道》；针对形式主义，提出“不要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针对面对不确定因素无能为力、止步不前的普遍心态，呼吁“真正自信的人要有勇于从不确定因素中找出事物发展规律性的铁肩担当”。
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因疫情焦急得开口骂人乃至动手打人，我又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写了篇《焦虑不发火》。我自知自己不是抗疫的主力军，但愿意在社区里、在舆论上主动做帮手、打下手。
人到晚年，虽说不坠青云志，但也避免不了认知固化。我的固化主要表现在总是回忆过去，一心想把自己的亲见、亲闻、亲历写出来。我写了《八十抒怀》，回忆上海社会科学院，回忆上海市社联《学术月刊》，回忆大百科全书，回忆中共中央华东局，回忆上海市文史馆，回忆在统一战线的日子。
我也喜欢写乡愁，断断续续写了《淮海战役中的儿童团》等十余篇文章。2022年是上海大学百年，我既写有关文章，又讲演。我早已不求传播力、影响力了，但还是要“万类霜天竞自由”嘛。
上观新闻：作为一只“老虎”，您觉得自己有“虎气”吗？
邓伟志：我生于虎年，长在安徽萧县老虎山下。中国文化中的虎，一般象征着勇气、锐气和霸气。霸气，我是不要的；勇气、锐气，则是我孜孜以求的。
晋人陆机写过：“猛虎凭林啸。”山林是老虎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东北虎因为东北有大小兴安岭而生存，华南虎因为华南有十万大山而繁衍。虎气要靠“高风”来远扬，虎落平阳则遭犬欺，动物的意识也是由存在决定的。
这么多年来，如果说我在虎气方面有一点点长进，应该说同我上头有几位虎气十足的前辈、导师的带动、影响分不开。
比如曾希圣。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将军，20世纪60年代初同时任两个大省的省委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1964年，曾老化名参加“四清”，组织上要我在他身边抄抄写写。当时，各地的“四清”工作队员都忙于查找“四不清”的干部典型。一次，曾老却在会上说：找不到，就不要硬找。
这句话现在听来颇有道理，在当时却如晴天霹雳。很多人都对他表示敬畏，感慨“伤后的老虎”不减当年勇。
又如姜椿芳。我在姜椿芳担任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了10年，多次随他出差，但是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莫不是姜老身上没有虎气？不是的。
姜老是翻译家，有些翻译家不大过问国事，可姜老对当时国内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对一些僵化的计划经济做法进行抨击。姜老绵里藏针的“慈虎”形象，教育了我如何把握分寸。
「遇到敌人扫荡，“母亲”们先把我这个假儿子抱在怀里」
上观新闻：有人说您“冲”，有人说您“胆子大”，还有人说您“倔”。您从小就这样吗？
邓伟志：其实，我在《留下长篇遗嘱的母亲》一文中，曾经坦言自己也很脆弱。
我的家在皖北，不在东北；在淮河旁边，不在松花江上。但每每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歌时，尤其是到“爹娘啊”声起时，总会禁不住老泪纵横。我常常会想起我的母亲纵舒民，想起俺娘带着我们姐弟几个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艰辛岁月。
我出生那一年，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当时，津浦路、陇海路被日军占据，日伪在萧县成立了伪政权。不过，广大农村区域仍有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活动。有时候，这一块是国民党占领，那一块由共产党坚守，白天是国民党统治，晚上由共产党领导。这种“拉锯”的情况，普通人不好分辨，更难以应对。
即使是亲戚、同乡，有的抗日，有的亲日，有的真抗日，有的假抗日，有的今天抗日，明天又不抗日了，防不胜防。作为新四军家属，我们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藏，藏不了就得走，不知道往哪里走也得走。豫皖边、苏鲁皖边，我们几乎都走遍了。
路走多了以后，脚心绷得很紧，像有一把弓撑着一般痛。有时走不动了，母亲就吓唬我：“鬼子就在后头，还不快走！”或哄着说：“前边有卖花生的，等会儿给你买花生吃。”
想不到，十字路口还真有卖花生的老大娘。每次见了，总是抓一大把花生给我。母亲给她钱，她怎么也不收。后来我才知道，卖花生的老大娘原来是中共地下交通员。
1950年，小学毕业的邓伟志。
上观新闻：一路颠沛流离，一路也遇到了许多同志、许多好心人吧？
邓伟志：我常说，我是喝四眼井的水长大的。新中国成立前，我住过二十几个村庄，可以说“萧县村村有恩人，处处有救命的大恩人”。
有时候，母亲顾不过来，会把我临时寄养在群众家里。时间或一日，或一周，甚至一个月。甩给谁家就算谁家的儿子，就称呼谁家的主妇为娘。这些众多的“母亲”，有时是靠中共地下组织安排，有时是靠老百姓对共产党由衷的热爱或对我们母子的同情。不管什么情况，她们都要冒很大的风险。遇到敌人扫荡，“母亲”们会先把我这个假儿子抱在怀里。敌人来盘查，“母亲”们应答如流。如果有半点迟疑，一场大祸就会临头。
这种离开临时“母亲”就没法活的日子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直到1948年秋才算真正结束。这些出身不同、性格各异、行事方式有别、时间长短不等的“母亲”，都同样的淳朴善良、爱憎分明、勇于担当、果敢智慧。她们的品格影响了我的一生。
上观新闻：那些年您的父亲在干什么？
邓伟志：1925年，我的父亲邓果白被中共组织选送到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在瞿秋白曾经任教的社会学系读书，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回到萧县组织长工会、短工会，继而正式成立薛庄农民协会，发展农协会员近千人，公开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组织农民开展一系列斗争。不久，他被选送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参加了北伐。
抗战时期，父亲作为新四军经常要随部队行动。那段时期，于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新四军四师骑兵团。骑兵团打仗勇敢，打了胜仗回来，战士们会让马表演节目给大家看，打滚、两腿站立、四条腿跳起来摇动。更逗的是骑兵团有两只猴子，竟会站在马上，脚踏长枪，令我们这些小孩既羡慕又妒忌。
让我难忘的还有一位杨姓区长。一天傍晚，杨区长叫我望风，他自己和几位党员在靠近打谷场的高粱地边草垛子后面开会。散会后，他在打谷场边讲故事给我听。可仅仅两天后，杨区长就牺牲了。
1955年的合家欢，后排中间为邓伟志。
「文人最好有“七分书生气，三分火药味”」
上观新闻：您的父亲是在上海正式踏上革命征程的，您又是如何与上海结缘的？
邓伟志：1956年，我本来是想响应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的，但班主任老师的爱人“怂恿”我去报外交。小孩子不禁夸，我高考的第一志愿就填了外交学院，但当时这个学校不招学生，所以就滑档到上海财经学院，来上海学习经济学。
上观新闻：听说，在大学期间您就与《解放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邓伟志：这种缘分，可以说从我刚懂事就开始了。作为随军家属，我跟随父亲住在部队时就常听人提起《解放日报》。虽不明所以，但谈论者一脸夸赞的神情，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来上海读大学，我自然成了《解放日报》的忠实读者。当上校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后，又顺理成章地成了《解放日报》通讯员。
为了提高稿件采用率，我一度兴致勃勃地研究每月寄到学校团委的《解放日报通讯》，琢磨写作技巧，还挤出时间去听《解放日报》为通讯员作的辅导报告。毕业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室，我有机会把精装合订本的延安《解放日报》通读完毕。调到华东政研室后，我每天一大早就跑到传达室，先看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40周年庆时，报社赠给我一个搪瓷杯子，我每天都会用它喝茶。摔坏了，就到补锅的那里用瓷补一下。这个杯子我用了几十年，一直都舍不得丢掉。
上观新闻：您当年进的是上海财经学院，为何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邓伟志：1958年暑假，上海财经学院与政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以及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合并，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未毕业的学生留下来继续学习。
一开始，社科院先安排我们到宝山大场参加军事夏令营。我近视，打靶很吃力，好在勤能补拙。到年底，我和所有同学都达到普通射手标准，夜行军也无人掉队。
这段经历让我体会到，文人少不了书生气，可书生气十足也未必好。文人最好是有“七分书生气，三分火药味”。有点火药味，文章才不会“钝刀子割肉”。文才加将才，才会大气磅礴，才会百折不回。
当时，社科院还特别鼓励学生写文弄诗。学社科理论的人习惯逻辑思维，重视抽象、归纳。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多练习写写诗歌、散文，可以训练形象思维，给思想插上想象的翅膀，在天空遨游。这能丰富社科理论工作者的思维方式，避免偏执的思维定式。
上观新闻：您还有个外号叫“邓争议”，这又从何而来？
邓伟志：生活上，我是一个求同存异的人；但在学术研究中，我希望能够求异存同。学问是问出来的，多问就是求学，而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随着问题的解决，各类观点的分歧与碰撞，便会引发自我思考，从而产生自我结论。拾人牙慧是没出息的表现，重复套话是“高级”抄袭。说得重一点，对上是“语言行贿”，对己是“语言索奖”。
几十年来，我在写作上坚持求异求新，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但也深切感受到理论上的革故鼎新并不容易。革故，“故”会出来骂，“求异”难免会被一些人视为异类。但学术研究与创作不是源，而是流。不断交流，触类则旁通。做学问、搞创新不可能没争议。争议也可以成为推力，推动逻辑更严密，概念更准确。
一触即跳，不是学者应有的气度。即使人家是吹毛求疵，也应当感谢人家花气力吹毛，感谢人家找出了“疵”。要堵住人家的嘴，应该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下苦功，堵在文章刊出之前。文章刊出之后就应当欢迎七嘴八舌，不怕争议。
「从“走马观花”到“下马观花”，再到“下马栽花”」
上观新闻：您多次用“走，读，写”三个字来概括自己的治学方程式，背后有什么故事？
邓伟志：回首往事，我觉得自己大体上做了三件事：读、走、写。如果把这三件事的内在联系讲清楚，可以列这样一个公式：读+走→写。“读”加上“走”，经过思考以后就能化合成“写”。
我是笨鸟先飞。我家门口有康有为与他妻子合植的几棵广玉兰大树，天一亮树上的鸟儿就“喳喳”争鸣。我知道，这是鸟儿在催我早起看书了。天一暗，鸟儿就回到树上叫几声，便开始睡觉，可我的夜读才刚刚开始。后来，我出了本散文集，书名便取作《人比雀儿累》。
我读书很杂，社会学本行的书要读，专业外的书我也爱读。我不是中共党史专家，但也读很多党史、军史著作。除了学术价值高的专业书，我还喜欢搜集、阅读年鉴之类的资料书，它们能帮我做到“心中有数”“言之有据”。读人物传记则是我的业余爱好。多看传记，能懂得前人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能使自己少走弯路。有时候，把一个人物好几个版本的传记对比着看，把书同报刊上的有关文章联系起来看，还会识别真假、看出破绽。
上观新闻：您有什么特别珍爱、珍藏的书吗？
邓伟志：有两部书是我特别珍爱的，因为来历很不寻常。一部是靠节衣缩食买来且经历“文革”幸存的《列宁全集》。40卷书往书架上一摆，谁看了谁羡慕。另一部是1947年由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它曾伴随我的父亲多次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多次经历敌机的狂轰滥炸却幸免于难，也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产。
上观新闻：读了万卷书之后，您又是如何行万里路的？
邓伟志：我曾在哀牢山上走，在贺兰山下的沙漠里走，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走，在长白山雪地上走。
在哀牢山中穿密林，马不肯走，但人不能不走。过去写文章我爱用“披荆斩棘”，可真正尝到披荆斩棘的滋味是很苦的。哀牢山的密林不同于北方的密林，雨水多，蚂蟥在树上。穿越密林时，蚂蟥会掉在脖子上。
再往前就要走猴子路。什么是猴子路？坡度陡到70度，陡坡上只有小碎石，不长草，没抓手，搞不好会滑下去，只能四肢着地爬。自那以后，我常对友人说，我有些文章是爬出来的。
对我们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行走是调查，调查是科学、艺术、作风的综合。社会上有些调查不是调查，是走马观花，是换个房间听汇报。真要了解社会，应当是从“走马观花”到“下马观花”，再到“下马栽花”。
我始终认为，作风与调查的信度之间有函数关系。好作风出可信的数据，可信的数据又会激发进一步改进作风、文风。
上观新闻：除了调查走访我国40多个少数民族，您还到过全球60余个国家，有哪些感触？
邓伟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去过全球60余个国家，接触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人。他们肤色各异、穿着不同、风俗多样，但见了我们基本都会说“你好”。
百姓之间交往，通常是“以文会友”。这里的“文”，更多地指文化。比如跟肯尼亚人交谈，最好以“人类起源最早”来开题；跟埃塞俄比亚人打交道，最好从“是你们的小羊把咖啡送到世界各国”说起。他们听了一定会高兴，话匣子也就打开了。这是点赞，也是讨教。从一两本、两三本书里看到的概况，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土生土长的人知道的多。这就叫“文化开路”。
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作为中国人一定要自尊、自爱、自信，要大气，要有正气。社会学有个分支学科叫“比较社会学”。坐井观天，要么容易夜郎自大，要么容易认为“月亮是外国的圆”；出井观天，放眼世界，就会清晰地看到一中有百、百归于一以及一体多元、多元一体。异是多样，是丰富，也是凝聚共识的前奏。差异近看仿佛是大峡谷，远看不过是脸上的皱纹。熟悉了百国百姓，更感五洲交辉的可贵。
上观新闻：前些年您出版的《邓伟志全集》，多达25卷、1000余万字，令人惊叹。
邓伟志：我曾总结自己“十部曲”的写作经验，即读书、求教、调查、放眼、思考、看穿、写作、传播、担当、从零开始。一言以蔽之，就是博观约取、言之有物、文责自负、永不停息。
写是读和走的化合物，写是思想的表达。读难，走难，写更难。我知难而进，且还在进的过程中，还要奋进。
邓伟志 1938年出生，安徽萧县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