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88.6万人，比上年减少0.4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2489.4万人，比上年增加1.07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1881.06万人，新增7.03万人；深圳市常住人口1768.16万人，比上年增长4.78万人。与2010-2020年间加起来年均百万级的人口增长幅度相比，近年来“北上广深”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这一方面，有超大城市调整功能定位和产业疏解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今天的年轻人对大城市的“执念”没有那么强烈了，有了更广阔和多元的选择。如果说“逃离北上广”在2010年还是被迫无奈的选择，那么今天“就业下沉”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事实和趋势。而且这种趋势不再是只有向上或者向下的单行道，而是有机会可以来回切换的旋转门。其背后不仅折射了一代年轻人心态的变化，也反映了一批新兴城市的崛起。
“就业下沉”这个趋势像石缝里钻出来的草木，发展得慢而坚决。
我们选取了今年春节前三周的情况和去年同期进行了对比。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活跃的本硕博求职者数量占全部高学历求职者的比例分别同比去年下降了5.4%、3.1%和4%。本科学历的求职者在二线以下城市的数量有明显增长，以五线城市的增幅最为显著。
与之相比，硕士学历的求职者更加青睐新一线城市，期望在一线、四线和五线城市就业的比例都有所下降。博士群体选择在一线之外的城市就业的比例明显增加，因为本来基数小，所以博士群体选择在三线、五线城市就业的比例同比增幅最大。
尽管如此，从绝对比例来看，一线城市依然是高学历年轻人的第一选择。接近三分之一的本科求职者，超过40%的硕士求职者和超过一半的博士求职者选择在一线城市就业。分学历比较还可以发现，学历越高的求职者，选择在高线级城市就业的比例越大。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吸引了超过70%的高学历人才，只有不到30%的人才可供其余层级的城市“争夺”。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业下沉”更像是一种高线级城市人才供给的“溢出”。从一线、新一线城市逃离的年轻人，随着城市化和产业升级的浪潮逐渐渗透到了中国经济土壤的深处，给生长在“根部”的企业带来了新鲜血液。
从数据上来看，新一线城市已经全面超越一线城市，成了40岁以下的高学历人才的第一选择。
40岁以上的高学历求职者选择一线城市的比例为38.9%，选择新一线城市的比例为32.1%，除了该年龄段以外，其他年龄段的高学历人才选择新一线城市的比例均高于一线城市。
22-25岁的高学历求职者选择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最高，选择在一线和二线城市就业的比例相差无几。30-35岁和35-40岁的求职者选择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近似，而选择二线及以下城市就业的比例较低。可以看出，年龄越大的求职者，在就业的偏好上越倾向于高线级城市。
从今年的同比来看，各年龄段的高学历人才选择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都在减少。换句话说，“下沉就业”已不止是年轻人的选择，许多已经在一线城市扎根多年的高学历人才也在往新兴城市流动。虽然高学历人才选择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下降幅度不大，但各年龄段的比例一致下降，说明趋势的确存在。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22岁及以下和22-25岁的年轻人选择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也有所下滑，选择去往三四五线城市的热情则非常高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40岁以上的高学历求职者还在往新一线城市加速流动。这或许表明，新一线城市吸纳就业人口的容量可能正在慢慢靠近“峰值”，青年人才的“溢出”效应初见端倪。从年龄段来看，越年轻的求职者去往三四五线城市就业的热情越高，流动的“加速度”越快。
部分城市人口增量比较
在当前阶段，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在人才争夺战中的强势，从宏观数据上也能得到验证。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成都、杭州、南昌、青岛、宁波、郑州、嘉兴、南京等新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和二线城市人口增量超过十万，增量高于北上广深。在全国人口增速下滑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
谈到工作，收入永远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一线城市的薪资水平远超其他线级城市，高学历求职者的平均期望月薪超过17000元。与一线相比，在新一线城市求职的高学历求职者平均期望薪资水平在11000元左右，二线在9000元左右，三线为7000元左右，四线、五线只有6000元上下的水准。高线级城市和其他线级城市的收入落差，无疑是现阶段超过70%的高学历求职者仍然留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原因之一。
分行业看，IT、互联网行业仍然是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吸纳高学历人才最多的行业，但占比略有下滑。非学科培训的教培行业在二、三、四、五线城市有广大市场，吸纳高学历人才就业也最多，并且占比仍有上升的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各线级城市，生产制造行业的求职者比例都有所回升，并且增量极为显著。除此之外，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高学历求职者占比也有回暖的迹象。作为吸纳高学历人才较多的传统行当，运营、法务、设计、财务和市场等岗位的高学历求职者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本科、硕士、博士三大学历层次的求职者选择比例增幅和降幅最大的城市，充分体现了高学历人才在各线级城市之间流动的趋势的特点。
例如，上文提到，本科学历的求职者选择在二线以下城市就业的比例有明显增长，南阳、柳州、阜阳、新乡、济宁等城市的上榜表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本科毕业生返乡就业已经成了城市间人才流动的一个重要趋势。过去许多年从山东、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流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为今天的返乡就业潮提供了充分的基础。
与本科人才相比，硕士求职者明显更加青睐苏州、西安等新一线城市，无锡、嘉兴、常州、绍兴等苏浙地区的二线城市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吸引力。博士人才选择比例增幅最大的城市以新一线和二线城市为主，珠三角地区的中山、佛山和珠海榜上有名，高校众多的苏州、济南、重庆和武汉等城市也展现出了对科研人才强大的吸引力。
尽管“逃离北上广”说了十多年，但是目前北京和上海仍然是本科求职者选择就业比例最大的两个目的地。2023年初，选择在北京就业的本科学历求职者同比下降了10.1%，但绝对比例仍位列第一；选择在上海就业的本科求职者同比下降了8.7%。从数据来看，新一线城市也不是本科人才的终点，选择在郑州、长沙、沈阳和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本科人才比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综合名单来看，高学历求职者向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较为显著，“苏锡常都市圈”、“西咸都市圈”等都市圈的人才效应得到凸显。与一线城市相比，产业基础好、教育医疗条件相对优越、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二三线都市圈、城市群有望成为高学历人才就业的有力增长点。
高学历人才的就业下沉，在今天已经不算是一个新闻。年轻人在大城市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大、通勤时间长、缺乏个人生活空间、房价过高等问题促使一代又一代打工人不断向外寻求新的“桃花源”，由此制造出“离开北上广”、“返乡就业”等众多社会话题。
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下沉就业”不失为一个积极现象。随着新兴产业的落地和各地政府出台的“抢人”政策的兑现，一线城市之外的广阔天地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对当地来说，高学历人才的回归也带来了新的技能、知识和想法，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不少年轻人已经发现，自己的家乡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放得下身体，放不下灵魂”的地方，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逐渐深入，“回家”反而让一部分高学历年轻人找到了自己的竞争力所在，打开了职业发展的新思路。而且离开北上广，也不意味着自此就与大城市再无关系。随着区域协同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平衡，职业和人生不同阶段在不同城市之间切换、或者在大城市赚钱在中小城市生活，也在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众多迹象表明，今天的年轻人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更倾向于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和岗位，而不是单纯地追求高薪和城市名气。从根本上讲，与“在大城市工作”的虚名比起来，今天的年轻人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工作、生活的平衡，“下沉就业”可能既非无奈之举，也不代表对生活品质和职业发展追求的降级。与其说这是“学历贬值”，不如换种心态看待年轻人的“主动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