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知识传播，就改变了信息分配的机制。短视频平台汇聚了一大批知识创作者，又让这些知识以符合社会所需的低成本方式进入到千家万户。

特约撰稿丨连清川

我刚刚上高一的时候，是非常绝望的。我的成绩经常在班级里面排得很靠后。

倒不是因为我偷懒，不爱学习。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必须是考大学了，否则我爸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能回家种田。

因为我的物理和化学都是全班垫底的。我太绝望了。

幸好，从高二开始分科。我上了文科，从此以后告别了物理化学。所以我能考上大学。

物理和化学太可怕了，要把所有的公式都背下来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我之所以文科成绩好，恰恰是因为诗词之美，地理之趣味，历史之故事，都让我兴趣盎然，无需督促，就自己用力。

但是物理和化学好玩在哪里？那些用公式谋生的人大概都很无趣吧。我还是离他们远点好。

所以我在抖音上看到“不刷题的吴姥姥”的时候很惊讶，因为我竟然看进去了，一看就是好几集——而她讲的是物理学，却有400万人关注。

她是同济大学退休物理老师吴於人，一个真正严肃的物理学家，参与过大学物理教科书的编写。在她的视频里，没有公式，没有复杂的物理理论，是对一些物理现象问题的回复，是一些妙趣横生的物理小实验。

吴姥姥强调说：学好物理不是靠刷题刷出来的，而是在物理中找到乐趣。

所以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大概当年我并完全因为理科商太低所以不行，而是我从来没有发现物理之美，化学之美，数学之美。我错过了一批美好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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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朋友圈里刷到一篇文章《看飞机的人》，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里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它其中提到的数据吓到我了：中国有十亿人尚未坐过飞机。

我当然没有天真到以为飞行旅行已经全面普及，但是这个数字太大了。

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生活在互联网中的人，总有一种幸存者偏差，总觉得在互联网山呼海啸的行进之中，教育与知识的普及已经无往不利，它已经终结了教育的困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平等的获得知识的途径。

但事实总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抖音上有一个号叫做“喜洋洋拼音课堂”。

图/网络

博主杨维云今年74岁。她是安徽宿州当了30年小学语文老师，又当了20年幼儿园园长。最初她开设抖音账号的原因，可能和许多退休的老人家一样，突然从工作中脱离出来，想要找点有意义的事情做而已。当然，以她的经历，最好就是教小朋友们学拼音。

但是她越教越觉得不对。因为在账号里经常发生互动的，竟然是成年人。她这才发现，原来中国有那么庞大的一个人群，是文盲。这个数字是真的惊人的：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中国仍然有3800万文盲，而其中75%是女性。

杨老师在抖音中经常性的开场白就是：在这里听我的讲课的有宝妈，有小老板，有打工的。我这里不收钱，也不占用大家的工作时间。

这的确是短视频拼音教学的最大利益了。这些文盲所遭遇到的困难是真实的，而即便当他们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也无济于事。他们很难进入全职学习的状态，他们也找不到学校能够从零开始教授识字，并且，他们必须用大多数的时间来谋生。

杨老师在抖音上的碎片化的、直播式的教学，是最适合他们的学习方式。

在抖音上的知识传播，可以从杨老师开始，改变许多人的命运。但是杨老师的粉丝是38万人，只占全部文盲人数的1%。

如果能够让更多的文盲看见杨老师，或者让更多的杨老师出现在短视频的平台上，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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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都市，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在知识的获取途径上，已经完全平等了。

难道不是吗？如果你有疑惑，可以用搜索引擎；如果你没有成片的时间，可以通过音频碎片化学习；如果你不方便随身携带，可以求助电子书。只要你能联网，一切的知识都触手可及。

但是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知识传播的困境是永恒存在的。有时候是因为物理原因，知识无法进入到大山隔绝的偏僻之地；有时候可能更加简单，就是知识本身所具有的难度。

我在中学时候所遇见的问题，就是知识的难度：物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当它只是以公式的方式呈现，而并不是以兴趣的方式呈现的时候，我永远也无法跨过它的门槛。

因而，知识的传播在今天，依然具有非常强大的不平衡性。简单地说，在资源丰富的一二线城市，知识传播的便利性与广度，自然就要大大地超过小城市和农村。

短视频的知识传播功能，恰恰能够跨越和穿越这样的自然不平衡，从而穿透知识传播的障碍。

在2023年央视的感动中国颁奖礼上，主持人连线了一个视频墙，在这个墙上一共有13个人。这个集体奖名字叫“借助互联网传授知识的退休教师”，或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银发知播”，老人家的知识传播。

图/网络

这其中有前面提到的吴姥姥，有网红教授戴建业。但是看到几个名字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震惊了。

77岁的舒德干，古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物种起源》的翻译者，而他在抖音上讲解的是美国最伟大的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的《自达尔文以来》；87岁的汪品先，中国深海研究权威中的权威，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天体化学和地球化学家，中科院院士。

他们在抖音上实在都时髦得很。汪院士有抖音号，舒院士直播导读古尔德，欧阳院士拥有讲航天视频合集。

如果没有抖音短视频，这些院士大概永远也没有机会能够直接向农村或者一些偏远小城市的公众普及他们的知识。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物理距离与知识门槛就隔绝了这样的可能性。可能他们现在的这些粉丝中的大多数，穷其一生也不会听到他们的名字。

但是短视频知识博主的身份，让他们降下身段，用普通公众能够了解的语言，来讲述他们的知识，来传播他们的认知，来调动公众的兴趣。

这些银发传播者无疑是伟大的。汪院士的视频中，并没有关于深海研究的高深理论，而只是对海洋知识的一些普及性传播，而欧阳院士的科普视频，达到了2.3亿的惊人播放量。

2022年，有45位院士、4位诺奖得主在抖音分享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抖音上认证的教授更是接近400位。

知识的确是有门槛的，但知识同时也是渐进的。只有从基本的知识开始，人们才能向更加高级的知识进阶，而这些院士教授的“降维打击”，是使许多人开始认知知识的魅力，并且从这里通向更加高级的专业知识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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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

何为信息不对称？是因为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不平等性，导致了人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平等。它可能起源于千千万万个不平等的理由。因为生活区域的不同，因为贫富的不同，因为教育程度的不同，等等不一而足。

有些不对称无从解决。例如，因为贫富的不同，所以人们掌握教育资源就无法相同。一个亿万富翁可以请小提琴家来给孩子上家教，或者请美国文学博士来给孩子教英语。这种不平等将永恒存在。

但是有些信息不对称，只是因为简单地信息分配机制的缺陷。

还是用我自己举例子。当我在高一对物理课产生绝望的时候，并不是我不想学好物理，而只是因为我的物理老师的教学方法无法引发我的兴趣。这个时候如果吴姥姥是我的物理老师，我对物理的兴趣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从而有可能变成一个理科生，世上少了一个评论员，多了一个物理研究员。

图/图虫创意

但是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抖音，吴姥姥也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农村中学里。

短视频知识传播，就改变了这种信息分配的机制。短视频平台汇聚了一大批知识创作者，又让这些知识以符合社会所需的低成本方式进入到千家万户。

在某种程度上，它改变了知识传播的结构。传统的知识传播，通过教育机构、出版机构、出版市场等等方式，来进行知识的配置。

但是问题是，这些传统模式，所无法解决的恰恰是物理界限、知识门槛与贫富差距这些基本的知识传播局限。

利用短视频APP的普及性、数据匹配的技术，以及短视频本身知识门槛的下降，可以极大地突破知识传播原本所难以突破的信息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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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短视频的功能被单一地描述为娱乐功能。这也可以说是短视频的起家之处。

但是当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得以发展的时候，它就必然地要具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功能。短视频从最初的娱乐，发展到社群和社交，发展到商业，现在，它的知识传播功能也正在日益强大。

“银发知播”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或许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这些退休的老师、教授、院士，利用自己已经退休的相对充裕的时间，无偿地为众多的用户进行知识的传播。

图/图虫创意

但是我们并不能期待这样的惊喜，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尽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老师、教授和院士，会通过短视频知识传播的方式，给予公众以知识、科普和文化的提升。

但短视频知识传播应当要能够成为一种常设性的，甚至是赢利性的传播结构，它才能变成一种机制性的知识传播结构。

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它应该变成一种有意识的建设，成为一条知识传播的主渠道，成为公众通向知识的一条通途。

我们永远不能低估知识传播的困难程度，就如同我们无法期望互联网能够彻底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800万文盲要能够大部分地脱离自己的困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杨维云老师一个人，而需要数十个、数百个杨老师这样的人，出现在抖音，出现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文盲有可能知道、获得、并且规律性地进行拼音学习，从而改变自己的处境，甚或改变自己的命运。

诚能如此，那么，短视频，甚或扩大说，互联网，会是给人类带来的一个真正福祉吧。

这样的短视频知识传播，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