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路迟

近日，一女子在高铁上制止“熊孩子”吵闹反遭其家长掌掴、辱骂一事，引发了对“正当防卫”问题的再次关注。

5月2日傍晚，女子王某某独自乘坐高铁，因后排三名儿童不断吵闹、踢椅背，王某某遂与其家长杨某某（女）发生了多次争吵。

根据传出的视频可见，在两名女子争执过程中，先是家长杨某某用右手手背挥打王某某面部，后者起身还了一次手，杨某某不断对王某某进行言语谩骂，且举起水瓶准备砸向王某某，被乘客劝下。

不料到站后，反而是“熊孩子”的父母，即杨某某及其丈夫报了警。经调查后，成都警方将此事认定为互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对杨某某处500元罚款、对王某某处200元罚款。”

一次看似日常的纠纷却在公共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大部分网友，似乎更能共情王某某。

“挨打了能不能还手？正当防卫与互殴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类似争论没有停歇。

5月8日晚，司法部官方微博中国普法就“高铁掌掴事件”发声，称有3个问题需要厘清：什么是互殴？如何区分正当防卫与“互殴”？该事件能否认定为互殴？

“互殴泛化”这个历来争议不断的问题，借这次事件再次浮出水面。

与之对应的另一大关键概念“正当防卫”，也再次被热议。对正当防卫的关注、定义与考究，反映了公众从朴素道德层面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视时而立仪，也昭示着社会成长和文明进步的长足需求。

01

被人殴打，能否还手

被人出手打了，我能否还手？

放在传统社会或原始社会，这或许没有多大争议，人们靠着自发建立并遵守的朴素道义、江湖规矩，“以牙还牙”式的同态复仇主义、平等主义，代替法度维系着人心对社会的信任。不说“打人还手”，“杀人偿命”甚至都可以被接受。

以人为本的现代法制，根据社会发展的多面需求制定而出，且在不断完善以适应更符合文明社会复杂现状。但人内心深处的朴素道德判断依旧，比如，时至如今，我们仍然会为“恶有恶报”的故事感到痛快，诸如《黑暗荣耀》式的复仇文学仍在大众文化消费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因此，“正当防卫”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从传统道义到现代法度之间的桥梁。这一违法阻却事由，既是现代社会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维护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法律武器。

据我国《刑法》，“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通常认为，构成正当防卫需满足起因条件、时间条件、意思条件、对象条件、限度条件等五个条件。

《民法典》也有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不过，具体情形下的防卫是否合法、合理，常被演化为程度和尺度的问题。

今年2月，最高检在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里，对“正当防卫”进行过一次修订：“因琐事发生争执，双方均不能克制而引发打斗，对于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一方先动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侵害，还击一方造成对方伤害的，一般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

在高铁事件里，根据直观的视频片段，公众几乎认同“熊孩子”家长主动掌掴女子、举起水瓶欲行伤害等到举动，都属于“手段过激”。

此前，罗翔教授在公开谈论此次事件的视频里也提到，“家长方属于过错方，在孩子被指责后还辱骂他人，而且还先动手打人，手段明显过激。”

双方都受到了行政处罚，这来自执法机关的判定。根据目前所有的证据，成都警方作出了责任的主次之分，于法有据，并无不妥。

而作为一项公共议题，由此事件引出的、值得注意的，还有司法部“普法文章”提到的“互殴泛化”问题。

顾名思义，“互殴泛化”，就是把原本可以不定义为互殴的复杂现实状况，概括进了互殴的领域。

互殴与正当防卫的界定与区分，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及理论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刑事委员会主任郑晓静律师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强调：“从形式看，‘互殴’与‘正当防卫’都实施打击的暴力行为，准确区分二者，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综合考量案发起因、双方过错、暴力正当性、危害性等客观情节，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

在郑晓静律师看来，“高铁掌掴”一事件中，女子王某某被定为“互殴”而非“正当防卫”，关键在于“（王某某）第二次击打是属‘反击’还是再次‘击打’”。

“正当防卫需要时间上的及时性，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如果时间不及时，侵害行为已经结束，不能称正当防卫，而是事后，又称“迟误防卫”，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不属于正当防卫。”郑律师认为，此案中，如果家长先动手打了女子，打完后，女子随即挥手打家长，叫“反击”，“但因为王某某第二次反击与挨打之间相隔了7秒钟，所以不属于正当防卫。”

只不过，“及时、恰当，不能迟延，不能过当”的反击，对于大部分普通人似乎是超出经验与尺度拿捏的，因此更准确的法度判断，需要结合具体情境里的公共秩序、道德与情感变量。

02

“法无需向不法屈服”

一女子下班遇到歹徒要强奸她，她假意服从，待男子放松警惕后，一脚将其踢入粪坑。歹徒挣扎着要爬上来，女子连踩三脚，导致歹徒死亡。

该女子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这就是罗翔口中那个著名的“粪坑案”，虽是虚构，但以其通俗直白性，借此案，罗翔区分了“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报复泄愤）”两大概念：在一般人看来，由于歹徒造成的危险尚且没有解除，因此，罗翔认为女子行为不仅属于正当防卫，而且“三脚不够，最好再来一板砖，不是为了报复泄愤，而是确保‘危险排除’。”

不难理解，在合乎常人情理的情况下，如认定某一危险情境或人仍在对自己造成威胁，此时的“防卫”界定应当适当拓宽，为人的本能自保意识留出空间和余地。

近年来，山东“于欢刺死辱母者案”，云南“90后退伍女兵反杀醉酒男案”，河北“涞源反杀案”，昆山“龙哥案”，福州“赵宇案”等知名热点事件，都在推动大众层面对“正当防卫”法理运用的关注与完善。

相较于法的限度和标准，人们越来越关注道德情境下的具体行为和尺度。

2020年9月3日，最高司法机关出台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强调防卫者优先的保护理念：“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切实矫正‘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向，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法无需向不法屈服”，这一著名法理学格言最初于1848年由德国刑法学家贝尔纳提出，现如今也成为一句老生常谈的法治精神。

在2020年一次由检察日报社主办、人民检察杂志社就正当防卫为主题承办的“三人谈”讲座中，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兴良对这句话进行了阐释，“其本意是指一项权利没有必要向侵害这一权利的行为屈服，任何一项权利的背后都自然而然地包含着一项防御性的反制权，包含着对侵犯该权利的行为进行反抗和驱逐的权利。”

“高铁掌掴”事件里的被打女子王某某接受罚款，但坚决不接受和解，且已申请行政复议，要求秉公执法。

在5月7日的社交媒体上，女子发文称：“我始终觉得仗着人多最先恶意出手打人者，如果哭一哭后悔道歉就能和解的话，那以后谁打一巴掌都可以哭哭和解没啥后果，这样的结果我说服不了我自己”。

法律之外，情理之中，当事人所描述的困境，是很容易理解的。

02

公共场所的力场

此事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面积的呼声，除了视频传递出来的是非、先后问题，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共鸣，即太多人在高铁、列车等公共场所，受到过“熊孩子”的叨扰和折磨。

法理学上有个较为普遍的公众常识，即刑法的重点保护对象，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

但究竟何为“弱势群体”？广义上，老、弱、病、残、孕及贫困失业人士，是朴素认知及社会学、法学界定的“社会弱势群体”，其本质在于处于社会不利地位。

不过，这种不利地位的形成，需要结合“长期性、普遍性的就业和社会生活”的不利环境进行判断。

在高铁这种长时间、半封闭的公共场域里，强与弱的力场产生了短暂更迭和变动。

公众之所以大范围对女子王某某产生共情，未必因为她是人数上的“弱势者”，而是从朴素情感上，太多人都有过在高铁、列车等公共场所被“熊孩子”叨扰的经历。

孩子的玩闹对他人造成了负面影响，不论是“踢椅背”还是精神吵闹，严格意义上都属于一种侵害，这份侵害的负责应该找谁讨要？

对儿童的行为失范感到不堪忍受背后，是对其监护人无视公共利益与秩序的不满。

郑晓静律师提到，“如果孩子伤害到该女子，按照罪责自负的原则，不能认为是家长对女子故意伤害，仍然认定为孩子伤害到女子，家长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罗翔在这次分析里亦说，“案发的起因就是小孩踢椅背，是个不合宜的行为，年幼不代表没有对错，每一个熊孩子背后几乎都是熊父母。”

根据《民法典》第二十三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主要是父母，应对其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同时起教育作用，在公共场所教育孩子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秩序。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徒法不足以自行。”郑晓静律师认为，“与其说正当防卫相关立法不足，不如说是法律规定、指导意见、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不足，司法机关仍需努力。在认定正当防卫时，适当转变保守的态度，大胆适用，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立法精神，作出公正裁判。”

编辑 | 向由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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