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青椒”是如今年轻人对高校青年教师的简称。
这份曾经被人定义为“铁饭碗”的工作，如今却成为了内卷最严重的“重灾区”。
如果将重点院校的“非升即走”比作大公司的“末尾淘汰”，那么这群进入小城市和双非院校的“青椒”，就像是小公司的打工人。
“原本兢兢业业只求一份工作，没想到某一天，学校却开始推行狼性文化，考核标准‘向上看齐’，涨薪、升职却只字不提，还随时要面对末尾淘汰和失业”，接受采访的一位“青椒”说道。
没有人脉、没有平台、没有经费，又无法换工作，只能被迫“内卷”……这群“青椒”的35岁危机，或许来得比互联网大厂员工们更早一些。
带着对这个群体的好奇，本期显微故事走进被迫内卷的“青椒”群体，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教育产业化之下普通人的无奈。
文 | 陈拉其
编辑 | 杜锐锋
三年前，王峰刚从广东某211高校博士毕业时，当时的他面临两个选择：
要么去大城市名校“卷”年薪30万元的“非升即走”（又称“预聘制”，在第一个聘期内老师没完成合同目标，职称无法升上去，下一个聘期则不再续聘）；
要么去双非院校拿年薪15万元左右的编制再慢慢“熬”待遇。
“我博士毕业30岁，一旦6年预聘期出不了成绩，相当于35岁后就失业，风险太高”，自知无科研优势的王峰，最终接下来自三线城市“双非”高校的教职offer。
“有编制、旱涝保收，还有社会地位，这是父母口中稳定体面的工作了。”
本以为工作稳定高枕无忧，直到王峰正式进入学校，才发现自己根本“躺不平”。
从第一天起，王峰就不断从人事处、成果处或学院其他老师那里听到论文、课题的重要性，“按照学校要求，新教师首聘期为4年，此后每年1小考，4年一大考，小考核方向为科研、教学、社会服务；大考内容为三项是否达到一个总值”。
大考核没通过，职称就上不去，续两个聘期没过，则要面临降职称，或者调岗等“处罚”；除此之外，承诺的25万的安家费并非一次性发放，如果无法通过每年的考核，安家费也只是空头支票。
没有职称的老师，就是学校鄙视链的最底端，而调岗到边缘性岗位更是等同失业。
思来想去，王峰不得不投身“内卷”。
最近一个学期，他完成了200个课时的教学任务，参与课题2项，同时兼职实验室管理老师、监考4、6级考试等多项任务，就连过年在忙于“找项目”、写基金本子。
图 | 某“青椒”的年终总结
因为没有职称，王峰一个月到手5200元，他自嘲为“知识民工”。
同样“被迫”卷成果的还有在某新一线二本院校教书的何文，“以前是图稳定、清闲来当大学老师的，没想到现在又穷、又忙、又不稳。”
10年前，何文硕士毕业到这所二本院校教书时，学校书卷气比较浓厚，他因此没有将“职称”放在心上，“学校里有很多讲师，到40岁才着手申请副教授，他们专注于上课，靠课时费也过得挺开心。”
但这几年学校氛围开始发生变化。2021年，学校开始筹备“冲一本”，为大量博士提供“编制”，同时针对学校认定的A类和B、C类博士提供10万到50万元不等的补贴，“评副教授的要求也不苛刻，只要能申请到青年基金或者出专著就行”。
随着招聘的博士越来越多，何文所在的学校也越来越“卷”。
从今年开始，何文所在院系的专职教师已不接受国内高校博士，只要海归博士乃至博士后；而针对已在岗的“青椒”，学校则传出了“招生下行，经费有限，如果该聘请内没评上副教授，下一聘期或许无法续签”的消息。
为增强自己的竞争力，35岁的何文申请了另一所985院校的在职博士，“不然真失业了，靠着硕士学历或许都找不到一份工作”。
“高校也不再是铁饭碗了，这一切都源于中国毕业的博士太多，学历贬值了。”在民办院校担任专岗教师的宋迪总结说。
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后，每年博士都保持着大体量的“供应”。
根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23年，我国应届博士毕业生达到7.52万人，其中约40%去往高校和科研机构。
一方面是博士增多，另一方面中国的高校数量不仅没有增多，反而因为大学合并呈现“减少”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五花八门的考核手段进行“选拔”。
图 | 重压之下，也有不少“青椒”选择离开
以宋迪所在的学校为例，因不属于事业单位，工资需要学校自行解决。为提升招生、就业率、学校口碑及实力，学校将许多指标压在了老师身上。
“一旦老师完不成，就扣绩效。”宋迪说。
而民办老师去外界讲课机会少、拿不到课题项目，除了工资以外难有其他收入。因此宋迪除了完成日常教学，带比赛、兼职许多行政工作外，还需要评职称、去学校的科研机构帮忙，以及发论文。
“可以说，只要走了高校这条路，‘卷’是唯一的出路。”宋迪说。
其实，从小卷到大的“青椒们”并不害怕卷，真正的痛苦是卡在“卷不赢”和“躺不平”的间隙之中。
“我们双非院校的科研平台不够，学校又制定了脱离实际的要求，我们老师夹在中间两面为难”，何文说，他所在的二本院校甚至对老师提出了“发C刊”的要求——C刊一般指CSSCI来源期刊，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
“发这种刊物，更多是看学校背景、老师名气、是否有新实验数据，我们这样没什么名气的学校，投递后几乎没有机会”，迫于无奈，不少同事目光放在了“申项目”上。
“申项目并不要求必须是省级项目，市级、校级、院级都可以”，何文顿了顿，“这样就留下了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所谓“可以操作的空间”，就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人脉、关系。
作为毫无根基的新人，王峰深深体会到了作为“外人”的疏离感。“青椒”职务低，无法担任PI（首席研究员，项目的实际负责人），王峰只能加入其他老教授的项目组“熬”资历。
“小城市关系错综复杂，有限的资源又被牢牢掌握在学校老教授们手里”，排在他前面的有老师的“嫡系”、拥有强社会关系的本地人……
项目组边缘人员的王峰，无法在校内申请到项目和资金支持，科研迟迟无进展。
今年是王峰入职的第三年，眼瞅着首聘期即将到期，手中还没有成果，王峰陷入了焦虑。
王峰也试过将目光放在校外，力求接触一些企业，“这样能有一些成果写上去，好评职称”。
但现实是残酷的，“企业要的是命题作文，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但学校评职称要的是基础研究，是可以指导理论的”，巨大的需求差异下，王峰根本吃不准企业需求，更别说解决企业的难题。
接连和企业接触后，王峰陷入了“自卑”中，“我也知道有成果了好谈合作，但一个最基本的药理实验，需要用6只小白鼠，小白鼠50元一只，一天喂养费2元，如果没有资金支持，我连小白鼠都用不起，怎么出成果？”
无论是校内科研，还是校外合作，青椒们陷入了“晋升悖论”中：年轻老师们需要有项目才能出成绩晋升，但项目又不会垂青于年轻老师。
为了能获得资源和重视，王峰从老家搞来一堆特产，到处送礼，开始在小城市经营人脉，“我感觉自己在做科研，但又不是在做科研”，王峰有些无奈，“但是没办法，我没有成绩，去不了别的高校，去了也要重头再熬。”
按捺住躁动不安的心，王峰只能继续“仰卧起坐”。
在王峰看来，高校改革后，“青椒”的路比以往窄了太多。
“我从读本科开始，就决定读研、读博，然后进高校了。但现在我给本科生上课时，都建议他们，如果找到工作了，千万别继续读研，也不要觉得进高校当专岗老师轻松。”王峰说。
首先，读到博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现在考研已经高考化”，王峰特地研究了最近几年的考研题目，发现近些年难度陡然上升，“要是我参加考试，绝对考不上的”。更有消息传来，如今研究生卡毕业率，不少学校“调高”了硕士研究生延毕率，硕士毕业相较以往变得困难。
入学读博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2021年开始，“申请―考核”制逐渐取代统考，已经成为国内高校招生博士的主要方式。
在这一模式下，考生需要提供能证明自己的材料，包括不限于证明科研能力、外语能力多、博士计划书等材料，还需要向导师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
“最关键的是公平问题”，王峰解释，由于“科研”考核的存在，导师在选取博士时会偏向于能产出文章、自己认识或者关系更亲近的学生，这也意味着出身普通的双非考生读博的通道变得狭窄，甚至部分985、211高校甚至只招收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那些出身“普通”的学生只能去次一级的学校。
“现在高校在招聘时，又特别看中毕业院校。不能去一个好平台读博，跟不了好项目，毕业压根进不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做专岗老师，大部分只能做行政、辅导员或者进企业工作”，在王峰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划算的选择。
“行政老师和大部分企业，并不需要普通学校毕业的博士，那你花时间读了干嘛呢？”
除此之外，博士毕业难度也增大了。“博士虽然是3年制毕业，我们学校从2020年就规定了必须4年制，但实际上4年制如期毕业的只有15%，大部分都是5-6年。”在浙江某双一流院校读博的陈周豪说。
而在湖北某高校读博的李佳维则称，自己所在的学院“实打实要末尾淘汰20%的博士”，被淘汰意味着延期，需要半年后再重新开题，然后再走评审流程，“并且可能被再度淘汰”。
许多针对“青椒”的项目，有“男性35岁，女性40”岁的限制，因此越年轻的青椒，申请项目的机会越多、成功几率越大。
如今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年龄越来越“苛刻”，甚至有的高校已经开始招募28岁以内的博士生。
图 | 入职青椒卡年龄，已不是秘密
“按照如今的模式，一名学生22岁本科毕业，一战就考上了学硕，3年硕士毕业，4年博士如期毕业，也要29岁了”，何文说，“更何况在我们这样的普通二本院校，学生很难一战上岸读研，大部分都要二战乃至三战，就算博士顺利4年毕业，也都31岁了。”
“而且，许多学校在招聘时候，要求第一学历本科层次要高于招聘学校”，何文顿了顿，“对二本的学生来说，走高校专岗这一条路实在是太难了。”
尽管如今高校内卷严重，“但相比于私企，高校还是轻松很多的”。
可以做项目、外出讲课，甚至到一定级别能走行政道路，“前景”和“钱景”都不错，许多在高校工作了一辈子的父母，正在想尽办法让孩子在小城市高校或双非彻底卷起来之前“上岸”。
这些“资源掌握者”的孩子，青年高校教师形成了某种诡谲的竞争关系。
王峰曾见到一位省会城市“正高”职称的教授父亲，在孩子读大学时就替他规划好了进高校的路径。“这个孩子英语一般，高考勉强去了一所没有保研名额的外地双非一本，按照他父亲的规划，孩子只要读下研究生，毕业后就能进自己所在的高校。”
但这几年，高校的门槛越来越高，教授们也开始发愁：进入高校必须要博士，孩子迟迟考不上重点学校的研究生，海外研究生要么国内承认度不高，要么毕业难。
最终这个父亲将目光盯上了小城市一本院校。他计划让孩子去境外读一个“容易毕业”的研究生，然后回国内托关系读个博士，以此为跳板，调到省会城市来。
为此，教授特意多次前往周边的二线城市，“提前给孩子铺路”。
“这些孩子如果顺利进入高校，一定会抢占大部分资源”，王峰说，“何况实在走不通，还有行政这条路。”
行政岗相对于专岗教师来说，招聘要求稍低一些，“许多地方要求研究生即可”，不少教授子女通过这一途径进入高校，然后再提升学历，伺机转成专岗教师，“就算不转，他们的工资也比老师高”。
眼瞅着小城市双非学校的平静蜜月期即将结束，已在围城里的青年高校教师也在抓住契机挣扎“上岸”，“只要拿下副教授，就不担心失业了”，王峰说。
许多“青椒”自费购买版面，或者去一些小国家“读博”来满足海外经历的考评条件，也有不少“青椒”开始申报各种项目、补贴来推进停滞的科研。
望着如今越来越多博士卷向大专，王峰有些庆幸，“还好毕业早，不然我连卷的资格都没有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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