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度过的，无多少幸福可言，但很快乐。到我儿子这一代，生活应该无忧无虑了，但我感觉到他缺少快乐。
这与他的羸弱的身体有关。妻子怀孕期间，在家里开着一家副食店，我正在崇仁校办厂打工，通常我是礼拜天回家的。有一次她来崇仁进货，顺便来校办厂看我。崎岖的马路在山岭上蜿蜒，一路颠簸后，孩子提前两个月出世了，体重不到五斤。
三岁那年，他独自趴在台球桌上玩球，没有人去理会他，他一个倒栽葱，从台球桌上掉下来，半晌没吭声，全家人都吓傻了。后来，他懂事了，就抱怨我们：“我这人本来还要聪明好几倍，因为你们的不小心，让我的聪明度下降了至少三分之二。”
唯一能让他感受到快乐的是店里的玩具。他从货架上，玩一下，就无法再卖了，日子长了，他的玩具比卖的玩具还多。他能吃的东西也多啊，可他的嘴不馋，糕点零食不爱吃，却喜欢喝饮料。那是有一种饮料叫娃哈哈果奶，他一喝就全身发出像痱子一样的斑疹。
我们就禁止他喝果奶，才知道反而触发了他的逆反心理。有一次，放在柜台上的几瓶“哇哈哈”果奶不见了：没有人来买过呀。全家人一起找，结果在台球桌下找到了儿子。他已经喝了五瓶，正在开第六瓶。本来果奶是用一根塑料管戳一下，插进去就可以吸了。他戳不进去，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一根生了锈的铁钉，把果奶戳出一个大洞，连瓶就着嘴巴喝。
这次真喝多了，第二天立竿见影，全身上下都是点点红斑。皮肤奇痒，吃药打针，吃够了苦头。
他四岁那年的一天，家里来电话，说儿子发高烧了。我急急忙忙赶回家，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包车连夜到了县城妇保医院。医生一量体温，说：“啊，41度了，这么高啊！”
医生开了药，打吊滴的是个实习医生，她把针头从我儿子的右额戳进去又拔出来：“奇怪，怎么找不到静脉啊。”然后把针头从我儿子的左额戳进去又拔出来：“还是不行，真找不到，还得右额打。”如此反复了几次，儿子哭得喉咙都哑了，三、四个大人把他强按在台子上。
这样实在是委屈了孩子。挂上盐水后，妻子抱着他，我拎着药水瓶，走到妇保医院门口。一个艺人在用面粉捏玩具。我们买了一只很漂亮的画眉鸟，儿子开心地笑了，脸上还挂着两串泪水。
接下去还得打吊滴，儿子额头上密密麻麻针孔，找不出打针的地方了。于是，护士选择在儿子的小腿直骨处挂，同样是几进几出。我的心也揪紧了，妻子更是直掉眼泪。我们不住地表扬儿子，说他勇敢，还给他看小人书。
说来也奇怪，他看着小人书，竟然全神贯注起来，不但不哼一声，连眼睛也不眨一下。他很爱读书。我们给他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他出生那一天是文昌日，孩子将来是个“秀才”。
可谁料到，第一天把他送进幼儿园，他就跑回来了。我拿起一段我自己也觉得重大木柴“追打”他，他母亲连拽带哄，诱他往幼儿园跑：“哎呀，这么大的柴爿打下来，命也没了，快跑啊。”“追”了一阵，看他跑进了幼儿园，也就罢了。
儿子那年也才四岁。打那后，他还真没有逃过学，从小学到初中，成绩在班上、学校里都是名列前茅的
他七岁上小学。暑假里，我去安吉地铺做竹制品生意，想带儿子去看看钱塘江。我们乘大客车过王城、王坛、青坛，还没有到绍兴，儿子就晕车了，脸色泛白，呼吸急促，还吐了好几次。我们只得在一个叫平水的地方下了车。
“爸爸，我不想看钱塘江了，我们回去吧。”他可怜地看着我。
“好好好，我们回去。我们就乘车回家去”我答应着。
“我不要乘车了！我不要乘车了！”儿子对乘车都害怕了。我们走走停停，抱一程背一程，待他睡熟了，乘一站客车。醒来他又闹着下车。这百来里路，折腾了十个小时。
儿子渐渐长大了，但他的体格依然差，但我们理会他。那时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好，夫妻俩为了挣钱，分居两地。我在城里开了网吧，把儿子带到城里念书。放学回来，他趴在电脑桌上做作业。做完了，就找一台空着的电脑，竟然游戏与大人们一起杀怪、PK。
大年三十夜，家家户户都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我们父子俩什么也没有，只得泡了两碗方便面。吃着吃着，儿子说：“爸，我想妈妈，想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
我鼻子有点发酸，等一阵爆竹响过，我就牵着他的小手，走到大街上。整条大街除了烟火，冷冷清清，啥也没有，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卖羊肉串。我俩吃着羊肉串，一人一台电脑，玩着过了年。
有时候，我总是以孟子的那段话来安慰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我内心深处，总觉得是亏欠了孩子。
而今，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无法再让孩子回到童年，再来好好补偿他，给他以父爱母爱。我只有对他说，儿子，我们欠你的童年一份快乐，但你欠我们一份自信和勇敢。在你很小的时候，我们买给你电脑和网球拍，你选择了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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