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开罗大学，当了两年汉语老师的桦桢目睹了当地教育的现状，以及各个阶层对教育的热衷。教材内容落后、教学安排紊乱，学生们仍旧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并试图用一切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2020年8月初，我从埃及离任回国后，开罗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秀丽给我发微信，请求我修改、提高她的平时成绩，理由是她父亲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了。
在埃及，我遇过各种向我索要分数的借口：陪老公出国所以不来上课、工作太累于是没精力写作业、怀孕了头晕所以考试看小抄……秀丽没交作业，理由是爸爸病故。这令人同情，可因父亲去世就给她高分的话，不能让那些刻苦用功的学生心服，我只好拒绝了秀丽。
2018年9月，我作为国家公派的汉语教师，飞赴埃及开罗，以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教师的身份工作。
开罗大学是世界名校，也是埃及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名分上相当于中国的北大，这里不仅造就出数位诺贝尔奖得主，还培养过阿拉法特、小池百合子等世界政坛领袖。
刚到埃及的第二天，我就接手了一门开罗大学中文系大四的中国文学课程。
课堂里的学生分为三种：最顶尖的是少数精英，他们几乎都已去中国的名校交流过；中间的大头，是汉语水平尚可的普通学生，他们通过了汉语水平三级或四级测试（HSK）；剩下的极少部分，是直到大四还没学会汉语的学生。
虽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埃及高校的汉语专业教育发展了四十余年，但除了零星几本埃及本土编写的汉语语法教材外，其他课本都来自中国。
我拿到的中国文学课本，更像是份复印资料，有白色胶版纸的简易封面、黑白复印的装订内容，找不到任何有关作者和出版社的版权信息，这是为了防止埃及其他高校中文系知晓彼此在用什么“秘籍”来教学。老师和学生拿到的全是影印本，唯一的母本被秘藏在由教学秘书管理的仓库中。
许多课本并不适用于埃及的大学生，要么内容已过时十余年，要么直接选用中国的中学课本，缺乏针对阿拉伯人编写的教材。有一门叫作“中国小说”的课，我翻看课本，满篇全是作文训练。
削弱教学效果的，还有由二至三名老师“接力”授课的安排，同一个班的同一门课由两名或三名不同的教师（至少有一个埃及人）车轮式循环讲授，至于每个老师具体承担什么内容，全凭私下商量。每次上课前，我都要问学生他们学到哪儿了。
上课不久，我就发现学校没有上下课铃声，迟到经常发生，后来我跟学生提：既然你们都是半个小时后才能到，干脆咱们把上课时间往后推迟半小时。他们一致否决我的提议，说推迟的话他们就来得更晚。而且距规定下课时间一小时左右，就会有个别学生以各种理由要求离开，再过半小时，许多学生都要求马上下课了。
学生迟到、早退并不因为他们懒，而有现实的原因。开罗大学配备的便宜宿舍条件差，夏天室内温度四十多摄氏度，还没有风扇。大多数埃及学生因此住在校外。
有的搭乘小巴、地铁，经过两三个小时才能抵达学校，交通上耗费的时间太多。有些研究生甚至住在外地城市，每周搭乘火车来开罗上课。当那些赶末班火车的硕士要提前离开时，我总叮嘱他们抓紧时间，别误了列车。
开罗大学的课间也不固定，什么时候休息，主要由老师决定。每天不固定的礼拜时间，也会影响课堂进程。当大喇叭传来的诵经声响起时，我最好暂停上课，让一部分学生去完成他们的宗教仪式。
于是一门两小时的课程，减去前后一小时的浪费、课间十至二十分钟的休息，有效教学时间只有五十分钟。
我的很多课程结课前，只讲到了课本的一半，没人要求把课文都教完。或许在校方看来，有个中国人站在教室里，比教材内容是什么更重要。
埃及的中文系学生也习惯了，他们看重应用，只要说出的话能让中国人理解，可以忽略语法错误。当一个学生指出另一个学生的语法错误时，常收到“可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反驳。
他们考试的时候主要靠背，记忆晦涩语句，对从小接受宗教经典背诵训练的埃及学生不是问题，许多人就算不理解课文内容，也可以背得一字不差。
但这样无法使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就学生的汉语名而言，最常见的是李小龙，许多埃及学生还有猛兽系列的汉语名，诸如“白狼”“黄狮”“猛龙”，一眼望去，杀气腾腾。因为地中海文明有以先贤、圣哲为子孙命名的传统，所以又有学生叫“孔子”“妈祖”的，构成神圣系列。孔子、妈祖、李小龙，他们三个可能是同班同学。
虽然相比埃及本科生，中文系研究生有着至少四年的汉语学习经历，但一些人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记住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先后顺序，已算是较难的考点。当考试题是写出两个《三国演义》里角色的名字时，依然有人答不出。我教过的一个中文系博士生，没听过孙悟空和唐僧。
埃及学生理解的中国，首先是红色，一有中国文化活动，女老师和女学生都围上红头巾，活动现场挂起红灯笼，贴上红剪纸。汉语比赛现场总是一片鲜红的色彩。比赛选手的诗朗诵、演讲内容，也是一个比一个“红”。
我指导过一个全埃大学生汉语诗朗诵比赛的选手，他没能夺冠，只获得第五名。那个学生认为没得第一的原因，在于我给他推荐的诗歌不够“主旋律”。
我给中文系大二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一个叫璐璐的女生，走到我面前，说：“老师，我是这个班的第一名，我叫璐璐。”
我本以为她还有第二句话，有什么事情找我，结果她亮完“学霸”身份便走开了。
璐璐有一个专门的小本子，用来写她给自己布置的作业。凡是我在课堂上提到的超纲词句、语法，她都在小本子上造句，然后拿给我批改。有个句子我印象很深，大意是：“为什么璐璐这么晚还没睡觉呢？当然是在学习啦。”
她身上有种超越环境的干劲和朝气。第二年，璐璐就成功到中国一所名校做交换生。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提供了优沃的奖学金和便易的申请流程，学习汉语的埃及学生，大都有到中国留学的梦想，但真正如愿的人并不多。
我做过奖学金申请的面试考官，残忍地淘汰掉不少有梦的青年。名额总是有限的，而面试的问题也考验学生的应变能力，比如：“到了中国以后，如果你的中国朋友邀请你喝酒，你会怎么做？”类似的还有交不交中国男朋友的问题。
有同学在参加相关面试前，问过我该怎么回答喝酒的问题，我给他的答案很简单：礼貌地拒绝，耐心地解释。他还特意为面试剃净了满脸的胡子。
也有很多学生，被迫留在埃及读汉语硕士。埃及女性直到今天仍不能自主离开国境，她们要出国，必须得到家里男性监护人的同意。不少埃及女生到中国留学后，装束变化，这令许多埃及家长心生恐惧。
一些汉语专业的男生明确表示：他们娶老婆，坚决不娶学汉语和其他外语的女性——她们心灵“不纯净”，难管。
所以，那些水平不错却没去中国留学的女硕士，多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或丈夫“不批准”。也有一些水平不佳的学生，未达到申请留学的条件，而他们水平不高的原因，也往往在于本科时不被“批准”去中国做交流。
博士班则有不同的情况。博士生基本都去过中国，然而她们大都已为人妻、人母，要照顾一个或几个孩子，现实的约束让她们必须回到埃及。她们的汉语运用能力已经很强了，选择继续深造主要是为了拿个证书，提升学历。
未能到中国深造，大多数中文系学生留在埃及本地就业。
有次我给开罗大学中文系大四讲汉语写作课，布置了一篇让学生谈毕业理想的作文。大部分人的理想，是当导游。
埃及的国内公立大学学费低、学生多，开罗大学在读学生常年超过二十万。但埃及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国内并未提供很大的高端就业容量，健身房的雇员、酒店大堂的经理及停车场的保安队长，都有可能是开罗大学的毕业生。导游已经算高收入的体面职业。
在开罗工作了一年以后，走到埃及的任意一个旅游景点，我都能遇到我的学生。他们带着中国的旅行团，举着小旗，在一件件文物前用汉语耐心讲解。中文系硕士班和博士班上，超过一半的学生是在职导游，他们甚至在课下给自己打广告，要老师找他们报团旅游。
小青是硕士班的肄业生，她没读满一个月就放弃了，但收获了我这个客户。她在中国大连交流过一个学期，汉语口语还算流利，只是总把“女”字念成“牛”，使旅行团成员们听了一路“牛神”的故事。
能成为导游的学生算比较优秀，资质稍差的学生在莎草纸店、香精店、工艺品店等做导购。走在开罗的哈里里市场，感觉每家店都有能说一两句汉语的人，一边推销商品一边说“进来看看不要钱” “China，Number One！”“我爱你，中国” 。
为了让中国顾客消费，有人把香精瓶设计成中国的十二生肖，还把莎草纸画上的古埃及图样说成“埃及的福禄寿”“埃及的摇钱树”“埃及的步步高升”和“埃及的招财猫”。
我和大四班上一位男生的初见，是在他推销莎草纸画的店铺里，他用流利的汉语向我推销商品。我们聊起他在哪儿上学，才发现我俩是素未谋面的师生。
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学汉语的确给埃及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除了以汉语为专业的学生，孔子学院也面向全社会招生，有各行各业各专业的人来学习。
艾哈迈德是孔院听力班年纪最大的学员，28岁，微微谢顶，留络腮胡子。他下午五点下班，六点半赶到孔院。和他关系好的阿里，是个21岁的男青年，哈勒旺大学导游专业学生，和艾哈迈德一起学习汉语。
放学后，艾哈迈德总热情地邀请我和阿里到咖啡馆看足球赛，并用他那辆大运摩托送我回家。
“埃及人和中国人，在一辆摩托车，很好。”艾哈迈德载我在车流中穿梭，扭头微笑说，“很好！”我想纠正他应为“在一辆摩托车上”，又想提醒他不要回头。但他的速度实在快，吓得我抱紧他的腰。
和其他学生相比，艾哈迈德汉语程度不高，学习能力也不强，但他有强烈的去中国“发财”的野望。
“老师，我问你一件事。”某天下课后艾哈迈德找我咨询，“有个中国人，他在北京，有一个房子，叫我去北京卖烤肉，还能学汉语。你觉得我可以吗？”我告诉他：如果他会烤肉，又愿意学汉语，当然可以去，但我怀疑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老师，我的中国朋友叫我给他四千元，然后我才能去北京。”一周后，艾哈迈德又找我说。我问他：“你从哪儿认识的这个中国朋友？”“微信。”他说。
我告诉他这个人可能是骗子，艾哈迈德也早有怀疑，但过强的欲求使他舍不得跳出陷阱。
“你是中国的大学老师，你可以帮助我和我大哥去中国上学。”一次在咖啡馆，阿里磕磕绊绊地讲，“大哥”艾哈迈德微笑着，一脸期待地着看我。
“首先，你们的HSK四级成绩不能低于180分……”我每说完一条，阿里就用阿拉伯语向艾哈迈德翻译一条。报名的门槛不高，听得艾哈迈德很是激动。
“老师！”艾哈迈德用力地拍拍自己的胸口，“我向你保证！HSK4，我会考过180分。你也要保证，”他诚恳地指向我，“让我去中国留学。”
我不是招生人员，无法保证任何东西，只说：“我可以帮你们申请。”但在他们听来，帮忙申请像是保证招收。阿里开始幻想他到了中国要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艾哈迈德则不厌其细地打听起各级奖学金的数额，规划未来他如何靠留学中国来养活全家老小。
“老师！我认识一个中国人，叫艾里。他很有钱。他把旧手机绑在身上，带到埃及来卖。”艾哈迈德向我比划如何在衣袖和裤腿里藏手机。提起艾里，他一脸羡慕。
“我想和他一样！我也要去中国带手机。”看到我有些犹疑，他补充道：“可以的。埃及人很喜欢手机。我带一个可以赚一千埃磅。”我告诉他：“不行。你先努力学习吧。”
“相信我，”他又摸着胸口，“我很努力。我有孩子，我有家庭，我很努力。我保证通过四级。你要保证我去中国。”他说得那么坚定，然而那晚是他最后一次和我在咖啡馆聊天。一周后他就再也没来上课，更没有参加考试。
阿里说起他：“我的大哥？他换了工作。他工作的地方很远。”我想应该是艾哈迈德的亲人不再支持他去中国“发财”的幻梦，养家的压力令他不得不换一份更加辛苦的工作，他没有精力再学习汉语。
虽然艾哈迈德带手机的理想听上去不怎么光彩，但他梦想的破碎还是令我伤感。
接下来，我打算帮阿里申请留学，但他咨询了几个埃及同学后，决定改学校换专业，报工商管理。我告诉他，以他的学科背景和学习成绩，很难被他选的学校和专业录取。可是他坚持。
后来，阿里没能出国，一直留在埃及，做一份和旅游相关的工作，偶尔在朋友圈发发与中国人的合影，和我渐渐断了联系。
2020年初，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埃及社会也因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而滋生不满情绪。老师们戴口罩上街会遭遇挑衅，偶尔被孩童追打、民众辱骂。埃及的汉语教学工作也面临挑战。
有些埃及家长和学生担心会增加感染风险，到课率是以前的一半。中国老师也担忧讲台下的学生，他们大都是乘地铁、搭小巴来到学校的，一路上缺乏防护，感染风险不小。初春时的埃及社会普遍相信别戴口罩、保持距离的防护措施，于是中国老师也收到了别戴口罩，以免造成恐慌的建议。师生就这么“赤裸”相见了。“老师，你知道么？我的同事不和我握手。”一个博士生说，她的表情有点苦涩，又试图保持微笑。因为和汉语有关联，别人就远离了她。听她这么说，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些学习中文、传播汉语的学生们，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偏见。
“老师，今天我请你吃饭。你要牛肉三明治还是鸡肉三明治？”有位曾和我在政治问题上较真的学生，也向我这个中国人表达善意，好像想说明他们不怕我。那天，我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请。
开学一个月后，埃及政府终于决定把学校教学转为线上。那之后，我就再没见过我的那些学生。5月底，我离任回国。6月，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一些埃及学生亲属因新冠去世的消息，可是我无法做到因此去修改任何一个学生的成绩。
8月下旬，原定在6月初举行的硕博考试终于结束。我收到硕士班班长的微信消息，她发了个双手合十的表情，说：“我们考完了，谢谢老师，非常感谢。”
我想，也谢谢你们学习汉语，非常感谢。
*文中人物为化名。封面图片为2019年11月开大孔院的“孔子学院日”活动。
文章来源：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