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1959到1961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那时候，农民们没有收成，全国都没有粮食可吃，人们只能靠吃树皮，啃稻草充饥。
很多人饿的脸色蜡黄、双腿浮肿甚至有的出现了色盲。
那三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了3000万。
那时，很多乡下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活下去，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城里，祈求可以有好心人收养孩子。
可当时城里乡下是一样的困难，谁也没有吃的。
所以，很多小孩子都被送进了孤儿院。
这让很多大城市的孤儿院都陷入了困境：孩子越来越多，但粮食没有多少。
大人不能眼睁睁的让孩子都饿死。
于是，妇联负责人找到了周总理。
周总理想了想，拨通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电话。
总理说，看看内蒙古能不能调来一些奶粉，让孩子们先过难关。
可乌兰夫想的是：“一车皮奶粉能顶多大的事，能维持多久呢？倒不如把那些孤儿们接到内蒙古来，让草原牧民抚养。”
于是，他跟总理下了个军令状：
“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就这样，3000名孤儿陆续从上海赶往内蒙古。
这个跨越六七千里的南北迁徙，对于年幼多病的孩子并不是什么简单事情。
到了内蒙古后，他们有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国家的孩子”。
为了给这些孩子养活，刚开始并没有让当地的牧民领养他们，而是把他们带到了保育院让他们适应环境，调养身体。
孩子们到了保育院后，可难坏了保育员都贵玛。
因为，她要一下子照顾28个小娃娃。
而她当时只有19岁，没有太多的经验。
“当时28个孩子中，最小的刚刚满月，最大的只有6岁，照顾他们吃喝拉撒睡，我都不会，只能一步一步地学。”
为了给孩子照顾好，她开始学习如何抱孩子、如何判断每个孩子是否吃饱了、如何安抚孩子们的情绪。
慢慢的，她找到了诀窍，照顾孩子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了。
可日常照顾还行，一旦有孩子生病，都贵玛就又开始紧张起来。
有一次，为了找医生她大晚上骑着马跑了几十里地，这一路上寒风凛冽，还有恶狼围堵。
这些生命危险，她都顾不上了。
有时候，孩子们在深夜发烧了，她就一直守着床边不敢离开一步。
在她的眼里，这28个娃娃就是她的亲生孩子。
等孩子稍微长大了一些，会说话了，有一天突然叫了她一声“额吉（妈妈）”。
那一刻，都贵玛泪流满面。
等孩子们适应了内蒙古的环境后，政府便给孩子们找了寄养家庭，也有很多牧民骑着马、赶着勒勒车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
可每走一个孩子，对于都贵玛来说都是心如刀割。
她说，这些孩子不但是“国家的孩子”，也更是“自己的孩子”，从成为他们额吉的那一刻起，自己就是他们一辈子的妈妈。
几十年后，都贵玛抚养过的孤儿头发都已经变得花白，但只要见到都贵玛依旧会喊一声“额吉”。
而都贵玛依旧像从前一样，喜欢摸着孩子们的头笑笑。
她说：“无论他们到了多大，永远都是我的孩子。”
在当时，牧民们来领养孩子的时候都喜欢领年纪小一点的，可以到了最后还剩下六个比较大的孩子。
哈音哈尔瓦公社卫生院33岁的护理员张凤仙看到后，回家和丈夫商量着要领养，两人一商量就把这六个孩子全部领回了家。
为了缓解他们养孩子的压力，当地的粮食局发给了他们15公斤大米作为救济粮。
张凤仙为了让孩子们吃到饭，冒着特大暴风雪走着去政府背粮。
那一路上，寒风刺骨，大雪没腿。
可张凤仙一直走了百余里地。
这期间，如果她不小心摔倒了没有爬起来，那她就会冻死在路上。
好在，她安全抵达，为六个孩子背回了救命粮食。
等孩子长大一些后，张凤仙拼尽全力供他们读书，上学。
她说：“自己没什么文化，但孩子不能不读书。”
在她的培养下，六个孩子个个争气。
老大考上了南京气象学院；
老二当上了采购员；
老三老四参了军；
老五当了邮电局话务员；
老小考上了南京大学。
等把孩子们都培养成人后，张凤仙却倒下了。
1991年，张凤仙在弥留之际告诉孩子们：“我还是希望你们回南方，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可孩子都摇头说，不找，草原就是我家，您就是我妈。
其实这么多年来，张凤仙一直没有让孩子们叫她妈妈，而是称作“张阿姨”。
因为她说：“你们是国家的孩子，我只是大草原上普通的一员。国家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再苦再累，也要把你们养大成人。你们在南方有自己的父母，你们就喊我阿姨吧。”
然而这六个娃娃早就把张凤仙当成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在张凤仙离开后，六个孩子为她立了一座碑，墓碑上刻着：“母亲，张凤仙之墓。”
多年未能叫的母亲，他们终于可以叫出来了。
如今，当年许多收养孤儿的草原妈妈们都已经去世了。
而孩子们也早已羽翼丰满，在草原上扎根建设以回报养育之恩。
就像斯琴高娃说的那样：
“一位母亲收养一个孤儿，叫做善良；一个草原收养了3000名孤儿，应当说是一个民族的博爱，是草原母亲最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