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网站11月19日发布《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574号（教育类433号）提案答复的函》，对题为《关于将托儿所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提案》进行了详细答复，详细介绍了目前学前教育领域的相关扶持政策和经费投入，给出了“关于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各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进一步研究论证”的结论，答复函还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是贯彻落实政府责任，着力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努力满足老百姓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的需求”。
因义务教育制度的存在，中国大众长期以来对解决教育资源不足形成了政府包办的路径依赖。“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呼声已经持续多年，学前教育也如法炮制，然而这不是解决之道。
实际上，中国现有的学前教育体制中仍有占比30%左右的各类公立机构，而且经费投入也不低。《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显示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099亿元，超过高职和中等职业教育。但是，公立学前教育的办学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公立幼儿园的分布严重不合理。知名行业研究自媒体“中教投研”发布的《疫情下中国幼儿园行业发展现状调查分析报告2020年》显示：公办园有4.56万所分布在农村，占全部公办园总数的55%；城区的公办幼儿园数量仅为1.18万所，占比仅为14%；镇区的公办幼儿园为2.51万所，占比为31%。这个分布状况与2010年相比变化不大。公办幼儿园并没有跟上十年来城市化的脚步，不少人口空心化地区的公办幼儿园存在的意义仅限于事业编制。而且，公办幼儿园的管理也存在明显的“体制病”。虽然名义上收费不高，但年节送礼等陋习普遍存在，家长经济负担并不轻。更重要的是，这种风气对孩子的成长十分不利。
现实情况是，要模仿义务教育的模式激活公办学前教育系统，是大投入、低产出的低效运作。不仅会带来沉重的经费负担，而且还有很大的管理难度。正确的方向依然是市场化，降低准入门槛、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鼓励市场竞争是重中之重。
目前对民办幼儿园的批评主要是收费昂贵，这并不是市场机制的正常结果，而是源于行业管理设置了超高准入门槛的后果。在中国一线城市开一个民办幼儿园的门槛要多高，可以从下面一则公开报道中看出端倪。
2018年10月31日某一线城市官方报纸发表了《XX首个微小型幼儿园已经开园》的报道。该报道介绍了XX市XX区当年2月发布的《XX区微小型幼儿园开办工作指引》的通知中，将“微小园”定义为：办学规模较小的全日制幼儿园；办学规模在5个班及以下，入园幼儿在150名以下；办学许可证有效期设定为4年。和常规幼儿园的办园标准相比，XX区教育局对微小园办园的硬性规定有所放宽，办学规模从至少6个班降到5个班及以下；收托幼儿（3-6岁）数量设定在150名及以下；生均用地面积从10㎡下降到7㎡。如果符合办学条件，少至1个班也可开办。
报道的主要对象是卉华幼儿园的前身芊卉幼儿园开业8年后，因场地租赁变更，导致面积缩小到1100多平方米，比规定的标准少了100平米。如果不是工作指引的出台，这家幼儿园前途堪忧。即便有了法规依据，审批流程长达五个月。还要根据指引规定，园舍周围50米以内无污染、无噪声影响，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的层数应为3层及以下等规定，园方进行了改造升级。
从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在一线城市办一家民办幼儿园的要求有多么苛刻，即便办理成功，其存续又是多么脆弱。规定了办园人数的下限，即便是放宽为微小型幼儿园，门槛也绝不“微小”。各项投资大致算算要在数百万元，显然很难收费廉价，也很难普惠。而这在一线城市是普遍情况。还有地方不仅限制民办园的开设，还限制其发展，专门出台了民办幼儿园不准上市、不准开设分园等等限制。这些又是出于什么考虑？每一条规定可能都有合理的解释，却不能解释因此造成了成本激增和供给不足。
这样的高标准真是大众需求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吗？毕竟学前教育只是正式教育之前的过渡阶段，高标准真有多大现实意义吗？芊卉幼儿少了那100平米就失去了办学的资格了？150人、180人的下限有合理性吗？
这些复杂、苛刻的规定，拉高行业门槛，看似保证了供给质量，实际上是减少了市场参与者、提高了基础成本，造成了事实上的“饥饿营销”，迫使消费者在无供给和高价供给的极端中作出选择。办园难才是学前教育资源稀缺、昂贵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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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