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位于北半球的中国已经非常寒冷了。可大洋彼岸的美国温度却还是不冷不热，可此时已被困美国多时的中国女物理学家王明贞却感觉到异常寒冷。这不仅是因为她刚刚遭受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感冒，还因为：她想要回国的愿望再次落空了。
此时的王明贞已经辞去研究所高薪工作一年多了，可美国移民局却一直强硬地不肯放她和丈夫回国。只因为：王明贞和当时同在美国的钱学森一样，属于被美国严格管控的A类人才。
早在留学期间，在物理学上极具天分的天才王明贞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在所有的理论考试中，她的成绩均是A+或A，她还一人考得了三个“金钥匙奖”，这是当时整个美国所以大学生的至高荣誉，而美国人不得不承认，这个荣誉三次被同一个中国女生考得。
出自名门且成绩极其优异的王明贞，还曾因与导师乌伦贝克一起写出的布朗运动理论而得到业界专家首肯，她的这一论文还被荣誉为：“二十世纪物理学最具影响的论文之一”。
二战期间，她还穿着旗袍参与了一项极其保密的工作：研制雷达。众所周知，二战中欧美主要参战国相继投入和使用雷达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二战的结束。以此看，王明贞是曾为二战结束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
因为在物理学上成绩卓越，王明贞后来甚至被国际物理界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王明贞与世界知名物理学家合影
也正是因此，研制雷达的工作结束后，王明贞就被暂留在了麻省理工大学的辐射科搞实验工作。
1942年，王明贞以优异成绩取得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取得博士学位后，她第一时间提出了回国申请。结果不出所料，美国以王明贞所做实验涉及最高机密为由驳回了她的回国申请。
为了阻止王明贞回国，移民局还放话说：“如果你敢偷偷回国被我们抓到，你将面临的是几年的监禁和四千美元的罚款。”这以后，王明贞只好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转眼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这之后不久，王明贞在报纸上看到了周总理对海外留学生的呼唤，一句“祖国需要你们”，让多少海外怀抱报国心的留学生蠢蠢欲动，这些学生里自然包括早就想回国的王明贞。
祖国的一声呼唤后，王明贞毅然辞去了她在诺特丹姆大学任的副研究员工作。辞职前，她给自己留足了半年的生活费，她以为办妥回国手续只需要半年便足够了。可真实情况却是，辞职一两年后，她的回国心愿依旧悬在半空。
这段难熬的时日里，若不是丈夫俞启忠在小旅馆里打工赚些钱，他们的生活将很难维系。可叹，丈夫也是教育界的高材生，可为了配合王明贞的回国之志，他竟日日忍受着旅馆的繁重劳动。
前天，同样和她一样归国受阻的其他朋友来家里探过消息了，虽然每次他们等到的都是渺茫，可他们中每一个的归国热情却都一直高涨着。
作为亲眼见过祖国蒙难的进步青年，王明贞等比谁都清楚此时的中国亟需科技人才，她想将自己这些年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科技知识传授给祖国的下一代，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才会有希望。
当时，俄罗斯因为重视科技发展，他们的物理学已经相当发达了，可中国却因为缺乏物理相关人才，在物理方面落后俄罗斯、美国等国太多太多。
作为亲眼见证过祖国被践踏的一代中国国民，王明贞比谁都知道祖国强大意味着什么。她和丈夫都知道，只有发展国家的科技事业，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可要实现这个理想，已王明贞等为首的这批科技人才必须得回国。而归国之路，却始终遥遥无期。
在无尽的黑暗里等待了两年多以后，1955年，周总理在了解到王明贞等的相关情况后大为感动，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包括王明贞和丈夫在内的70多名科学家坐上了回国的船。
那一天，当王明贞和丈夫携手登上离境的大船时，他们终于忍不住在船上抱头痛哭。
归国后，王明贞被安排进了清华大学任教授，她是当时清华的第一位女教授。而她的丈夫俞启忠则被分配到了农业部工作。
初到清华时，考虑到王明贞在物理界的极高成就，学校将她评定为二级教授，可在得知同船回国的徐樟本只被评为三级教授时，她竟恳请学校将给她的评定也改为三级。她说：“我回国是来报国的，这些评定都在其次，可若其他人在乎，这种评定会影响团结。”
后来，校方在考虑再三后不得不将王明贞的评定也降为了三级。当时的人都非常不理解她的这种行为，但她的丈夫却非常支持，他说：“只要能团结大家，她做什么我都支持。”
站上清华的讲台后，王明贞一直兢兢业业，她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她的学生都说：“王老师不仅是我们的严师，更是我们的朋友。”
王明贞备课极其认真，她对每一个公式、每一项系数都要经过自己的推倒和检验，她还鼓励学生和她平等地讨论。在清华，她还未大学年轻教师开设了高级统计力学课程，以提高年轻教师的理论修养。
虽然，此间的她因为学校体制等等原因没有回到她熟悉的统计物理研究领域，可她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清华的讲堂上，她创作了无数奇迹，其中就包括从不旷课、从不请假这两条。
相比清华的其他教授，她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她从不参与任何教学以外的事物，这些事物里还包括拒绝做教研组组长等。
对于王明贞这种看似无法理解的行为，其丈夫俞启忠却看得分明，他说：“她的初衷是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她一直在坚持初衷。”
王明贞的理想是一辈子在教学岗位上为国家尽可能多地培养人才，可理想与现实从来是有差距的。1968年，王明贞62岁这年的某个晚上，当她正在给学生备课时，她和丈夫都被人强行逮捕了。
被带走前，王明贞一边在拘留证上签字一边吃惊地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我还能指导我的学生吗？”
被逮捕后，王明贞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此后近六年时间里，她面临了无数次的审讯，每次审讯时，他们都在试图证明她有罪，可每一次，他们都失望了。可即便如此，他们也并未有释放她的意向。
被关押的日子里，王明贞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在美国等待归国的日子。这期间的她一直备受煎熬，因为和当年一样，她心里记挂着为国培养科技人才的理想，她有太多需要做的，可却又身不由己。一如当年，她面前的是无尽的黑暗……
相比其他入狱者，王明贞最担心的不是自己什么时候能获得自由，她最担心的是：长期被关押无法学习的情况下，年纪已大的她大脑很可能会退化。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一个教授，王明贞比谁都清楚大脑退化意味着什么。为了能保证大脑不退化，在监狱里的王明贞一有时间就在脑子里演算各种公式，她还将《资本论》中的数学演算都重算了，期间她还找到了《资本论》中的一些错误。
为了保持大脑不退化，每次洗澡王明贞都坚持用冷水以刺激大脑。每晚临睡前，她都会将头顶在地上，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大脑血液循环。她甚至还专门研究了一套健脑操，这套操在狱中的每一天她都在坚持做。
1973年11月9日，在狱中过了两千多个日夜后，她终于迎来了她期盼已久的自由。那一刻，她和其他所有被冤入狱被释放的人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其他人被放出后多会去找自己被抓的原因甚至想法为自己平反，可王明贞却只一边等待丈夫出狱一边继续扎进她的教学工作里。
王明贞很清楚，此时已经67岁的她没有太多时间为国家培养人才了。所以，她得抓进时间推进工作。于是，她第一时间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表，她还特别交代：自己将不会见任何客人，就连照顾她的侄女也只被允许每周日来她家探望她。
王明贞想把所有剩余的时间全部都用在埋头工作上，她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不久后，丈夫出狱，两人终于再次携手。与妻子一样，丈夫出狱后也没有丝毫怨言，只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在工作之外，这对患难且志同道合的夫妻的生活简单到令人咋舌。他们几乎无外事活动，平日一直住在学校老公寓里的他们吃的穿的也极其简单。
退休后，他们的生活就更加平淡俭朴了。王明贞有一张藤椅，是她回国时买来的，几十年来，这把藤椅经过了无数次的修补却一直工作在“一线”。
王明贞在修补藤椅
平日里，两人穿的衣服，如衬衫、夹大衣、中式棉袄、毛衣毛裤等，也都是王明贞自己亲手缝制的。
1996年，清华大学为王明贞举办90大寿的庆祝会上，她穿的就是自己亲手缝制的一件黑底带细碎花的罩衣。在吹灭生日蜡烛时，她许的心愿依旧只与祖国有关，她说：“我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回归祖国！
王明贞的一生，大概就是所谓真真为国为民的一生吧。生前是如此，死后，竟也是如此。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念乐曾回忆说，有一天，从未向学校提过任何要求的王明贞竟亲自找到他严肃打听了一件事，这件事不是别的，是关于遗体捐赠的事宜。
原来，王明贞和丈夫俞启忠早就商量着百年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为了能更好地做到这件事，在做出决定后的每一天里，他们夫妻两都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恰也正因为此，他们都活到百岁以上的高龄。
俞启忠去世是在一个冬天的半夜，王明贞为了保存好俞启忠的遗体，将俞启忠去世房间的屋子的窗户全部打开，第二天天一亮她就联系医院等相关单位做了捐献。
为丈夫做这一切时，王明贞心里痛极了，但她的眼里却已经没有泪了，老了的人再难过眼里也只有灼热而没有眼泪。对于王明贞这般为国家付出了所有心血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2010年，104岁、无儿无女的王明贞孤独地辞别了人世。离世前，她已将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