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会好奇，“国际化”的教育怎么会有“围墙”？
其实，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突破一个又一个隐形的束缚，持续拓宽人类可触及的边界。
文 |李璞
编 | Chris_guo
好的教育能使人视野广阔，在未来世界四通八达。所以在当今时代，优质的教育就应当是国际化的。
虽然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和海归随处可见，国际化教育项目遍地开花，但当大家还刻意提到“国际化”这三个字时，就说明相对中国教育的主流形态，它仍然是个小众的存在。这源于绝大多数人把国际化教育狭义地理解为“目标是离开中国，去海外接受教育”，对它充满不解和好奇，甚至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比如“逃避高考的捷径”“富二代的乐园”等。这样的信号，进一步说明教育的国际化还需要突破很多围墙，继续在自身的定位及模式、落实方法和执行路径、公众理念及社会价值传递等方面迅速突出重围。
清末民初，打破国门的“围墙”
在中国，最早的国际化教育源于清政府对翻译和外交人才的迫切需求，于是在1862年建立了同文馆，除了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还开设了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医学等科目。1872年，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学生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后来多人进入哈佛、麻省理工等顶级名校。培养出詹天佑、唐绍仪、蔡绍基、吴仰曾等一系列耳熟能详，推动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先驱。
这一外国课程加教师“请进来”，和中国学生“走出去”的壮举，让国际化教育的嫩芽，第一次在清政府闭关锁国100多年后的围墙上开出一条缝隙，让中国未来的崛起看到一抹曙光。根据当时记载统计，民国期间大约有10万留学生外出留洋，涌现了包括邓稼先，钱学森，胡适和梁思成等大量学贯中西的大家。
20世纪70年代，打破圈层的“围墙”
我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学校，是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各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其他外籍在京人士子女的教育需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家庭有了对更优质、更国际化教育的需求，从1978年到2020年的42年间，前往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近600万人，也催生出国内上千个国际化学校。国际化教育不再是富人的专属，它打破了圈层的围墙，成为普通家庭也可以选择的教育方式。
同时，国际化的校园也不断扩展，打破的地域的围墙。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欧美学校开始设置海外校区，比如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耶鲁大学新加坡校区，甚至还有以诺德安达学校Nord Anglia，世界联合学院UWC和贝赛思学校Basis为代表的的中小学。国内也不乏这些海外学校校区的优秀代表。
同时中国很多教育集团开始获取海外学校品牌使用权及收购海外校区，截至目前，包括英国德威公学（Dulwich College）、惠灵顿公学（Wellington College）在内的在中国开设分校或者合作办学英美系学校品牌近50个。同时被中国资本出海收购的校区也有10余所，其中包括英国戴安娜王妃的母校瑞德沃斯豪尔学校Riddlesworth Hall School 和所拥有900年历史的私立学校赛特福德文法学校Thetford Grammar School。
所谓世界性的校区，不应该仅仅是指校区位置的国际化，更是教育教学理念和资源、教师及学生群体的全球化。在教师国际化程度方面，很多双语国际化学校的外教都能达到50%甚至以上。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以及抗击疫情以来中国向世界展示的实力，吸引了更多外国学人的关注。
2019年在华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为184799人，规模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在10%以上。这样的趋势，也正慢慢渗透至基础教育阶段。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希望子女更多了解中国文化和体系，更好地掌握中文，选择让孩子来中国读书，甚至进入民办双语学校和比较国际化的公立学校。这样跨地域、跨文化、跨体系的世界性校园，给学生提供了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与众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师及同学思维碰撞的机会。
2000年，打破校园的“围墙”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校，都需要有明确的物理边界，隔绝纷繁的社会干扰，修筑好象牙塔，以保障学生心无旁骛地学习。但新时代的挑战，重新定义了学习的目的和形式。疫情之下，以最快速度和最低价格买到转机最少的回国机票，并安全从海外归来，就是留学生实力的证明。
原来只专注学习知识时代的“旁骛”也不再是“旁骛”，复杂环境中的观察及分析能力、逆境中的生存力及韧性、变数中的规划及应对能力，变得更加重要。如何赋予下一代这样的能力，是国际化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让青少年从纯粹的象牙塔围墙里走出来，看清并拥抱这个不完美的真实时代，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围墙的校园在国外一直都不新鲜。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的校园从来就没有围墙，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更真实密切地融入到社区和产业之中。例如威斯敏斯特公学这样的英国私立中小学的校园，很多也是没有围墙的。
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国际化学校作为先进教育理念的试验田，也正在打破物理的围墙，使中学生不只接受理论知识传授，同时能获得有实战经验丰富的行业精英的指导，这才能让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真正看清每个专业到底是什么，需要什么知识技能，未来职业如何发展，及课本知识如何在这个行业应用，为自己做正确的人生规划。
这点法国做得非常好，很多公立学校都会从初中开始，把职业教育作为必修课安排，每年都会举办各行各业专业人士参与的职业教育论坛，要求学生每年有一星期的职业体验实习。2020年英格兰学校和学院的职业教育报告中，也非常强调广泛的职业枢纽（Careers Hubs）和企业顾问（Enterprise Advisers）网络的支持，以及职业与企业公司（Careers & Enterprise Company）提供的服务对于中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当社区和产业更多融入学校的教学，也能为在校老师提供最新鲜的行业信息和实战经验，让教师不和社会及行业脱节，提升专业他们的综合能力和专业素养，以及他们对自己所教授学科如何推动社会进步有更深更全的理解，获得前所未有的荣誉感。
大量的K-12一贯制国际化学校的兴起与招生政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促使各个学段之间打破围墙，增进相互了解和融通，更好地统筹了教育目标的一致性，让衔接过渡变得更加顺畅，避免大量时间浪费在升学考试和择校上，最大程度让学校回归教育本身。
同时，国际化高中和海外大学通过开展先修预备课、高频次交流互访、大学教授担任中学客座导师、高校水平的实验室和课题项目在中学落地、鼓励学生参加海外大学夏校及项目夏令营等方式，增进相互了解渗透，不但使中学生更好地为大学学习生活做准备，让中学的教育教学目标及课程设置更匹配大学的要求，也能扩充中学老师及校长的学术能力和专业视野，整体提升国际化中学的办学水平。
从2010年左右大学慕课（MOOC）开始，线上学习成为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还出现了Minerva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在线高中等。2020年，疫情更加速推动了在线教育的普及和创新，国际化学校既是主动也是被动成为在线教育的引领者，不出校园坐拥全球资源。老师们开始做起了十八线小主播，颠覆性地改变传统课堂模式，逼迫常年求稳的教育行业，更加开放地寻求出路，整合技术和资源。
在Zoom、Microsoft teams、腾讯会议等在线协作工具的助力下，国际化学校把几十平方米的教室延展到整个世界，通过各种创意十足的解决方案，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身处不同国家、地区的老师和学生们通过点击鼠标在同一个虚拟教室上课，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线上的通道也为教师交流、培训、管理和评估提供了高效率的新途径。这是疫情赋予我们的特殊馈赠，让我们汇聚在无围墙、无国界、无延时的教室里。
后2020时代，如何继续打破认知“围墙”？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全球信息互通效率的提高，中国家庭对国际化教育的理解和需求开始出现不同的层次：从上世纪90年代“能出国”的单一希望，到2005年“进入海外顶级名校”的诉求，到2015年以后萌发的国际化生涯规划和终生幸福教育的理念，再到如今疫情下的VUCA（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时代，大众对国际化教育发展的刚需演进为“让孩子可进可退，灵活安全高效，多元化的素养提升”，不断给国际化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的命题。
2020年，有近4000名中国学生申请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本科课程，相比2019暴增30%，录取率约5%，同时美国哈佛及耶鲁大学本科录取的中国籍学生常年都是个位数，2020年诸多美国名校早申人数暴涨， 其中包括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等。如果选择让孩子进入国际化教育，只是为了进入世界名校，家长会发现竞争越来越激烈，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低。同时很多学生虽然进了世界顶级名校，却没有能力毕业；还有不少海外名校毕业的海归，与国内名校毕业生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就业竞争优势，国际化教育“考试出国，名校升学”的模式必须打破。这也是为什么在带有明显“应试”痕迹的国际部模式之后，越来越多拥有完整教育理念、体系和资源的独立国际化学校涌现的原因。国际化教育需要回归教育本质，更加注重学生综合胜任力的培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国际教育，就是英美教育。不过，近年来，更多国家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多专业高等教育路径，纷纷进入大众视野，或是风靡多年的意大利蒙特梭利幼儿教育方法，或是“把孩子的学习还给生活”的芬兰式教育，或是中西融合式的新加坡教育，或是实践和学术并重的瑞士酒店管理教育，或是在音乐教育领域极具代表性和声望颇高的众多欧洲音乐，舞蹈及戏剧学院教育，都激发了中国家庭对教育更加多元化的认识和诉求。此外，2018年中国学生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成绩名列前茅等，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教育的能量。优质的国际化教育不再是“英美主流学术”这个标准答案，而是家庭根据自身情况，分阶段和目标来选择教育模式，中国的国际化教育从“英美”主流模式的围墙里一步步破壁。
很多中国家庭对于学校拥有国际化教育的理念，具有双语优势及跨文化背景的高学历教师团队，以及全世界丰富的教育资源非常向往，但同时又担心孩子因未成年出国的各种问题，或进入国际化教育轨道而完全失去进入清华北大的机会。 所以，从90年代末，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始落地中国，为学生在高中阶段提供了同时对接国内外本科教育的双轨直通车，这就是融合课程的雏形。中国出台合作办学的政策，本质是要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提高我们人才的国际化竞争力，同时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过去20年这个目的在一步步实现。
但从2010年国际教育开始从高中，逐渐向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延伸的过程中，一些学校的课程偏离了国家课程的大纲，缺少对孩子们的身份文化认同感教育。同时国内外课程有很多不同的部分。强行拼凑带来的是课程内容的重复，教学目标及方法，以及考核标准的混乱，造成教学质量也不尽如人意。2019年6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表示，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基于这样的政策大前提下，以及义务教育向高中阶段发展的趋势，课程融合成为国际化学校的生存需要，也是教育消费的差异化需求所在，同时也是真正提高教育质量、提升教学效率的基础。
在疫情背景下，无论是清华复旦这样的国内顶级大学，还是如上海纽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这样的中外合办大学，也开始接受因为疫情而无法出国读书的留学生， 这标志着国内大学正式开启探索多路径的录取模式。
同时，高考的改革，也给各学段的融合课程提供了更多可能。文理不再分科，多地实行“3+3”模式，可以自主选择考试科目；同时力求破除“一考定终身”也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要方向，多地的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选择成绩较高的一次考试成绩计入。
这些都或多或少借鉴了IB,A-Level和AP体系里的选修和一年两次考试机会，择优计分的模式。新的高考评价体系，与以往考试大纲相比，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及全新的评价理念。对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视远大于知识容量的考查，不仅在知识的记忆、理解进行评测，更考查知识的迁移，素养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学生德智体美劳的综合素质检验，也将成为新的评价理念。这样的改革方向，和国际统考的导向是日益趋同， 逐渐缩小国家课程目标和国际课程目标在知识技能上的差异。
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理念的转变、科技的迭代，世界不断改变着形态，中国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相较日新月异的快销、服务及科创行业，教育因其特殊性，在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一直都是以稳健的态度前进，所以每一次蝶变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在困境中带给人类从未有过的关于变革的思考，国际化教育也同样需要把握住这个时机，不断发现自己的边际，打破围墙。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国际化教育应顺时应势，摒弃国际化教育只是为了出国的思维误解，打开全新局面，更多地去承载优资教育内外双循环的需求，实现世界和中国教育的真正接轨。大批留学生回流，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在“一带一路”影响下来到中国学习生活，众多优质海外教育项目加速落地，中国公司纷纷走出国门收购海外教育品牌和校区，线上线下教育多维度结合，这些现象无一不在重新定义着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国际化教育——它优质、开放、多元，面向未来，充满无限可能，也将帮助中国教育真正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和西方教育平等对话，共筑世界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李璞
毕业于牛津大学，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超20年。拥有留学生，家长，国际化学校教师，副校长，和英国顶级私校中国校区创校成员等多重身份的国际化教育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