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爱情，我从江西远嫁湖北，回忆起那十几年的经历，我的心特别痛，除了坚强，别无选择。
我叫王春燕，家住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炉湾村。从小家境贫寒的我，18岁就下学到了福建一家鞋厂打工。在厂里，我认识了同样来打工的湖北浠水县青年程勇（化名）。由于年龄小、远离家乡，身处陌生的环境，孤独、胆怯、落寞，让我常常没有安全感。然而就在那时，程勇给予了我许多关心和帮助。
程勇很会说话，为人热情，在工作和生活上特别照顾我。他父母离异，童年缺少父母的关爱，在艰难困苦中长大成人，经历让人痛心。18岁的我非常单纯，心想如果嫁给他，他一定会很爱很爱我，也会对家庭负责。并且从跟我最初的交往来看，他也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然而我们俩的爱情，却遭到了我父母的反对，他们不愿让我嫁得那么远，生怕将来我会受到委屈。可是为了爱情，为了心中的执念，我不顾亲人反对，于2005年元旦毅然来到了湖北。我父母很伤心，也很生气，此后的5年间，娘家人都没有登过我的家门。
婚后的几年，我和程勇很恩爱，尽管生活不富裕，但日子却过得很甜蜜。2005年中秋节我生下了女儿程思怡，此后我在家带孩子，老公到浠水县城他姑姑的饭店里帮忙做事。记得快过年时，我感到特别孤独，就去县城找他，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哭了。那时候，我对浠水不熟悉，身边也没个亲人，只有他是我唯一的陪伴，因此心里对他特别依恋。
后来他姑姑怕我一个人在家不适应，就主动提出帮我带孩子，让我和程勇一道在她的饭店里打工。那段时间，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2010年时，我再次怀孕，是双胞胎，老公一家别提有多高兴了。
2010年12月4日，我生下了双胞胎儿子思忆和晓忆，老公、姑姑、叔叔和婶婶，都快要把我宠上天了，对我百般呵护，生怕我有一丁点儿不舒服。我天真地以为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女人。然而，就在2年后，我的人生却受到了“无法治愈”的伤害。
2012年，程勇远赴江苏常州打工，一想到他一个人在外面打拼我就特别心疼，生怕他会饿着、冻着或累着。同时，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的我，也常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所以每天都会特别想他。每天晚上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我把对他的思念说给他听，每次在电话里他也说想我、想孩子。
就在离春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大儿子思忆发高烧了，我把女儿和小儿子托付给了叔叔婶婶，就带着思忆去了县医院。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思忆出院了。可回家后的第三天孩子又发烧了，接着我带思忆去了黄石三医院，在那里又住了一个星期。那时候孩子的病情反反复复，让我特别担心，就想着孩子爸爸能早点回来，我们一起把他带去武汉的医院看看。
程勇告诉我说腊月26号天黑之前就能回到家里，可直到正月初七他才回来。在那期间，我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外加孩子反复发烧，我几天几夜没合眼，整个人憔悴不堪，虚弱地躺在床上生无可恋。
程勇回来了，我没有跟他吵闹，因为带孩子去武汉看病才是最当紧的。于是，我强打精神、调整心情，带着孩子来到了武汉儿童医院，结果思忆被检查出患了败血症。住院十几天后，孩子的病情好转，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家的当天晚上，程勇去了浙江打工。
2013年9月，思忆半夜突发高烧，脖子里淋巴肿大，几天不到，就长得从后面看不见耳朵了。我们再次来到武汉儿童医院，孩子最终被诊断为AIK阳性间变大细胞淋巴瘤。孩子持续高烧40度以上，退不下来。我每天都担惊受怕，睡不着觉。药物降不下来温，医生就给思忆枕冰袋降温，看着那么小的孩子长时间枕着冰袋，我很担心冰袋会冻坏孩子的大脑和神经。后来医生会诊，为孩子做了手术，接着便开始了长达10个月的化疗。
出院后，医生说如果能挺过5年，孩子就算彻底痊愈了，并叮嘱我们每两个月要去医院做一次复查。此后，孩子的状况一直很好。不想2018年元旦孩子的脖子又长满了淋巴瘤，复发了。在孩子被推进手术室后，我一个人躲在医院楼梯那里痛哭。不知道怎么办，好迷茫，孩子是不是没有救了？我的世界不能没有孩子啊。我心里在想，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给治疗好。
漫长的治疗又开始了，第一个疗程正赶上过年，一个疗程的时间是20天。我一个人照顾生病的儿子，心里也还担心着家里另外两个孩子的饮食起居。外面是融融的过年气氛，而我们一家人却相隔两地。在我心里，只要孩子能治好，过不过年都没关系，但家里的两个孩子却让我放不下。
又是10个多月的化疗，孩子免疫功能低下，每个疗程都感染。最严重的是第二个疗程，化疗药使孩子口腔溃疡，嘴巴烂得喝水都喝不了。孩子半个月没吃没喝，连下床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心里总是这样想着：“不管有多艰难，只要孩子能健康长大，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不求富贵，只求一家人相守，平平淡淡地生活。”
可不幸还是再次来临，2019年3月，思忆说自己走路腹股疼，头也晕。我拿起体温表给他测量，结果39度。当时我就让孩子脱下裤子，看到他的腹股沟那里长了一个好大的包。我心里害怕极了，马上联系了武汉儿童医院的主任，急急忙忙叫来出租车赶往武汉。
经过各项检查后，孩子复发，又做了手术。漫长的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我的心里一直在颤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为了孩子，我的眼睛都快哭瞎了，好在孩子的三次手术都很成功。这次手术，孩子两个多月没有下地走路，每隔三天要去外科楼换药一次，都是坐轮椅。
为了方便给病重的孩子做饭，我在武汉儿童医院旁边跟病友合租了一间房子，每个月五百块钱租金。思忆化疗期间，孩子爸爸在家照顾另外两个孩子，没法出去工作，这样一来医疗费就成了难题。每次回家，我们两个人为了孩子的医药费都会吵吵闹闹，时间一久，便彼此对对方都失去耐心。2019年7月，他再次跟我提出离婚，我答应了。我什么都没有要，只要了我病重的大儿子，那时孩子还有两个疗程，我跟孩子就拿着两套衣服去了武汉。
远嫁的我在这边没有一个亲戚，跟病中的孩子相依为命。实在没辙，我只能向我娘家人求援，求他们帮忙凑孩子的医疗费。一个人照顾孩子，里里外外，终于坚持把孩子的化疗疗程走完了。孩子复发了两次，需要靶向药治疗，一盒克唑替尼胶囊报销后还需近500元。
这几年我一直陪伴在思忆身边，把精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每次上化疗，孩子的头发都掉得一根不剩。他有时候问我：“妈妈，什么时候我可以长头发？我不想做光头强。”孩子第一次复发时，我就已经是债务缠身。2019年再次听到复发二字，我已经快崩溃了，这高昂的费用我到哪里去凑啊？
孩子服用靶向药，刚开始恶心呕吐得厉害，脸色苍白，我非常担心。在这里没有一个亲人，只有我们母子，什么事情都要我一个人面对，有太多的无助了。我打电话联系武汉儿童医院的主任，主任说这是孩子服用靶向药初步的反应，不要紧。听了主任的话，我心里才慢慢地松了一口气。为了孩子在心灵上能够健康地成长，我总是在他面前伪装成很开心的样子，可内心早已憔悴不堪。
孩子服用靶向药一个月后，熬过了反应期，我便带他回到了浠水，并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还找了一份工作，在我租房子附近找了一家小餐馆做服务员。找工作之前，我跟老板说明我有一个孩子需要照顾，老板同意了。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孩子在家里无聊，就用纸盒做发明。他喜欢看关于电源方面的小视频，同龄的孩子都上学去了，而他一个人在家里，他自己用创作小发明来打发时间。每次他做成功一个东西，他都会跟我讲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开关可以怎么样使用，一边示范给我看，一边讲原理。虽然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都很累，但看到孩子开心的样子，我的心里倒也安慰。
上班时的我，总是满脸笑容地接待每一位客人，不管有时候心情多么压抑，我都会尽心尽力地服务好每一位进店消费的顾客。
为了方便照顾思忆的治疗和跟着前夫生活的两个孩子，我一直都在浠水。那两个孩子虽然我放弃了抚养权，但他们的生活我一直很关心。我上班的时间是早九点到晚九点，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是休息时间，我常会借同事的电动车去4公里以外的学校看另外两个孩子。每次去看他们，两个孩子都有许多的不舍，心情也特别低落。
我告诉他们，妈妈目前没有能力照顾你们姐弟两个，等妈妈有了条件，一定会把你们接到身边。许多的无奈，没办法陪伴，没有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庭，我心里感到无比的痛苦。经常夜深人静时，想着我的过往，想着被迫分居两地的亲骨肉，泪水就不知不觉地浸湿了枕头。
其实我也知道，远方的亲人很担心我，每次跟家人联系我都是报喜不报忧，一直都跟父母说我的辛苦只是暂时的，慢慢地就好了。“你们不用担心我，照顾好你们自己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离婚至今都没有告诉父母，距离这么远，我又这么艰难，没有办法孝敬二老，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操心、为我担忧。
2021年元月6日，我带思忆去武汉儿童医院复查，结果孩子的心脏出现了问题。医生说马上过年了，给我们开了心脏方面的药先服用，等开年再回去做心脏手术。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的痛苦和艰辛，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我常常想，这一辈子，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可眼下，生活窘迫的我，不仅不能为父母尽孝，就连孩子的心脏手术都不知该如何应对。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想到向社会求助。如果可以，我愿用自己的余生去换取孩子的余生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