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女中音歌剧演唱者张雯捷站在了她三十岁的门槛上。她开始了一份全新的工作——通过网络平台向中老年学员讲授美声歌唱技巧。
张雯捷于2019年5月回到中国，带着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证书，以及一张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授予的演唱家文凭。她自述是个不安分的、热爱探索生活的普通人，在音乐的逐梦路上，起步晚，走得坎坷。
不过，凭借勤勉和勇气，在这条被认为越走越窄的险途中，张雯捷坚持下来了。她有一点像歌剧中那个她曾经饰演过的角色卡门，一样倔强不羁，一样热情奔放。如今她享受歌剧舞台，珍惜每一个迟到的角色，而在聚光灯之外，也享受教普通人歌唱。
自述｜张雯捷
文｜吴欣怡
手绘｜李芸茹
排版｜马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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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雯捷，是女中音歌唱者。2012年的夏天，我在意大利的一场歌剧节上看了人生的第一部完整歌剧，《卡门》。我被它的魅力感染了。在那之后，我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我要唱歌剧。
歌剧剧目当中，女中音声部对应的主角很少，配角较多。在我舒适的声域里，我享受我表演过的每一个角色。借着戏剧人物的外壳，我经历了种种生活中体验不到的“人生”。比如，在《卡门》中，我可以恣意扮演那个风骚放荡的吉普赛女郎。女中音有时候需要反串，比如在《玫瑰骑士》当中，我变成一个青春期少年，体会男孩子才有的在面对成熟美丽的女性时初次的性冲动。
歌剧带给我这些有趣又珍贵的体验，使我我无法从中选出一个我最喜爱的角色。
我从小就挺爱唱歌的。90年代末那会儿，我爸赶新潮，爱唱卡拉OK。后来家里添置了功放和VCD机，我就跟着我爸学会了好多流行歌。那时候，我妈工作忙，经常把我带去她上班的厂里，放我一人在一个值班间。那个房间有一面窗子，推开就能看见一大片连绵起伏的瓦背屋顶。我每天打发时间的事，就是站在窗前，面对着一大片屋顶大声地唱歌。
但是我爸妈一直不答应让我学唱歌，他们认为唱歌只能当消遣，不能当饭吃，我应该好好读书学文化课。我几次央求他们给我报声乐班，都被否决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觉得唱歌是我为了逃避上学而找借口。
终于，在念高一的时候，我管我的表姐借了1600块钱。通过校外的广告传单和道听途说的消息，我找到一个教民族唱法的老师——也就是我们每年在电视春晚里能听到的那一种。我给自己报了课。
那时候对声乐上的分类不甚了解，找到老师就以为是靠近了正经路数了。不过，课还没上完，我表姐大概是觉得我还不上钱，就把这事儿向我妈捅破了。
爸妈开始对我的意愿重视起来，他们托朋友联系到了一位姓项的老师，送我去这名老师那儿上课。项老师当时在一所中学教书，又不愿受限于教书。在一个住户密集的社区里他租了间房子，改造成琴房，办简易的音乐培训中心。那里的辅导老师都是兼职授课，主业也都是在校的音乐教师。
在项老师的补习班里，我才真正意义上获得了专业的音乐启蒙。我开始练习钢琴音阶，练习基础发声。也是那时候，家里才买了第一台钢琴。
我平均每周要上两到三节音乐课。下午从学校放学，我妈会等在校门口把我接走，开着车往项老师那儿赶路。我坐在车里囫囵啃一个面包，就当是那一天的晚餐了。
我最早的年龄焦虑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相比那些早早被父母送进师门作琴童、歌童的孩子，我整整晚跑了十多年。但我又感到自己是幸运的，相比在校园里又漫长又迷茫的时光，我是那个抓住了梦想的尾巴的人。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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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进了高三。项老师建议我去参加艺考。
就音乐专业而言，全国最好的两所院校是央音（中央音乐学院）和上音（上海音乐学院）。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央音是代表国家级水准的院校，看重正统的成长道路。而上音则相对“不拘一格”，提供更开放的机会。我的家人、身边的朋友，都没有走音乐这条路的先例，就在一种“不太懂”的情况下，我们选定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剧表演专业。那时候也抱有一种侥幸——音乐剧的声乐部分可以接受偏通俗的唱法，我还有时间补上这一课。
项老师鼓励我，说像我一样半路出家去冲刺艺考的学生不在少数，拼一把不是没有希望。在她的介绍下，爸妈给我报名了一个专门应对上音校考的集训班。
上音的音乐剧专业校考有钢琴、声乐、舞蹈、表演，四门测试。那个集训班就设置了针对这四门测试的课程，分别在校专业老师来上课。基本上，要想通往音乐学府，这一类的集训班是必须要搭上的一趟快车。就这样，我从我上学的高中请了假，在上海开始了为期9个月的沪漂生活。陪同我一起沪漂的是我的奶奶，在上海照顾我的日常生活。
初到上海，我很快活，每天挤着地铁满心期待地去上课。那份体验，让我至今都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虽说是集训班，但是它并不像有真正意义上的“班级”概念，声乐和钢琴都是“一对一”形式授课，只有舞蹈和表演课，大家会碰到一起。所谓同学之间，都是明确的竞争关系。大家都在往通往金字塔尖的那条路上向上跑，为自己的前途挣着一口气。
同期的集训班里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同龄人，各有所长。我也逐渐意识到，和那些打小学艺术，甚至父母这辈就是艺术家庭的孩子比起来，我落后的不仅仅是起跑线和童子功。那些能力成熟的学员，更加富于自信，足够丰富的舞台经验让他们看上去更气定神闲。他们同时也都彬彬有礼，通达世故，独立性很强，也有更好的情绪调解能力。
可头几堂声乐课，我不明事理，是嚼着泡泡堂进琴房的。也许因为这样，老师没有重视我，吃了大亏。再加上我基础差，我被老师骂了好几回。我知道自己不是来混时间的，大哭一场之后，才痛定思痛，重新投入奋斗。
同期的学生里，有现在已经成名的陈学冬。因为是同乡，所以我们对他印象比较深刻。我爸妈觉得，和他如今在荧幕里的少年气相反，他在当时还未成年，就已经显得非常淡定沉着。正式考试那天，几乎所有考生都有父母亲陪同，只有陈学冬只身一人去考试。有一场，他甚至忘记带身份证，一个人回家取。就在我妈替他捏一把汗，正着急要给他拨电话时，他才不慌不忙地出现了。
而我的状态就稚气多了，我总是被巨大的压力包裹。用我爸的话来说，那天我紧张得连路都不会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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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胖，亲爸亲妈都嫌弃的那一种。青春期体重最重的那会儿有130多斤。
才上初中的时候我爸就开始督促我减肥。他带我去游泳。每回从水里爬上来，我的肚子总会饿得咕噜响，我爸心疼，就拉着我去吃一大碗面。就这样，减了好多年，我越减越肥了。
在有了明确的艺考目标后，形象管理也被我纳入了努力的范畴。毕竟，很难有人会接受一个太胖的女演员出现在舞台上面。
备考那会儿我每天5点半起床，绕着住所外围的小道慢跑一个小时，之后再去上早课。通常音乐课会被安排在白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要在舞蹈房练舞，体能消耗很大。我每天吃很少的东西，我的奶奶为了我，不得不学做一些高蛋白低热量的食物。上海这样的大世界，有那么多美食在吸引我，整大半年的时间，我都忍住了，只在快要离开它的时候，才饱饱地美餐了几顿。
咬牙一直坚持到艺考那天，我总共瘦了30斤。
可我的体重至今仍然停留在较大的基数上。也许是遗传又或是体质原因，我很容易发胖。幸运的是，相比以前我已经找到了科学的运动方法。
有规律的健身是我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中养成的。那时候课业任务很重，压力大，我一度体力透支，身体很虚弱，经常感冒发烧。可在美国，上医院看病对学生党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健身的初衷是增强体质和排解压力，我开始每天挤一点时间去跑步，后来也做力量训练。因为舍不得花钱请私教，我借着网上搜罗来的各种视频学会了训练要领。同时，我也掌握了一些适用于增肌的健康食谱。
算起来，时至今年我的运动习惯已经养成四年了。现在，我很享受每天的力量训练，会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我也会间歇性地做一次轻断食或减脂计划。
虽然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掌控，但我还是不能彻底摆脱体重焦虑和外貌焦虑。因为，在网络平台上授课需要上镜，体态样貌意味着印象分。我不得不接受他人的审美评判。逛街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女装服饰的尺码对像我一样的大体重女孩儿都不友好，除了欧美系的快消品牌，我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这些都令我苦恼。
因此，我在朋友圈里展示的那些，看起来刻苦励志的健身打卡，其实也掺杂着几分无奈和苦涩。我现在尽量不对自己太苛刻，不会再用电子秤计较每天摄入的热量了。我希望运动不是为了自我较劲，而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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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上音的校考，我落榜了。放榜那天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家，开始爆哭，并且暴饮暴食。
我最终上了一所师范大学，学的艺术教育专业。但那次艺考，是我的人生第一次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最后以失败告终。那种痛感伴随着我报复性的进食和发胖，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大一结束，我才从负面的情绪中走出来。
大二的暑假，我跟随游学夏令营去了意大利，在Viterbo参加一个歌剧节。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歌剧表演。我被那场《卡门》震撼了，台上的女演员名字叫Anita, 她是一名很厉害的女中音歌唱家。后来在美国的时候，我也看了一场她的演出。我是通过声音辨认出她来的，我很确信，就是这个声音，让曾经意志消沉的我彻底着迷于歌剧。
我振作了起来。我感到在唱歌这件事上，我还有机会。
歌剧艺术源于西方文化背景，借那次夏令营，我游玩了欧洲许多城市，被那里浓厚的艺术氛围感染了。从那以后，我很渴望留学。尽管国内有相当水平的声乐教学，但我确信，想要了解正统的歌剧，想要真正学好一门声音艺术，还是得出去看看。
我高中时候落下很多文化课，最要命的是，英语基础差，大一时连“四级”都考不过。但在下定留学的决心之后，我开始潜心准备“托福”。那时候念的是师范院校，课程设置里有很多教育学、教师技能类科目，真正的声乐课，平均每半个月才能有一节。我在课外找到辅导老师重新训练嗓子，意图补上长年落下别人一大截的声乐功底。
我留学的决定，让我妈又重新紧张了起来。她原本以为，我未来能顺当地走出师范大学，凭着毕业文聘和教师资格证谋一份安稳的教职。而这个关于大洋彼岸的决定，则远远超出了她的“掌控”。她特地从家乡赶到我上大学的城市。
父母这辈人，拼命创造着好的生活条件，希望把我们保护在他们已有把握的轨迹中，不要越轨，不要磕碰。可是我执意选择的这条路，对我父母来讲，太陌生了，他们诚惶诚恐，不得不一路依仗他人的指导和判断。
可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有许许多多的声音在评定我说，“你的专业能力太普通了”，“你的嗓音条件太差了”，“你不适合”。也不乏有嘲笑：“高中才开始学声乐，想当歌唱家，怎么可能呢？”
很多人都说，声乐这条路，终归会越走越窄的。真正成为歌唱家或演员的人在少数，若能谋得一份教职继续从事相关的工作已数幸事。我的大学同学中，有大部分人已经改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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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以后，我还是去考了教师编制，在杭州江干区的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也许是赌气，但想得更多的是，我要靠自己在这座城市立足，证明自己的独立性。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大半年。
我当时要上六个年级的音乐课，每个星期都要上满二十四课时。小学音乐课有固定的教材，要照本宣科，每堂课要拢住至少四十个孩子。那阵子我又疲惫又焦灼。我害怕伤了嗓子，我以后还想在舞台上唱歌。
幸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小群老师。陈老师确定了我属于女中音，并且从头开始帮我建立歌唱的状态。这个迟来的“女中音”的定位，让我重新获得了信心和努力的方向。在此后的留学生涯中，我也遇到了优秀的女中音歌唱家导师及导师Mignon Dunn和Barbara Dever女士。她们教给我受益终身的歌唱方法论。
就这样，大学毕业后有近乎一年的时间，我都过着忙碌的两地生活——一面在杭州的学校任教职，一面又在每个周末坐着动车赶往上海补声乐课。我坎坷的逐梦之路也终于在这一年峰回路转了——我通过了托福考试，后又一个人飞去美国参加专业面试。最终，我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书。
我选择了曼哈顿音乐学院，在飞往纽约那趟幸福的航班上，终于感到得偿所愿。只是我的母亲，因为我弃掉了一只铁饭碗，她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恍恍惚惚，好不容易才缓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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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我的妈妈老了。过去是那样风风火火、似乎能摆平一切的一个人，现在，有很多事情，她已经搞不定了。比如，她想不通我现在正在做的网授音乐课，究竟算不算是个前途。因此，她只能每天在电话的另一头不停地唠叨我。
说实话，走上音乐这条路的，若不是父母在经济上帮衬，基本上很难走得长远。大部分人在三十岁依然无法实现经济独立，更无法让前期的投入回本。在我念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有70%的亚洲面孔，这其中，中国人和韩国人占到多数。学音乐的花费很高，若不是获得奖学金，每个学期都将有一大笔的开销。而多数的美国的家庭，一般在孩子成年后就鼓励他们独立生活，不会再供着他们。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在纽约四年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是我实现“精神断奶”的绝佳契机。隔着重洋，父母帮不了我了，我必须独自扛住压力，直面现实，把自己的路趟下去。
留学生活其实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般光鲜亮丽。我觉得自己真的尤其吃力，常常要花双倍于他人的时间和精力去追赶学习进度。我的课程涵盖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音乐史、作曲家及其作品，我不仅要学会各种风格的发声技巧，而且要严谨地掌握各种语言的发音。
读研期间，我的每一天是从早晨7点开始的。我要赶早去做开声和练习，一直到9点或10点，开始当天的早课。午餐常常只有啃一片披萨的时间，因为我要在下午的课程开始之前，抓紧和同组的同学排练戏剧。每天的行程一直排到晚上九点，是常有的事。
课余，我们还要抓住剧团或表演项目的面试机会，去争取表演角色。在纽约最惨的一天，是我租住的公寓出了问题，我带着所有的家当出门，要找个新的住所。冬天的纽约，我就这样拖着一只大行李箱在风雪交加的街头跋涉。我感冒了，又不得不得奔赴马上就要开始的一场角色面试。
半道出家以及专业功底薄弱的压力，依旧无时无刻地围绕着我——每当我面对考官审视的时候，每当我站在舞台上被灯光打亮的时候，我总是被一种紧张感和遗憾仅仅地包围着。那种感受常常使我无法专注地歌唱，我总是从脑海中分裂出另一个我，不断贬斥自己的每一句唱词。我也总是止不住地想，要是我更有经验和更有勇气就好了，那样的话，也许此刻我就不会如此怯场了。
每当这样想的时候，我的自信心就一再地萎缩。最糟糕的一次是，我彻底唱砸了。演出结束，按礼数，所有演员都要上台谢幕，而我却不敢重新面对观众，在幕布垂下的那一刻，就跑去后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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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叫陈佩鑫的前辈帮了我。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歌剧演员，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工作。得知我的畏难状况后，他无偿给我上声乐课，调整我能力中的薄弱环节，也帮助我校正站上舞台和面对观众时的心态。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美国继续攻读演唱家文凭。我一直有在做兼职工作，想挣点生活费，给家里减轻负担。我把辅导少儿声乐和钢琴课攒起来的钱拿给这个兄长当作为我的学费，却被他拒绝了。
现在，除了尝试网授声乐课之外，我也会在线下上面授课程。面授课的学生里有中学生也有年纪较小的孩子。我很喜欢面授课的体验，不认为这种形式会被互联网完全替代。因为，只有在真实的面对面的情境中，我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了解才会更多。
我能更清晰地看到每一个人的个性——闪光点、弱点或者怯懦，这样我才能更好地帮到他们。我会把积累的方法论和心路历程，我获得的启发和帮助，都分享给我的学生。相对来说，那种为考试功利目的而设置收费昂贵的课程，我想我办不到。
其实也有很多人问我，这一路上投入如此成本，付出艰辛，如今背着“海归”的标签又重新做回一个声乐老师，这会不会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降维”呢？我不觉得，我很享受教普通人唱歌。
我遇到过一个孩子，她和我小的时候一样倔，喜欢唱歌，练歌时用力过猛，伤到嗓子了。我通过讲授正确的她发声技巧，帮着她把嗓子渐渐调养回来了。她不必再走弯路了。
我有一个想法，希望未来我有能力为儿童排演音乐剧，让孩子享受戏剧，享受音乐。我很喜欢孩子。也许这对我自己的童年也是一种慰藉。
*文章由小鹿角音乐人经受访者口述如实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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