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学者，尤精于历史地理、人口史等领域。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等。
作为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等方面的专家，除了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以外，葛剑雄还是关注社会、关注公共领域的人文学者。他敢言、直言，提的建议总是冒着热气，不空、不泛。葛剑雄始终以知识分子的担当关照现实，他对学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便是——不做书呆子，不做伪君子。
“什么叫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命运，且有一定学历的人，才能称得上知识分子。如果仅仅是做好自己的研究或本职工作，只能称为‘专业人士’。我强调不能做书呆子，是因为只具备专业知识而不了解实际情况，就随便对社会发言，是不负责任的。而伪君子，是指那些迎合主流、迎合现实需要，却不考虑所言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行性，更不考虑自己准备为此做些什么的人。他们总是希望抢占道德高地，但实际上只是用道德绑架别人，而从不要求自己。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人，如果存在这两种倾向，不仅会危害社会，也会导致他们自己的双重人格。当然，我提出这句话，不是为了批评别人，而是为了共勉，包括我自己。”葛剑雄说。
以丰富的阅历为人生打底
《教育家》：在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之前，您曾在上海市古田中学任教十余年，那段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葛剑雄：
1964年我高中毕业，因病未能参加高考。当时国家师资短缺，上海教育学院与各区教育局合办了一个师资培训班，所以1964~1965年我就留在高中时就读的市北中学接受培训。1965年8月，我被正式分配到古田中学任英语教师。
刚参加工作，我想一心一意做好英语教师，所以考取了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每星期有两个晚上要去上课。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再复课后，我的工作除了上课以外，还要管理全校学生，相当于现在的教导处工作。后来恢复团组织，学校又让我任团委书记。那几年的主要工作已经不是教学，而是学生管理。当时，不少学生犯错误甚至犯罪，有学生被抓进去，学校要派人协作办案。所以，后来有三年的时间我基本是在公检法部门协助工作，去监狱、劳改农场、机关、农村做调查，几乎跑了大半个中国，让我比一般教师有更多机会深入了解社会。另外，当时强调学校要与社会接轨，我要带学生下乡、下工厂等，这个过程中，要与派出所民警、里弄主任和各种家长打交道，让我比一般教师接触更多人，积淀了一般教师所没有的特殊经历和经验。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阅读了大量书籍。当时，国际上一些政治、地理、历史方面的书籍被翻译出来在内部发行，供干部们学习，我们学校也配备了这些书。丘吉尔、李光耀等名人传记和回忆录，《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兴衰史》，以及各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我几乎把能读的都读了。后来，“批林批孔”“评法反儒”运动开展，我又趁机把孔子的书籍系统地读了一遍，还有《韩非子》《荀子》以及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
此外，那段时间有关领导经常让我帮忙起草文章，锻炼了我以各种不同身份写文章的能力，还一度差点进了上海的写作班子。从事研究以后我才发现，这对我理解史料所记录的社会实际、人性的本质，以及文字背后的内容，大有裨益。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研究历史、人文、社会、科学是会有一定障碍的。
总之，那段涉猎广泛的奇特经历，使我受益匪浅。研究生毕业后我一直教书，没做过行政工作，后来之所以能够胜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等行政管理工作，主要得益于年轻时积累下来的经验。
以坚实的脚步丈量文化时空
《教育家》：从南极洲到北极点，从“非洲之王”乞力马扎罗山到“世界屋脊的屋脊”青藏阿里。您的学术考察、社会活动以及个人旅游足迹遍布世界七大洲数十个国家。这对您的研究和教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给您带来了哪些思考？
葛剑雄：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凡是我没到过的地方，我都愿意去。已经到过的地方，如果有新的机会，我还是愿意去，因为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同时，我体会到，带着明确的目的性去某地进行专题考察，固然重要且必要，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也非常有意义。因为很多时候你设定的目标并不一定能够顺利达成，反而可能在无意间碰到想要的。旅程中我不会把精力放在游山玩水上，而是希望借旅行进行深入了解，就连坐火车、汽车，我都争取坐靠窗位置，尽可能多地去观察沿途的风土人情，或者听周围旅客在议论什么。
对一个地方、一种文化的了解，需要有自身的体验，你会发现不少书本上没有记录的东西，或者一些书本上的记录甚至是名家的记录往往并不真正符合事实。比如在南极，即使暴风雪持续肆虐，不得不整天在房间里望着窗外的惊涛骇浪，我也以一名历史地理学者的本能，纵览古今，思考着：为什么发达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不出杰出的科学家和探险家？为什么中国直到17世纪才出了一位地理学家和考察家徐霞客？为什么200多年前的中国对南极一无所知？为什么南极地图上遍布西方人命名的地名？中国人将怎样面对未来的海洋和未来的南极？……这些问题，我并没有完全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不能重演，未来可以选择。
《教育家》：近来您在忙些什么？
葛剑雄：
疫情原因，2020年前几个月都没办法出门。
5月开始，“报复性活动”来了，就像“报复性消费”一样，没开的会赶紧开，没上的课抓紧补。2020年我出版了新作《黄河与中华文明》，该书入选“2020影响力图书·年度书单”。
此外，还行走了一些地方。比如稻城亚丁，虽然当天下着大雪，但我们也到了海拔4600多米的山上。2005年，我曾带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几位学员参加过第一次“挑战戈壁”，被称为“戈一”的元老。2020年已是“戈十五”，这项活动现已成为全球知名商学院的一项重要赛事活动。2020年10月，我作为带队教师，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一批EMBA学员去戈壁开班，四天里上了三门课，其中一门是徒步后的晚上在戈壁帐篷里上的。我还与学员们一起徒步34公里，我向大家承诺，只要走得动，会跟大家一直走到80岁。2020年年底，我还走了一趟滇藏线，这期间在海拔4200米的米堆冰川冰面上来回走了6公里。
以冷静的思考看待“历史热”
《教育家》：您曾表示：“要引导青少年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学，这样历史课才能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往往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真理，一个为人的准则，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但现在，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历史老师，认为学历史就是靠死记硬背，记住一些事件、人物、时间等。您认为历史学习主要培养的是学生哪方面的能力和素养？
葛剑雄：
历史教育主要是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从理论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和唯物史观。从实践上来说，有几条主线，比如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怎样和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学历史？首先要明白，历史实际上是后人对前人前事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这个传统从孔子编《春秋》就开始了。所以，学校历史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历史的叙述来加强主流价值观念，全世界都如此，这无可厚非。当然，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老师应该采用便于他们接受的方法。比如：低年级更多是通过故事，以生动的教法讲给学生；高年级则可以让他们自己去搜集有关材料，捋出历史脉络或分析某一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结果。
在历史学习中，记忆不是不需要，但只记基本内容就可以，比如重大历史事件的次序，有利于理解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小时候学历史，老师要求背年表，但现在记具体年份的意义已经不大，因为如今网络检索很容易，我们的历史教学也应该与时俱进。真正的历史问题考的是思维，往往没有标准答案，这需要靠平时积累的历史知识和地理概念来解决。
《教育家》：有人认为通过一些游戏、小说、电视剧来了解历史，更容易使孩子对历史产生兴趣。对此您怎么看？
葛剑雄：
近来，出现了故事热、戏说热，编得越离奇荒诞越能够吸引青少年。我们不能让孩子们误以为那些“神界”故事就是历史。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分析当前所谓的“历史热”，不要在“历史热”面前自作多情、盲目乐观。以前，一些家长、教师批评电子游戏“王者荣耀”，说里面把荆轲变成女性，把华佗改为下毒师。这样的批评本来很正常，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吃惊——
“要是这样的话，今后我们的孩子还怎么学历史？”难道学历史只能通过游戏吗？难道玩游戏的目的是学历史？这些家长和教师自己是怎么学习历史的呢？所以我在一篇评论文章最后写了一句话：“一个民族不重视历史是可悲的，但一个民族通过玩游戏来学历史，那不是更可悲吗？”
学历史还得通过历史书，不能靠游戏、小说、电视剧。历史教学固然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在历史价值观方面坚决不能妥协，不能放任自流。包括我接受邀请担任“王者荣耀”的学术顾问，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关游戏宣扬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要坚决避免凶杀、血腥、反人类的行为；二是要求他们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以深切的忧思看中国教育
《教育家》：您提出社会不应过度干预教育，“要尊重教育规律，允许学校、教师在不违背法律和教育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这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如何突破？
葛剑雄：
教育之外的人既不了解教育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对教育方针的深刻领会，却对教育指手画脚，动辄就讲民国的教育什么样、美国的教育什么样。即使有些批评是好意，但不了解具体情况、不基于实际的建议也是无益的。我认为，学校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的教育方针，其具体做法不应被过度干预，而应该尊重教育的规律、尊重校长、尊重教师。
举个例子，我现在指导的四位博士生中，有三位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还有一位获得了提名，这至少在复旦大学是创了最高纪录的。但其中有两位博士生根本不是从名校出来的，而是毕业于很普通的学校，甚至有一位在报考时所有专业课都不及格。但经过了解，我知道他不及格是因为没有学过而并非不努力，深入交谈后我感到他是个很有潜力的学生。所以我就给学校打报告，通过特招权把这个学生招了进来，他也果然不负所望，写出了不少好论文。但试想，如果学校不给我特招权，那么就只能与这样的人才擦肩而过了。
其实，无论从行政角度还是从教师的角度，“一刀切”都是最容易的，但对学生却是最不利的。人与人差别很大，教育，特别是到高年级以后，一定要针对学生的特点进行。同时，学校要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也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做法，世界上很多名校都有自己严格的、特殊的校规。
《教育家》：您强调：“要使青年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不同的教育阶段都有陷入内卷化竞争的危险，在教育竞争愈加激烈的大环境下，您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牛鼻子”在哪里？
葛剑雄：
我们的家长大都希望把孩子培养成精英，几乎没有家长希望把孩子培养成普通劳动者，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甚至早教阶段。我大胆地预测，如果这样的竞争不终止，那么下一步必定会出现胎教竞争，再下一步就是基因的竞争。
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不惜高价购买学区房。现在大多数中国家庭用于教育的投资已经占到第一位，但实际上，把培养精英的方法普及到每一个人，对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一个社会里，能成为精英的绝对是少数。我总认为，一个人将来成功与否，第一取决于天赋，第二是社会机遇，第三才是个人的努力。
但问题在于家长们看不到上大学以外有更好的出路。一次，我坐出租车，问司机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日子倒没有什么，最头疼的就是孩子考大学。我问孩子成绩怎么样，他说：“不好啊，但不上大学能有什么出路呢？”
从社会角度而言，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保证每个公民能够确实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各行各业都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如果做到这一点，再要求大部分家庭选择让孩子做个普通劳动者才是现实的。
另外，我建议教育部把民办教育完全放开，以此来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多元需求。只要管住政治方向，确保所开课程和所用教材是国家规定的，教育质量评估是合格的，价格不欺诈，其他都无须干涉。
中国的教育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学校、校长、老师和家长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这件事，如果大家合力办好，国家和个人都会大大受益。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不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单独要求学校将教育办好是不可能的。
— END —
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1年2月刊第2期，原标题《以知识分子的担当关照现实》
作者 | 本刊记者 李香玉
设计 | 九月九
统筹 | 周彩丽